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的作者孟诜及其事迹


2014/9/7    热度:466   

  《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的作者孟诜及其事迹
  作者:杜斗城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甘肃省泾川县发现了国家级文物唐代舍利金棺,但因种种原因,当时的媒介并未宣传此事,其发表的公开报道也本末倒置,重金棺而轻舍利,至于出土的其他文物,就更谈不到了,其《石函铭》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虽有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的录文,但录文有不少错讹,特别是对文中的武周新字,未能读识,故留下了许多遗憾,特别是《石函铭》的作者孟诜其人,更无涉及,因为此铭涉及到泾州大云寺舍利的来源等重要问题,很有必要作以重新考察。2004年冬,笔者对此《石函铭》作了进一步考察,发现其文的作者孟诜竟然见于两唐书,而且是敦煌本《食疗本草》的作者。其中意义,不可谓不大。
  关于孟诜籍贯,两唐书皆载为汝州梁人。其地在今河南省汝州市,唐代以梁县为治所,明代省县入州。《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并序》明载“平昌孟诜撰”。汉、三国均设有平昌郡、县,故地在今山东安丘。北魏设平昌县,地在今河南滑县。总之,古代平昌与汝州为两地无疑。这样一来,两唐书中所记的孟诜与《大云寺石函铭》的作者孟诜是否为一人似乎成了问题。然而,两唐书中孟诜之孙《孟简传》却明载孟简为平昌人。此种情况,绝非偶然巧合,故两唐书和《石函铭》中所载孟诜为一人无疑。古人记其籍贯,常以郡望,或可能有其他原因。
  孟诜,汝州梁人(地在今河南省汝州市,唐代以梁县为治所,明代省县入州)。举进士。武则天垂拱初年(685-688),迁官为凤阁舍人。《新唐书?百官志》二中书省条下注:“(武则)天光宅元年(684),改中书省曰凤阁”。隋唐时撰拟诏诰之长官。诜年轻时便好方术之学。有一天,他至凤阁侍郎刘祎之家拜访,见到了武则天赐给刘祎之的黄金,对其说:“这是药用之金,如用火烧,便有五色气出现”。刘伟之一试,果然如此。武则天得知此事之后,很不高兴,因此外放其为台州(今浙江台州市)司马。隋唐州府佐吏有司马一人,位在别驾、长吏之下。后又累迁为春官侍郎等。唐睿宗为天子时,召充侍读。长安年中(701-704),为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县)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唐宋官名,光禄大夫加银印青绶称银青光禄大夫,唐为三品文阶官,只用于封赠,而非实官。神龙初(705-707)致仕(退休),回到伊阳山(位于今河嵩县)中宅第,专心研究药物食疗之方。孟诜虽年事已高,但志力如同壮年,经常对其亲友说:“如要修身养性,保身体健康,必须善言莫离口,良药莫离手”。唐睿宗即位以后,又召其至京城,欲重新起用,但孟诜托词年老,固辞不肯。景云二年(711),诏赐锦帛一百缎,又令每年春秋二时给羊酒糜粥等。开元初(713-714),河南尹毕构以诜有古人之风,改其以前的居所为子平里。考毕构其人,河南偃师(今河南偃师)人。神龙初(705-707),累迁中书舍人。景云初(710-711),召拜左御史大夫,转陕州(今河南陕县)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后授益州(今四川德阳)大都督府长史,兼充剑南道按察使。唐玄宗即位后,拜河南尹,迁户部尚书,开元四年(716)卒。事见《旧唐书》卷一百、《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八本转。毕构以孟诜有古人之风,改其前居为子平里,可见毕构对孟诜之敬重。孟、毕为同时代人,或许他们以前就是好友。后不久诜卒,终年九十三岁。史载孟诜居官,“好勾剥为政,虽繁而理”,还撰有《家》、《祭祀》各一卷,《丧服要》二卷,《补养方》、《必效方》各三卷等。
  上为《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一《名伎传》对孟诜的一段记载。《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隐逸传》也为孟诜立传,内容与《旧唐书》大同,但未载孟诜所撰著作等事。
  《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志》下载《补养方》三卷、《孟氏必效方》十卷,下皆明记为孟诜撰。
  《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孟诜丧服正要》二卷;《孟诜食疗本草》三卷。
