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朴老和各位高僧大德的积极努力下，在党政各有关领导部门和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北京先后恢复了广济寺（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法源寺（中国佛学院所在地）、佛牙塔、广化寺（北京市佛教协会所在地）、雍和宫、西黄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所在地）、通教寺等等一批佛教寺院。对保护佛教文物，弘扬佛教文化，落实宗教政策，满足佛教徒的朝拜需求，开展海外联谊，进行友好交流，宣传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扩大首都北京的对外影响，均起了重大作用，取得了很好效果。

赵朴老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为进一步做好佛教文物的保护，佛教文化的弘扬和宗教政策的落实，不但对上述寺院的恢复给予了很大关怀，付出了很大努力，还对首都其它寺院的政策落实做了大量艰苦工作。比如，为尽快修复云居寺，保护好14000多块石经板，赵朴老不顾年高事繁，他不仅担任了该寺修复委员会名誉主任、题写云居寺大殿匾额、撰写《修复云居寺颂》、为该寺纪录片——《国之重宝》题写片名，还亲自上山考察、帮助制定修复计划、向海内外化缘筹资数百万元人民币（个人还捐助人民币10万元）等等，为云居寺的修复做了大量工作。又如，赵朴老为佛教文化的弘扬和宗教政策的落实，他曾多次提出并向上写报告，政协会议写提议案等等不同形式，要求呼吁把北京的戒台寺、潭柘寺、灵光寺（该寺目前只把佛牙塔所在的一小部分归佛教管理，其它大部分仍归八大处公园管理处管理）、柏林寺（在雍和宫东侧三百米处）等佛教寺院作宗教活动场所恢复归佛教界管理。朴老为恢复潭柘寺、戒台寺，不仅接二连三地向上反映、呼吁奔走，还于1994年8月为潭柘寺题写了楹联：“身依戒坛，心依净土；先有潭柘，后有幽卅”。同日还为戒台寺题写了楹联：“千年宝树金绳，戒香梵钵；四望松风水月，仙露明珠。”尤其是对柏林寺归还佛教界，更付出了巨大努力。该寺解放初期还住有僧人，后某单位借用存放图书。此单位图书馆建成、图书搬走后，朴老同北京市商量拟把该寺收回作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或把中国佛学院迁于此，以使该寺、雍和宫和国子监（雍和宫西侧三百米处）连成一体，形成一宏伟的民族文化和佛教文化圈，这对保护国家文物，弘扬民族文化，充分发挥这一地带的作用，扩大该地区的影响，均有重要意义。为解决柏林寺的问题，赵朴老曾先后给时任文化部部长王蒙同志（1987年12月3日）、总理李鹏同志（1988年1月29日）、统战部部长闫明复同志（1988年4月8日）、国务院领导文涛同志（1988年4月8日）、宣传部部长丁关根同志（1994年3月3日）等等领导写信，要求恢复柏林寺问题。

赵朴老为催促办理此事，曾先后给我和其他会领导写条子有40次之多。如，朴老在1995年5月2日的一张条子中写到：“刀、游、肖、倪、申诸公：柏林寺的事，务请你们诸位继续交涉收回，指定专人负责，如需再写信给丁关根同志或别人，可考虑写信。”同年5月3日，又在给我的一张条子上写到：“倪强同志：柏林寺五十年代时有僧人居住，后因堆放‘龙藏’被北京图书馆借用，现在北图已迁出，而文化部占用不还，我会必须争取收回”、“必须列为我会重要工作日程。务请不断努力”、“为盼，为讬！”后在“不断”二字下方重重地划了两圈儿。不仅如此，又傍注“不断是无有时断之意。”1996年10月22日的一张条子上写到：“刀、游、肖、倪、申、张同志：我认为，柏林寺我们必须力争收回。有了柏林寺，我们才有文教事业的基地。所以，我不惮再三地烦劳诸位，务望指定得力干部负责此事，不可放松”等等。赵朴老这一张张措词明确果断的条子，看出他为恢复北京地区佛教寺院的坚决态度和急切心情，令人感佩！但由于种种客观复杂的原因，柏林寺至今尚未归还佛教界。

赵朴老对北京市佛协领导班子的建设和工作，也给予了很大支持和关怀。在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佛教协会恢复成立时，朴老不但高兴地为“北京市佛教协会”题写了会牌，还支持、同意请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广济寺方丈的正果法师，兼任北京市佛教协会会长，有力地开展了北京市的佛教工作。在1999年，赵朴老根据北京市佛协领导人紧缺的情况，又支持、同意请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传印法师，兼任北京市佛教协会会长，有力地推动了北京市的佛协工作。

朴老对市佛协工作支持和关心是多方面的。据我所知，凡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组织的较大佛事活动、召开的较大会议，赵朴老都尽量请北京市佛协的领导和信众多参加，以期了解情况，得到锻炼与提高，以利更好地开展工作。对中国佛教协会组织的较大出访活动，赵朴老也尽量请北京市佛教界代表参加。记得在1996年春，中佛协研究赴韩参加中、日、韩三国佛教友好会议人员时，赵朴老曾说：“北京市佛协单独组团出访较少，他们对我会支持帮助也很多，以后凡我会组团出访的较大外事活动，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量考虑到请北京市佛教界的代表参加，给他们更多的参访机会，以利于北京市佛协与海外的友好交往。”

