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变文与唐代俗文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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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变文与唐代俗文学的关系
　　陈海涛
　　[兰州]社会纵横，1994年第4期
　　3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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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陈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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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敦煌遗书所存文学之作中那些被人们称之为“变文”的俗文学作品，最先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注意，由此引发的争论也是最为激烈。可以说对于“变文”的认识，是研究唐代出现的其它俗文学各种形式的基础。
　　首先我们对“变文”这一概念的认识过程作一个简单的回顾。最早接触到这些作品的是王国维先生，他称之为“通俗诗”、“通俗小说”①；后来罗振玉称其为“佛曲”②；直到1929年，郑振铎先生才第一次采用了“变文”这一名称③，将“变文”视为“一种文体”，给予了很高评价，但没有对其概念予以明确界说。此后，这一含糊概念为学界所接受，沿用至今。至于“变文”这种文体的定义是什么，学者们见仁见智，认识不一。王重民、周一良先生说：“早在公元七世纪以前，我国寺院中盛行着一种‘俗讲’，记录这种俗讲的文字，名叫变文”。④袁行霈先生说：“敦煌变文是指在敦煌发现的，唐代俗讲僧和民间艺人讲说故事的底本。变文体制最基本的特点是散韵相间，诗文结合，逐段铺叙，说说唱唱……是介乎诗赋和戏曲之间的一种文体。”⑤游国恩先生说：“变文是寺院僧侣向听众作通俗宣传的文体，一般是通过讲一段、唱一段的形式来宣传佛经中的神变故事。”⑥而张鸿勋先生则说：“变文，是唐五代时期说唱技艺‘转变’的底本。转变，就是演唱变文。”⑦而无论怎么认识，其指称的对象虽广狭有别，但所包容的文体却不止是一种。因此，“变文”这一术语作为文体名称来理解时，上述定义给人的印象的是空灵的，难以切实把握。在定义方面，往往给人造成许多混乱。
　　在很长时间里，学者们对“变文”接受和采用了较为广泛的外延。如王重民、周一良先生编著的《敦煌变文集》所收录的材料，借用以后敦煌文学分类研究的概念，有赋、话本、缘起、讲经文、押座文、词文等。这种编录标准，使“变文”这一概念的外延几乎囊括了敦煌遗书中的各种文学形式。再如白化文等先生编著的《敦煌变文集补编》和周绍良先生编著的《敦煌变文汇录》等，所收录的材料也都非常庞杂，几乎涉及到敦煌俗文学的各个方面。
　　在另一方面，学者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极力把同样的这类作品又分得很细。张鸿勋先生将敦煌文学分为词文、故事赋、话本、变文、讲经文5类，以及押座文附类⑧；周绍良先生则分为变文、讲经文、因缘、词文、诗话、话本赋7类，以及押座文、解座文附类⑨；颜延亮先生主编的《敦煌文学》，则进一步分为27类又5附类，其中“变文”一类中，仅列入明确标有“变”或“变文”的几篇作品⑩。诚然，分类的细致是研究深入的标志，但遗憾的是这种分类界限彼此颇有不同，而且类与类之间的区别很严密，分明分类越细，“变文”的范畴就越小，而且划分的依据又甚为牵强。正如美国学者梅维恒所说：“我一接触到变文这门学问，便吃惊地发现尽管变文极其重要，但几乎在有关变文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对于现存变文的数量，变文与敦煌所出的其它文学形式的关系以及变文本身的意义等等，学者们都大有歧见(11)”。这种歧见的存在，与敦煌变文多年来的研究似乎不很谐调，那么问题的症结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
　　当然，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还是必须从这类作品本身来分析。就现在学术界对这些作品的研究状况来看，亦有许多难以解释清楚的问题。如果把“变文”认为是一种文体，那么，首先那些在卷子中标有“变”或“变文”的作品一定就是变文了。因此，我们首先来分析这些作品。
　　就目前所知，敦煌遗书中明确标名为“变”或“变文”的作品，共有以下九件：