  可见,孟诜的这些著作,当时就得到了史学家的重视。
  孟诜交游甚广,且多为当时社会名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方伎传?孙思邈传》载:
  (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孙思邈)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执师资之礼以事焉。
  《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隐逸?孙思邈传》亦载:
  (孙)思邈于阳阴、推步、医药无不善,孟诜、卢照邻等师事之。
  由此可见,孟诜曾尊被后世称为“药王”的孙思邈为师。其还与宋之问、卢照邻被称为“当时知名之士”。
  宋令文其人,同样有迹可寻。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传》上载:
  仪凤四年(679),(吐蕃)赞普卒。其子器弩悉弄嗣位,复号赞普,时年八岁,……遣其大臣论寒调傍来告丧,且请和。高宗遣郎将宋令文入蕃会葬。
  同书卷五《高宗纪》下载:
  (调露元年(679)冬十月癸亥)吐蕃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论寒调傍来告丧,请和亲,不许。遣郎将宋令文使吐蕃,会赞普之葬。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文苑》中载:“宋之问,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父(宋)令文,有勇力,而工书,善属文。高宗时,为左骁卫郎将、东台详正学士。”《新唐书》卷二百零二《文艺》中载:“宋之问,字延清,一名少连,汾州人。父令文,高宗时为台东详正学士。……初,之问父令文,富文辞,且工书,有力绝人,世称‘三绝’。都下有牛善触,人莫敢婴,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颈杀之。既之问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骄勇闻,之孙精草隶,世谓皆得父一绝。”由此可见,宋令文这样文武双全的人物,难怪当时朝廷委其以出使吐蕃的重任。
  《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志》下,《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四均载有《宋令文集》十卷。可见,其当时还有著作流传于世。
  卢照邻,字升之,幽州范阳(今河北大兴)人。年少即爱《苍》、《雅》,博学而善属文。曾任新都尉等官。后因染风疾去官,处太白山中,以服饵为事。《新唐书》本传谓其“得方士率明膏饵之,会父丧,号呕,丹辄出,由是疾益甚。”后又徙具茨山,著《释疾文》、《五悲文》等。颇有骚人之风,甚为文士所重。后因不忍病痛,投颖水而死,时年四十。《新唐书》还说其“疏颖水周舍,复豫为墓,偃卧其中”。“以其为高宗时臣,而尊儒教;武则天崇尚法家,他又独尊黄老之学。由此看来,其还不是一个单纯的诗人,他在政治上不满武则天的统治,便采取极为消极的态度对抗。卢照邻也师事孙思邈,但长期服饵丹药,四十而不忍病痛,投水而死。而孟诜重视食疗养生,享年九十三岁。(详见下文)同在一师门下,差别竟然如此”。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文苑》上、《新唐书》卷二百零一《文艺》上皆为卢照邻立传,并载其有文集二十卷留世。《卢照邻文集》(又称《幽忧子集》)、《卢升之集》今传,《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唐十二名家诗》、《四部备要?集部》、《四部丛刊?集部》等书均有收录。
  以上所考宋令文、卢照邻与孟诜一起被称作“当时知名之士”。
  《新唐书》卷一百零七《赵元传》又载:(赵)元少负志略,又好辩论。来游洛阳,士争慕响,来造访者,皆缙绅之流。武则天将要称制,元恐其不容,调宜禄县(今陕西省长武县)尉。到职之后,非公事不言,弹琴配药,有隐士之风。自负才学,位不相配。年四十九即卒。其友人魏元忠、孟诜、宋之问、崔琚共谥赵元为“昭夷先生”。
  这里,孟诜又同魏元忠、宋之问、崔琚等人一同出现,而上述人物,皆为武后时期的重臣。
  魏元忠,《旧唐书》卷九十二、《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二有传,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人,先后为武后、中宗两朝重臣。武后平徐敬业之乱,魏元忠监军,圣历二年(699),擢拜凤阁侍郎、同凤阁銮台平章事,检校并州(今山西)长史,未几,加银青光禄大夫,迁左肃政台御史大夫,兼检校洛州长吏,政号清严。长安中(701-704),相王为并州元帅,元忠为副。其在武后时,多次遭周兴、来俊臣等陷害,临刑而神色如常。中宗即位后授卫尉卿、同中书同下三品。不久,又迁兵部尚书,知政事如故。晚年遭贬谪,至涪陵(今四川涪陵)而卒,年七十余。
