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撰的一副佛联

2014/9/7    热度：276   

蔡元培撰的一副佛联
　　唐黎标
　　浙江新昌大佛寺五层罩阁的石窟殿堂中有蔡元培先生撰并书的一副对联：
　　理哲家言，同源西圣；
　　华严法界，现象南明。
　　联为行楷，内含刚骨，外显飘逸，仔细赏观，能体悟出先生的苦心励志和超凡脱俗的人格，可惜已毁于“文革”。1982年，大佛寺修复，由沙孟海重书。1987年，赵朴初莅临大佛寺，仰观此联，赞赏有加，作诗称道：“大雄宝殿曲园俞，高阁楹联元培蔡”。前一句指晚清国学大师德清俞樾所撰“大雄宝殿”的匾额，后一句指本联。蔡先生曾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因而各地名山胜迹不乏蔡先生手迹，寺院中却罕见蔡先生所题佛联，此联仅见，难能可贵，可惜新出版的《蔡元培全集》，并未收录。联语短短十六字，内容深刻，立意高远，迥异乎一般佛联，是研究蔡先生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的一种宝贵资料。
　　此联写于1917年，正是先生从德国回来任北大校长提出“兼容并蓄”办学方针之际。此联系他应好友新昌人童学琦(1868—1939)之请而撰。蔡、童二人同年生又同为光绪十五年(1889)浙江乡试同科举人，可称年友而兼乡友，交往密切。蔡先生长北大时，国史馆改名国史编纂处，附设在北大，蔡即敦聘童任国史馆编纂。当时，新昌大佛寺已由上海哈同夫人罗迦陵出资重裱大佛金身，并修缮五层楼阁，童请蔡先生撰此佛联。上联“理哲家言，同源西圣”，意思是中国的宋明理学(儒)和老庄哲学(道)与西方圣人佛陀释迦牟尼的说教在根本原理上有相通的地方。
　　就中国思想史而言，“儒释道三教同源”之说，可谓源远而流长。著名佛学家苏渊雷教授在《中国佛教文化论稿序言》中指出：“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在中国文化圈内的移植，其与中国本土文化一一儒道文化相接触经历一个由依附、冲突到相互融合的过程。经过长期的选择、改造和重构，中国佛教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从而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事实正是如此。“三教同源”说最早由东汉末苍梧太守牟融提出，他所著《理惑论》，以为佛教并不违背儒家及老庄思想，旨在融和三教。尔后，唐代禅宗大师石头希迁(700一790)受东汉道士魏伯阳影响也撰著了《参同契》一书：参者，森罗万象；同者，万象“本体平等”；契者，“二者契调融合，显差别即平等，平等即差别之理”。阐明万法交参无穷，由本同契熔融涉会之义。唐代华严宗四祖澄观于唐贞元十一年(795)为德宗皇帝讲《华严经》，其理论特点就是融会诸家，教禅合一，儒佛一源，竭力使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澄观与蔡先生是同乡，广学博识如蔡，自然研究过澄观学说。及至宋明理学，更把儒家伦理思想与佛教思辨哲学进一步结合起来。清代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认为程朱的“理”是从佛道的“真宰”、“真空”转化而来的，提出“三教归一”的命题。鲁迅先生在《华盖集．补白》中说：“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作诗的时候，‘三教同源’的机运也就成熟了。”可见蔡先生佛联中提出的“同源西圣”之说，渊源有自啊!
　　1900年，蔡先生曾在嵊县剡山书院长院近一年，与大佛寺近在咫尺，大佛寺弥勒大殿五层楼阁最上层悬有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题写的“逍遥楼”匾额 (按佛教教义应为“兜率宮”)，大殿西南侧岩腹有朱子洞，塑南宋大儒朱熹像，像侧有联曰：
　　日月两轮天地眼
　　书诗百代圣贤心
　　可见，大佛寺内，儒道文化兼容。蔡先生此联亦从实际出发。下联“华严法界，现象南明”八字，为上联顺理成章的延续和深化。从制联技巧而言，属流水对，非合掌对，它的意思可勉强解析为：佛教华严宗“法界缘起”的理论，南明山在佛教圣地中可得到说明，“现象”二字，当动词用。“法界”指宇宙间无所不包的森罗万象，华严指华严宗，又称贤首宗、法界宗、圆明俱德宗。华严宗的宗经就是《华严经》。《华严经》的宗旨是“法界缘起”，“诸法因缘生，缘尽法还灭”，即一切事物由因缘和合所尘，因是内因，缘是外因。内外各种条件具备时，事物就存在；否则，事物就消失。而各种事物又互为因缘，“宇宙万象相即相人，此一物为他万物缘，他万物亦为此一物缘，自他相持相资，圆融无碍”。为明此事事无碍法界的无尽缘起，又畅演为“四法界”、“十玄门”、“六相圆融”诸多法门，形成“华严宗”哲学的高深而严密的体系。
　　《华严经》“法界缘起”论，可以说是佛教哲学的基石。这种学说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物论据说也有理通而不违的地方。恩格斯曾说：“佛教徒处在理性思维的最高阶段，人类在释迦牟尼时代，辩证思维才成熟。”蔡先生博通中外古今，也研究过佛典，对《华严经》的哲学思想表示认同，因而才有此下联。在蔡先生看来，南明山中巨大的石弥勒像(释迦转世未来佛)和附近千佛岩的小千佛(释迦化身佛)，共同组成十方三世诸佛共同居住的“华严法界”；南明山中一岩一水，一草一木也无不含有“真如佛性”。(见《大佛寺志》)
　　细细体会蔡先生此十六字佛联，其实并不在宣扬佛教，而是融通吸收了佛教中之思想精华，在传播自己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他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倡兼容并蓄，囊括百家，网罗众典，创造了自由宽容的学术氛围，往大里讲，他为日后的中国造就了文化精英，对社会进步作出重大贡献。诚如毛主席说，蔡先生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提出过“道中庸而极高明”的文化建设口号，意思是要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广泛研究吸收各种有价值的文化成果，以达到“极高明”的文化境界，这一口号可说是蔡先生文化理念的发扬，冯是蔡的学生，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是冯的学生，可说是蔡的再传弟子。费先生提出建设先进文化的口号是“美我之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意思是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既要继承发展自己的优良传统，也要借鉴利用别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优秀的东西。自己的文化和别人的文化广泛交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才能朝着人类文明高级境界———世界大同前进!他们的文化理念和蔡先生可说出于同源，都具有真知灼见，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