　　1.《破魔变》一卷（P.2187尾题）
　　2.《降魔变文》一卷（S.5511首题；又，国内藏卷尾题）
　　3.《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S.2614首题又P.3107首题）
　　《大目键连变文》（S.2614。又，北京藏盈字76号尾题）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一卷（P.2319首题）
　　《大目键连变文》一卷（P.2319尾题）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一卷（P.3485首题）
　　4.《八相变》（北京藏云字24号背题）
　　5.《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S.3991首题）
　　6.《汉将王陵变》（S.5437首题。又，北大图书馆藏本封面题）
　　《汉八年楚灭汉兴王陵变》一铺（P.2627尾题）
　　7.《舜子变》（S.2654首题）
　　《舜子至孝变文》一卷（P.2721尾题）
　　8.《刘家太子变》一卷（P.3654尾题）
　　9.“上来所说丑变……”（P.3048结尾最后六字，看来没写完）(12)
　　这九件作品本身，形式、内容都是不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历史故事，如《汉将王陵变》；第二类是民间传说故事，如《舜子变》；第三类是宗教故事，如《八相变》、《破魔变》等。从形式上来看，这九件作品的不一致性，更加值得重视。如《刘家太子变》，通篇散文，叙述故事，完全是白话小说形式；而《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降魔变文》等，却是散韵相间，不引经文，间接说经，开门见山地演绎佛经故事；《汉将王陵变》、《舜子变》等，也是散韵相间，只是开门见山地讲唱故事；而《舜子至孝变文》，则又是通篇押韵，只讲不唱，叙述历史故事，只是在篇末附诗赞或歌曲，明显是供吟唱而用的。在这九件同样被称为变文的作品中，出现这样大的差别，不论怎么说，我们都是不能把它们当作同一种体载的作品来看待的。
　　更有意思的是，相反，这些明确标记有“变”或“变文”的作品，与某些被认为是讲经文、词文、俗赋、话本的作品之间都分别有着从形式到内容上的一致性。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用散韵相间的形式，演绎佛经故事。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降魔变文》等，这类作品与被分类为“讲经文”的《维摩诘讲经文》等，在体裁上的区别，仅在于前者间接说经，不引经文，开门见山地演绎佛经故事；而后者直接说经，先引一小段经文，然后敷衍铺陈，叙说故事。同时，这类故事与被分类为“缘起”的《目连缘起》(P.2193)、《欢喜国王缘》(P.3375)、《金刚丑女缘因缘》(S.4511)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毫无差别。如果说“变文”和“讲经文”在形式上略有差异而分为两类在理论上还说得过去的话，那么将“变文”与“缘起”分别为两类就有点难以找到什么理论根据了，因为题名不能作为文体分类的依据。何况《丑女缘起》的文末有“上来所说丑变”，亦可视为是“变文”。又S.3491号卷题名为《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既曰“因缘”，又曰“变”，该归属哪一类呢？
　　二、用散韵相间的形式，演绎历史故事。如《舜子变》、《汉将王陵变》，根据它们的体制，重新审视敦煌遗书中的一些佚名作品，如李陵故事、伍子胥故事、王昭君故事，以及张议潮、张淮深故事，都应属“变文”之列。有些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并个别拟名为《李陵变文》、《伍子胥变文》等。但这样一来，“变文”与“词文”的界限又模糊不清了。“词文”也是散韵相间，讲唱历史故事。从已知的《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看，与《舜子变》、《伍子胥变文》等在内容及体裁上都没有什么显著区别。再如S.2204号卷董永故事，王重民先生认为是“变文”，拟名为《董永变文》(13)；刘瑞明先生则认为是词文，拟名为《董永词文》(14)。这也可以反映出“变文”与词文之间的某些相似性。
　　三、用通篇押韵，只讲不唱的形式，叙说历史故事，只在篇末附诗赞或歌曲，以供吟唱。《舜子至孝变文》就属于这种形式。这类作品与被某些学者分类为“诗话”的《 书》，《叶净能诗》的作品，在体例上完全一致。因此，这类作品的文体分类就成了模棱两可之事。倘依王重民、王庆菽先生之见，《 书》与《叶净能诗》是“变文”(15)；而倘依柴剑虹先生之见，又都应属于诗话(16)。此外，《舜子至孝变文》与通篇押韵的“俗赋”、“故事赋”在体制上大致相同，而敦煌卷子却分别命之为“变文”和“赋”，似乎并不都是用名称来区分它们的文体。