  宋之问,可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新唐书》卷二百零二本传,虢州弘农人。即上文提到的宋令文的儿子,史载其有勇力,而工书,善属文。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又从武则天游洛阳的龙门,以诗文而得赏锦袍。还曾参与了《三教珠英》的编纂。中宗时增置修文学馆学士,择朝中文学之士,宋之问当选,引以为荣。睿宗即位后,因其曾附张易之、武三思等罪,配徙钦州。先天中(712-713),赐死于徙所。之问被流放期间,途经江、岭,有感而发,成诗为篇,传布远近。其友武平一为之纂集,成十卷,流传于世。《宋之问集》至今仍存,其中主要集其诗作,是初唐最有实力的诗人之一。其诗作见《四部丛刊集编?集部》从以上可知,孟诜与宋令文、宋之问父子两代均有交往。
  崔琚,博陵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其父崔玄伟,武则天时官至中书令,封博陵郡公。撰《行己要范》、《友义传》各十卷,《义士传》十五卷,训注《文馆辞林策》二十卷等。崔琚本人以文学知名当时,官历中书舍人、礼部侍郎等。事附《旧唐书》卷九十一《崔玄伟传》、《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崔玄伟传》又谓“(崔)琚,亦有文。开元二年(714)诏:‘(崔)玄伟、(张)柬之,神龙(705-707)之初,保义王室,奸臣忌焉,谪殁荒海,流落变迁,感激忠义。宜以玄伟子(崔)琚、柬之孙毖,并为朝散大夫。’琚终礼部侍郎。”崔琚的儿子崔涣,亦博综经术,长于议论。肃宗时迁吏部侍郎、集贤院侍制等。代宗时因不与宰相元载同流,被贬为道州(今湖南)刺史。其子崔纵曾为卞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使。《新唐书》卷一百二十有传。
  魏晋南北朝时期,博陵崔氏,世为巨姓,唐初仍根深荫广。
  以上三人均为赵元的朋友,赵元卒后,共议谥赵元为“昭夷先生”。
  最后,我们还必须提及本文一开始就提到的刘祎之,孟诜至刘祎之家,看到了武则天赐给刘的黄金,以其经验,说了那句令武则天生气的话。此刘祎之,亦见于史传。
  两唐书皆说其为常州晋陵(今江苏武进)人。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时人号为“刘、孟、高、郭”。唐高宗上元中(674-676),召入禁中,与著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等共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凡千余卷。又密令参与政要,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仪凤二年(677),转朝议大夫、中书侍郎等。后因不满武则天临朝称制,又被人诬陷,而被赐死于家,年五十七岁。睿宗即位后,追赠中书令。有文集七十卷传于世。其事详见《旧唐书》卷八十七、《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七本传。
  从孟诜与上述人物交往的事迹可知,孟诜当时不但社会地位很高,而且影响也很大,所以被称作“当时知名之士”。这样,他受请作《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铭就很好理解了。泾州当时是畿辅之地,是丝绸之路由关中北上的第一大站。北朝以来这里佛教即很兴盛,至今还保留有国保单位北魏时开凿的南石窟寺和王母宫石窟寺等等。隋文帝分舍利建塔,泾州即被选中。孟诜所作《舍利函》铭即此(详见另文)。两唐书虽未载孟诜在泾州之事,但察其事迹,其可能在泾州作过官,或因其他事情到过泾州。因《舍利函》铭第十一行所记有“维那出法言于司马孟诜”等文可以佐证。此句话中“维那”之“维”,即纲维,为统摄僧众之意;“那”,即梵文“羯摩陀那”之略译,意译为“授事”,汉梵并举曰“维那”,亦称“都维那”,也译作“悦众”、“寺护”等。十六国北朝以后,成了僧官的名称。北魏立沙门统为最高僧官,维那副之。隋朝因之。后“维那”亦为寺院“三纲”之一,主管僧众庶务,位于上座、寺主之下。《百丈清规》卷四载:“维那(意为统摄)众僧,曲尽调摄,堂僧挂搭,辨度牒真伪,众有争竞遗失,为辨和会,戒腊资次,床历图帐,凡僧学内外,无不掌之。”可见维那在寺院中主管的事物是相当庞杂的。“出法”应是这位担任维那僧人的法名。由此可知,当时担任泾州大云寺维那的出法,把大云寺“古塔余基”及藏有舍利的情况报告给了孟诜。孟诜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写了此铭。