赵朴老对北京市佛协开展的佛事活动也是特别关心的。如，在北京市佛协组织成立“北京市佛教音乐团”时，朴老不但对该团领导成员、活动内容以及申批等方面，给予热情支持，还亲自出席成立大会并为“北京市佛教音乐团”题写了团名。，在1993年仲夏，北京市佛协在广化寺举办了大型水陆法会。来自江苏、山西、上海、天津及香港的法师与北京的僧众合作，把法会搞得如法如律，道场庄严，佛事隆重。在法会圆满的当天，赵朴老亲临广化寺拈香并看望广大僧众。当晚还宴请了前来参加法会的香港等地的法师，并高兴地说，这次法会开得很成功，这是建国以来北京举办的第一次水陆大法会，给予了很高评价。

赵朴老对北京市居士林也给予了热情关怀。该林原名华北居士林，是我国北方首创的在家佛教徒学修并重的佛教团体。创办于1930年。在1979年，北京的广大居士给有关部门写信，要求解决佛事活动场所问题。在当时居士林一无林址，二无佛像、经书和法物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解决的。当赵朴老得知这一情况后，为满足大家要求，他果断地同意并批准请居士林和广济寺僧团共同在广济寺启建道场。赵朴老的决定，广大居士感到莫大的温暖和兴奋，认为在赵朴老的热情关怀下，他们多年的夙愿才能如愿以偿。为使居士们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在赵朴老的关怀下，居士林还制定了于每月阴历初一、初八、十五和二十三，在广济寺集体诵经或讲经，并请明旸法师作导师，朴老本人还应邀担任了居士林名誉林长，使该林有效地开展了各项佛事活动。

在赵朴老的大力关怀和市佛协的努力下，原居士林林址（北京西城区西四西安大街129号）已收回，对该林的恢复修建朴老也特别关心。在1997年4月7日，赵朴老在给中佛协领导的一张条子上写到：“诸位秘书长：北京居士林是50年代被他们自己的人献出去的”、“直到‘文革’后，我才费了很大力气把原来居士林的土地争取回来”、“听说他们要盖大殿，其实用不着。过去上海和其他地方居士林以及新加坡居士林均不盖大殿，办得很好。”后于同年8月20日，朴老又写了一张条子。上面写到：“诸位秘书长……请找居士林负责人谈谈，劝他们不要把居士林盖成寺庙殿堂式样，就盖四、五层楼房便可以了。把最高一层做佛堂，把一层设图书馆、会议活动场所或办素食馆。新加坡居士林就是这样。请和他们谈谈。”

对赵朴老的这些指示，经会领导阅研后，由我转告了北京市居士林。广大居士对朴老的热情关怀深表感谢，并表示一定照朴老的指示办。当我向朴老汇报这一情况后，老人家很高兴，并对我说：“我让居士林盖四、五层大楼，是考虑到居士林地方小，这样既节省地皮、又省钱，还比较实用。居士林和佛寺一样，是弘法办道的地方，不要搞得金壁辉煌，建筑风格要经济、朴素、实用就可以了。重复建设，耗资很大，又不实用，无形中浪费人力、财力。把这些钱节省下来，培养人才、搞文化建设，且不更好。”还说：“北京市居士林是首都佛教界一支很重要的力量，我们应尽力帮助他们做好居士林的修建和弘法工作。”朴老在说这段话时，神情专注、认真，且目光凝聚，体现了他无比关切的深情。

赵朴老对北京市佛教如此关怀和支持，广大宗教干部和佛教四众弟子，都很感动。大家对赵朴老无比敬仰和爱戴，每逢节假日，乃至朴老得病住院，北京市宗教局、市佛协、市居士林及各大寺院，都三番五次地前去看望，盼其早日康复。有些寺院还自动组织起来“诵经”、“普佛”，为朴老祈福增寿。记得在1995年春，当居士林得知朴老患病住院后，全体林员自动组织起来为朴老“普佛”。朴老得知后十分感动，不但亲自给居士林写信致谢，还打电话告诉我说：“请转告居士林对我的关心，并代我向大家表示谢意。”还说：“祝各位林友福寿康宁，工作顺利，祝居士林工作日益兴旺，法务昌隆，取得更大成绩。”

首都佛教界广大佛弟子，在赵朴老的关怀和美好祝愿的激励下，多年来，一直在为佛教事业辛勤地耕耘着，默默地奋斗着，在朴老离开我们的几年里，北京市的佛教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北京市佛协在会长传印法师、副会长怡学法师和秘书长孔祥均等人的领导下，在北京市政府宗教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四众弟子的共同努力下，工作有了很大发展，一些寺院的政策进一步得到落实；市佛协相继成立了“北京市佛教文化研究所”，创办了《北京佛教》，设立了“北京佛教网站”，还有效地举办了“佛教专业研究生课程班”、“佛学初级培训班”等等；市居士林按照赵朴老的指示，对原址破旧房屋进行了全面施工翻建，住房和弘法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在人才培养、道风建设以及其它工作均取得了可喜成果。如今的北京地区佛教，在赵朴老多年的关怀和呼吁下，在广大佛子的多年努力下，现各大寺院和居士林，清静庄严，香火不断，信众如织，法务昌隆，出现了钟鼓梵呗重鸣于崇山峻岭，礼佛唱念再现于千年伽蓝的景象，广大信众皆能聆听妙法，增长福慧，净化心灵，各个宗教活动场所都发挥了很好作用，为利益众生、摄受众生，作出了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