敦煌的诗与诗的敦煌

2014/9/7    热度：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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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周绍良先生担任学术顾问，著名敦煌文学研究专家张锡厚先生主编，伏俊琏、汪泛舟、刘维礼、刘琦等任副主编的《全敦煌诗》，皇皇二十巨册，凡九百万字，在经历八年的编辑加工之后，终于由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实属可喜可贺。该书装帧典雅，印制精美，在近年的出版 物中，可谓上乘。在我，更是喜出望外。

　　这里特别强调“在我”二字，是因为，我与这套书的出版，多少还有点缘分。2003年的某一天，张锡厚先生找到我，说他主编的《全敦煌诗》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全书数百多万字，出版社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希望院里能给予一点出版资助。他的意思，推荐书就由我来写。锡厚先生是前辈学者，在敦煌文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他的著作要由我这个后学外行来写推荐意见，叫我颇感惶恐。但是张先生的态度很明确，认为我来写最为合适。我后来想，他可能认为我在杭州大学师从敦煌学前辈姜亮夫先生，我的同学也有好几个从事敦煌学研究，因此，对于敦煌学可能不会太陌生。当然我有自知之明，虽然常年关注敦煌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但终究只是外行人的看热闹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时常就敦煌学方面的问题向张先生请教，而锡厚先生对我也多所奖掖，每当新著出版，总要题字赠送；他的研究生论文答辩，也邀我参加。因此，对于他的为人和学术成就，我可能还是比较了解的。既然张先生如此器重，我便没有任何理由推托了。于是，我用了好多天才把一大摞书稿校样浏览一过，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的推荐意见是这样写的：

　　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作为二十世纪一项重要学术积累，为新世纪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学术的发展和文学史料的不断发现，文学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也面临着如何推陈出新的机遇与挑战。我认为，新世纪文学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方面的最重要工作就是充分吸收以往的学术成果，并根据新时代的特点和要求，汇总集成，编为定本。张锡厚先生的《全敦煌诗》就是这样一部集大成性质的史料汇编考订的著作。它的特点正如本书前言所说，一是全面彻底地普查和收集敦煌遗书全部诗歌作品，并重新勘校已经结集面世的整理研究成果；二是为读者提供准确翔实而又接近敦煌本原貌的学术信息；三是新编作者小传。汇总作品、求全责备是对这类总集的基本要求。这项工作需要积以时日，费以心力，十分繁难，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认为，更繁难的工作还是汇集众家校勘成果并断以己意。本书的最主要特色即表现在这个方面。每一篇作品后面附以详尽的校记，原卷异同，后人校订，原原本本，勘对排比。这样，一编在手，便对各个不同卷子的相关内容一览无余，而且后人的研究成果也尽收眼底。为了方便读者复核原卷，本书又选择较好的卷子附在相关作品之后。这样做，当然增加了编者和出版者的工作量和印刷成本，但是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却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增加了本书的学术含量。这是最值得称道的工作。此外，编写作者小传，看似容易，其实最见功力。本书收录四千多首诗，涉及到众多作者，其中有许多名不见经传，也有一些卷子的作者出现误题现象，所有这些，都需要细心考辩，并根据全书的体例加以科学的编排。这就需要一定的学术功力。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本书较高的学术价值。作为一个读者，我从这部书中学到很多东西，也希望更多的学界同仁能从中受益。尽管我在敦煌学方面的知识非常有限，但是从切身感受出发，还是很愿意向读者热情推荐这部著作。非常实用、又具有相当学术价值，这便是我推荐出版的最主要理由。当然，这类著作，读者面可能不一定很宽，出版社提出资助请求也在情理之中，希望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予以考虑，并批准资助为盼。

　　可惜的是，我的才识学力和文字功夫都不到位，没有能力把这部书的学术价值充分展现出来，因而不能有效地打动各位评委。因此，结果也只能是象征性地资助了几万元而已。数百多万字的大书，才给两三万元的出版资助，在我看来，就像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然而，这确实是无可奈何的事，也不能完全由我个人负责。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就是把全所的出版资助都投放到这部书中，也还是不够。我知道，这种结果叫双方都很为难，就再也不好意思去追问这部书的最终命运了。但我心里清楚，结果是明摆着的，谁还肯花血本出版这样一部没有经济效益的学术著作呢？去年，张锡厚先生突患重病，我们去医院看望他，私下很想询问《全敦煌诗》的后续情况，又怕他心里难受，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回来的路上，我心里还在悲观地想，张先生一走，《全敦煌诗》恐怕也就随之付诸东流了，不禁扼腕叹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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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想到的是，四年后的今天，在作家出版社的不懈努力下，这部大书竟奇迹般地问世，而且装帧品位如此之高，印刷质量如此之好，这怎能不叫我喜出望外呢？主其事的王炘先生并没有向我细说出版这套书的艰辛过程，但是，当他把书放在我面前的时候，他所付出的心血、他所得到喜悦以及广大读者从这部书所得到教益，蓦然间都浮现在眼前，好像一切都在不言之中了。摩挲再三，反复吟咏，我们在对作家出版社表示感激之余，很自然地又想到了张锡厚先生，他生前未能看到倾注其毕生心血的成果问世，确实叫人感到遗憾。