  两唐书虽载孟诜撰有《家》一卷、《祭祀》一卷、《丧服要》二卷(《新唐书》作《丧服正要》)、《补养方》三卷、《必效方》三卷、《食疗本草》三卷著作六种,但多不存。唯《食疗本草》部分今存。
  《食疗本草》是一部食治本草专著,是对唐以前食疗药物及食治验方的系统总结,惜原书早佚。《旧唐书?孟诜传》及《新唐书?艺文志》都载此书为孟诜所著。惜其书早佚。宋《嘉裕本草》所引书中刻有此书,其文曰:“《食疗本草》唐同州刺史孟诜撰,张鼎补其不足者八十九种,并为二百二十七条,凡三卷。张鼎为唐开元间(713-7741)道士,兼通医术。《宋史?艺文志》载有“《吾玄子安神养生方》一卷,张鼎撰。”“吾玄子”应为张鼎道号。《食疗本草》成书之后,流传了四百多年,最早引其书的是陈藏在开元二十七年(739)所著的《本草拾遗》,其后还见于日本的《医心方》(984),北宋的《嘉裕本草》(1061),南宋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证类本草》)(1249)。《宋史?艺文志》、郑樵《通志》均录此书,但两者所记卷数不同,前者载六卷,后者却载五卷。至《补元史?艺文志》及《明史?艺文志》时,此书已不见著录。可知,此书的逸佚大约在宋末元初之时。明李时珍作《本草纲目》用古代医书甚多,但未列《食疗本草》,然其从《证类本草》转引《食疗本草》多条。
  由于《本草拾遗》和《嘉裕本草》早佚,后人只能从《医心方》及《证类本草》中窥知《食疗本草》的一些佚文。使人惊喜的是清朝末年在敦煌莫高窟藏洞中又发现了唐人抄写的《食疗本草》残卷。然而,此珍贵的写本为斯坦因窃去,现藏大英博物馆,编号为S.0076号。1924年,罗振玉根据日本人的相片,将此件编入《敦煌石室碎金》一书。1931年,范凤源又将日本人中尾万三整理的《食疗本草》辑本,以《敦煌石室方本草》为名,由大东书局铅印发行。198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谢海洲、马继兴等根据敦煌残卷及《医心方》、《证类本草》编写的全书辑校本。
  敦煌发现的《食疗本草》残卷,前残后缺,后书题名。王国维、唐兰等将其与《证类本草》对校,确认为孟诜所撰《食疗本草》。这样一来,孟诜的这部珍贵的著作才又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
  敦煌所出孟诜《食疗本草》残卷137行,每行20余字,共2774字,收药26味,朱墨分书。药名朱书于首,右下以小字注明药性(温、平、寒、冷四种),不注药味。下述该药的主治、功效、服食宜忌、单方验方,部分药物还记述了采集、修治、地域差别及生活用途等。如“木瓜条”介绍木瓜性温、主治霍乱,涩痹风气……。又谓“脐下绞痛,可以用木瓜一片,桑叶七枚,大枣三个中破,以水二大升,煮取半大升,顿腹之即差。”等等。总之,敦煌所出《食疗本草》,不但是我国古代研究研究医药学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研究孟诜这个人物不可多得的史料。
  两唐书虽列孟诜为方伎或隐逸传,但并未提及孟诜与佛教有关系,考查其一生行为似乎与道家关系更为密切。武则天大兴佛教,作为大臣的孟诜,不可能与佛教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史简缺载而已。然孟诜之孙孟简却与佛教关系甚密。《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三《孟简传》载:“孟简,字几道,平昌(今山东安丘)人。天后时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刺史孟诜之孙……元和四年(809),超拜谏议大夫,知轨事。简明于内典,就礼泉佛寺翻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简最善其理。”……简性俊拔尚义,早岁交友先殁者,视其孤,每厚于周恤,议者以为有前辈之风。然溺于浮图之教(佛教),为儒曹所诮。”《新唐书》卷一百六十本传也谓孟简“晚路殊躁急,佞佛过甚,为时所诮。”孟简如此佞费,可能是受了先祖影响,孟诜作《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铭文并非偶然作为。
  2004年11月
  [作者简介]杜斗城,兰州大学博物馆学系主任、历史文学院和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导,甘肃敦煌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佛学》、《敦煌学辑刊》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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