　　四、通篇散文，叙说故事，完全的白话小说形式。这种形式同以上三种形式有很大的差别，但亦明确地在敦煌卷子上标明了“变”。如《刘家太子变》，与其为它找与其它“变文”的共同点，还不如说和被分类为“话本”的一些作品，如《秋胡》(S.133)等，在内容、形式上完全一致。因此也有人认为《秋胡》也应属“变文”，但这样一来又与“变文”散韵相间、有讲有唱的概念发生了矛盾；如否定它是“变文”，而是话本，但却难以圆满地解释明确标名“变”的《刘家太子变》是何种文体。由于认识不一，对同一类作品的分类就有所不同，如《庐山远公话》(S.2073)、《韩擒虎话本》(S.2144)《唐太宗入冥记》(S.2630)等，张先堂先生认为是话本(17)；而王重民先生《敦煌变文集》中却作为“变文”收录。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变文”与词文、讲经文、话本、诗话等之间的界限是很模糊的。还让我们看到，因题名中标明“变”或“变文”而被学者分类为“变文”的东西，与词文、讲经文、话本、诗话等在形式上都有一定相同之处。与此相应，虽未标明“变”或“变文”的作品，以及一些首残或尾残的卷子，人们也很难确定它们就不是“变文”。
　　其实这一矛盾，前辈学者们早就认识到了，只是由于无法摆脱传统上“变文”就是一种文体的固定模式，于是有时“变文”的外延宽泛的几乎可以包容一切唐代出现的俗文学作品，而有时却又小的到只是指那些明确标有“变”或“变文”的作品。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些学者想在保持“变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基础上，调和这一矛盾。如项楚先生在他选编的《敦煌变文选注》一书中，认为“变文”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变文”是指敦煌所发现的所有说唱作品，狭义上的“变文”则又相区别于“词文”、“话本”、“讲经文”、“因缘”、“诗话”、“赋等”(18)等。广义与狭义地来定义一种文学体裁，本身就是不科学的，这种调和，只是在表面上承认这种既成事实，但这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说明“变文”的本质，没有彻底解释清楚为什么“变文”名称出现在那些形式不同的敦煌卷子中，而同种形式的作品为什么在卷子中又命名不同，以及“变文”同其它俗文学之间的关系。
　　那么出现这一矛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这是因为“变文”这一概念，同赋、因缘、话本等，根本就不是同一范畴同一层次上的概念。简言之，“变文”不是文体的名称。因此，“变文”是不能用文学分类的方法把它和其它文学样式加以区别的。
　　周绍良先生曾说：“‘变’之一字，也不过是‘变易’、‘改变’的意思而已，其中并没有若何深文奥义。如所谓‘变相’意即根据文字改变为图像。”既然“变相”是把文字改变为图像，那很自然“变文”也应该是把晦涩的文字变为故事，正如他接着说：“‘变文’之得名，应该是由于它是从某一种体裁的东西，改变成为另一种体裁的缘故，如佛经改变为说唱文，或依史籍记载改变成说唱文，都称为‘变文’，前者如《八相变》、《降魔变文》等；后者如《汉八年楚灭汉兴王陵变》等即是其例，虽然它的体裁也各有不同，有的唱白兼用，有的则类长诗，这并不因为体裁不同就有的不叫‘变文’，原因是只要它依据另一种体裁改变或讲唱就都称之为‘变文’”(19)。胡士莹先生认为：“佛经转换旧形名变，故佛教塑像、图画亦称变，凡将佛本生故事之一节绘成彩画者叫做‘变现’，又称‘变相’，亦单称‘变’。所以‘变现’、‘变相、‘变’是一个意义，它的原文只是化身，后来发展为一切佛经的故事，因而把故事唱出之文叫做变文，再发展下去，又泛用变文之名于世俗唱本(20)。”孙子书先生也说：“从图象考之，释道二家，凡绘仙佛像及经中变异之事者，谓之‘变文’……盖人物事迹以文字描写则谓之‘变文’，省称曰‘变’；以图象描写则谓之‘变相’，省称亦曰‘变’，其意一也(21)。”
　　从他们三人这个认识层次上讲，实际已找到了答案，即“变文”同“变相”一样，都具有改编之义，就是将作品从一种形式改编为另一种形式，而其本身并没有固定的形式。因而将“变文”视为一种文体，是不正确的。从上面分析的那些明确标明“变”或“变文”的作品来看，所描述的内容及作品的具体体裁，都是比较丰富的。既有将佛经“变”为讲经文，也有将历史故事“变”为话本，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是将讲述的故事由一种体裁转变为另一种体裁。这种转变、改编的方法，广泛运用于佛教、历史、传说以及反映当时生活内容的作品中，逐渐成为大量民间艺人自觉与不自觉创作俗文学的一种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敦煌遗书中那些“变”或“变文”的作品形式多样的原因所在。简言之，敦煌遗书中明确标明“×××变”或“××变文”的作品，无非向听众表明“由……改编”而来，内容真实不妄，并非说唱艺人凭空杜撰而已。这一现象，从《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这件作品的名称上就可以说明问题。