　　不过又一想，张先生还是应当感到欣慰的，他所主持的这套功在当代、泽被后世的《全敦煌诗》终究还是出版了，而且无疑会在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留下重要的印记。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这需要更多的专家来讨论，更需要时间来印证。就我粗粗披览之余的感受而言，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一部《全敦煌诗》，向我们展现的，是一个生动形象、生机勃勃的诗的敦煌。

　　敦煌本身就具有诗的色彩。

　　它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河西走廊的前沿哨所。我们知道，河西走廊的北边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南边是连绵起伏的祁连山，惟有河西走廊是一马平川，东起西汉核心地区，西接西域门户，同时又南“接陇、蜀”，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通道之一。这里水草丰茂，气候宜人，又有塞外江南之美誉。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长期以来，一直为匈奴所占据。他们在获取丰富的给养同时，又与西羌联手，不断地骚扰中原。想当年，秦始皇曾派蒙恬统帅三十万大军设防戍边，还将原来秦、赵、燕北边境的长城连接起来，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丹东)，绵延万里。尽管如此兴师动众，却并没有遏制住匈奴向内地扩张的野心和实力。

　　敦煌的开发又是由具有诗人气质的汉武帝所完成。

　　一个强大的王朝，要想保持中原枢纽的优势，就必须控制四周局势，而对于汉天子而言，控制河西走廊尤其重要。这条走廊集战略、贸易、信道为一体，直接关系国运的兴衰。在经历了几代人卧薪尝胆的磨砺后，具有诗人气质的汉武帝决定选择军事手段解决这个政治问题。经过三十多年的经营，河西四郡终于贯通，凿空了通往西域的坦途，其政治经济及军事上的意义自不必说，就其文化意义而言，正是通过河西走廊，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武帝以后，西部地区逐渐云集了大批的文人学者，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创造着灿烂的西域文明，汉唐时期，这里也就成为了当时文化版图上最具特色的区域之一。从此，敦煌蒙上了浓郁的诗情画意。

　　西域的轻歌曼舞，敦煌的绝世壁画，还有数以万计的卷轴，都令世人震撼，一时间成为国际显学。这些，我们通过不同的渠道，都有所接触，有所感悟。而诗呢？敦煌的诗，有近五千首，除部分摘自传世经典(如《诗经》、《文选》、《玉台新咏》)外，更多的，是当时、当地的无名文人的创作，既有传统的五言格律，也有大量的词曲，还有很多介于诗文之间的韵文。那些文人墨客、高僧大德，云集西北，俯仰宇宙；大漠戈壁，时时回荡着诗的旋律，常常洋溢着诗的激情。这种情形一直延续了数百年。后来，不知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重要变故，这些旋律和激情，骤然间就被封存起来；这一封，就是千年，不为世人所知。

　　然而，诗的敦煌终究不会被埋没。

　　近百年来，经过众多专家学者的艰辛工作，敦煌逐渐揭去她神秘的外纱，很多名不见经传的诗篇，也迅速播于众口，流于世间，再一次散发出浓浓的才情和诗意，为中国诗歌发展史平添了丰富多彩的艳丽篇章。当我们吟诵这些诗篇的时候，不该忘记那些常年在青灯黄卷间默默奉献的无数敦煌研究工作者，这当然也包括刚刚去世的张锡厚先生。正是他们的数十年如一日的艰辛工作，我们今天才得以享受其成果。《全敦煌诗》汇集了历代研究的重要成果，因此，它实际上也凝聚了无数敦煌学研究工作者的心血。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所展现的，就不仅仅是诗的敦煌，更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热爱祖国文化的美丽心灵。

　　我迄今还没有去过敦煌，而敦煌留给我的永远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梦境。感谢《全敦煌诗》的出版，她又为我拓宽了想象的空间，唤醒我那么多珍贵的记忆。

　　《全敦煌诗》（20册），张锡厚主编，作家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138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