　　因此，所谓唐五代盛行的“变文”体裁其实是不存在的，敦煌遗书中一些标名“变”或“变文”的作品所反映的并不是这种文学体裁的盛行，而是“变”这种文学创作方法的盛行。“变”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可以灵活创作出多种体裁的俗文学作品，如词文、诗话、赋、话本、讲经文等。因此，无论把“变文”看作一种文学体裁，还是把“变文”当作敦煌书中的俗文学总称，都是不稳妥的。“变”或“变文”从现在意义上来讲，只不过是一种“改编文”，属于表达手法范畴，不属于体裁类型范畴，也就是说“变文”并不是一种具体的俗文学形式，而是创作俗文学作品的一种常用的方法。这种改编文的出现，对后代文学，尤其俗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其最突出的影响，并不是文学体裁上前后的承接，而是创作手法上的一种创新。
　　注释：
　　①：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见《东方杂志》77卷8号，1920年出版。
　　②：罗振玉《敦煌零拾》卷4，1924年出版。
　　③：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册第六章《变文》，1936年出版。
　　④：王重民、周一良《敦煌变文集》出版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8月出版。
　　⑤：《中国文学史纲要》第二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第298页。
　　⑥：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变文》节，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
　　⑦：张鸿勋《变文》见《敦煌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
　　⑧：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及其类型初探》载《敦煌学辑刊》第二集。
　　⑨：周绍良《唐代变文及其它》，载《敦煌文学作品选》，中华书局，1987年12月出版。
　　⑩：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
　　(11)：梅维恒《我与敦煌变文研究》，见《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敦煌学专号。
　　(12)：白化文《什么是变文》，载《敦煌变文论文录》（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出版。
　　(13)：王重民《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8月出版。
　　(14)：刘瑞明《词文》，见《敦煌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
　　(15)：王重民《敦煌变文集》及王庆菽《试谈变文的产生和影响》，载《敦煌文学论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
　　(16)：柴剑虹《诗话》，见《敦煌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
　　(17)：张先堂《话本》，见同上。
　　(18)：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前言》，巴蜀书社1990年2月出版。
　　(19)：周绍良《谈唐代民间文学—一读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中＜变文＞节后》，见《新建设》1963年第一期。
　　(20)：胡士莹《变文考略》，见《宛春杂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
　　(21)：孙楷第《变文之解》载于《现代佛学》第一卷第10期，转引自白化文《什么是变文》，见《敦煌变文论文录》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