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文坛的佛学初探——评谭桂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

2014/9/7    热度：197   

百年文坛的佛学初探——评谭桂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
　　吴 林
　　佛学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精华之一，在古代曾经对士人及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过极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它出世而独立的理论主张深入人心，深深渗透到古代文人的人生观之中，因此它在我国的文学创作中历来就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在进入了20世纪后，由于各个方面因素的影响，无论是从研究的范围还是深度来说，它都渐渐步人了一个相对衰落的低潮期，尤其是对于这一时期二者之间联系的探讨更是少有人涉及。唯其如此，谭桂林的《佛学与人学的历史汇流——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才有其意义。
　　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是一个风云激荡的世纪。在20世纪的上半叶，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错综复杂，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政治始终是整个社会关注的中心问题，而政治意识的强烈也就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最为突出的特征。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很多人都对佛教这一传统文化的作用视而不见或无暇涉及。而本书作者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并且全面地考察了在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佛学对晚清以降的几代知识分子所发生的潜在而深刻的影响；第一次在广阔的思想文化背景上，指明现代作家接受佛教文化的两大历史渊源，即晚清佛学兴运动与晚明兴盛的居士佛学。并具体分析了这两大渊源不同的历史特色以及由此带来的迥异风格。作者指出，正是佛学这一古老的传统文化，以其独到的方式和崭新的时代特征，极大地启迪和深化了许多知识分子对于生命与世界的深层领悟，并把它付诸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
　　全书写作谨严有度，对佛学的了悟理性畅达。作者指出，研究佛学与文学的关系，毕竟是一项指证性的课题。根据这一特点，本书在宏观考察的框架内特别注重实证性的分析。作者不仅注意到了诗歌散文等与作家精神意识有着直接明显联系的文学体裁，而且对作家本人的日记、自传、自叙、传说等等传记性材料也作了认真的梳理。充分地发掘和掌握材料，不作蹈空凌虚之论。如对许地山描写闺房之语的《香》、《愿》等作品，甚至传说丁玲在临死之前说的那句“放心吧，我会成佛的”的话，作者都能妙手撷取，以资佐证。在他之前，虽然有些材料别人也曾用过，但围绕一个新论题如此系统地发现使用新材料，尚不多见。在材料收集的同时作者还努力做到准确把握现代作家与佛学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作家与佛学的联系互有不同，时期各异，所以这个问题显得尤为复杂。“以陈独秀为例，他早年曾深受佛学熏陶，中年时大力排佛，而到晚年面对生死关头时，又颇能体现出超越一切了无牵挂的佛学风度”。(14页)当作者把他们综合成一个整体的文学现象予以宏观把握时，自己也承认“难免会出现顾此失彼，轻重不同”。(19页)这种冷静而客观的治学态度，难能可贵。
　　在作者看来，“所谓佛者即觉悟，佛的根本精神就在于帮助人们转识成智，转迷成悟。勘破世间一切幻象，从而除掉名利执障，超越一切成败得失”，(19页)在于“以出世的态度于人世的事业，是出世与人世的一而不二，相依相融”。(20页)当然作者也承认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宗教情感确实比较薄弱。“在20世纪这个政治意识中心的时代里，佛教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已经从主要的降为次要的，从台前退到台后”，(9页)它之所以值得我们去研究，“在于这种佛教文化的影响，为现代文学多了一种别致的情趣，一种别致的韵味，一种别致的境界”，“一点关怀心灵的深邃，一点讲究情趣的空灵，也多了一点向着人性深处搏击的力度”。(19页)
　　作者在深入论述时，思致绵密，逻辑谨严。第1章至第5章，论述的是作家与佛学的关系。第6章至第8章是现代文学主题的佛学分析，第9章是佛学与现代作家的文艺思想，第10章是佛教与当代文学的联系。
　　全书选取宏观考察的视角，从广阔的思想文化背景上来分析20世纪中国作家接触佛教文化的来源以及所持的基本态度，所体现的基本规律，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所提出的问题与方式。由于写作角度的特殊性及出于论证明晰的考虑，本书将宏观考察的重点放在横向的联系上，着重分析处于同一时代同一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作家们的相似之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两个作家群落：一个是上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改良主义者和以章太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们。他们对于佛学的理解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种经世治用的学问，如康有为取《华严经》来阐述政治理想，而他的学生谭嗣同更是在《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把佛教的兴衰同现实政治、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二是五四文学革命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新文学作家群。以许地山、俞平伯为例，在佛学的理解上他们较上一代显得更为理性，而在佛学渊源他们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如许地山不仅有个“吃斋祖母”，还有个自号“留发头佗”的父亲；俞平伯乳名“僧宝”，其岳父自号“安巢居士”等等。全书运用比较与联系的方法对这两个作家群落依次进行了横向的考察，力图使其各自的特点以及相互的传承关系得到较为鲜明的体现。作者认为正是这两个作家群各自的特色共同构成了20世纪文学与佛学关系的基本形态，而这两个作家群落的先后承继关系则隐藏着中国现代文学与佛学文化之间新型联系方式所赖以发生的思想主线。在这两个文学阶段的划分上体现了作者对于文学与佛学的独特理解。为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段角度，这也是作者的一个贡献。
　　本书最后一部分即在谈到佛教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时，作者对于我国当代文学的理解另辟蹊径，拓展了传统的思维角度，在对贾平凹、汪曾祺等人文学作品的佛学理解上提供了继续研究的价值。而作者对金庸笔下余意为之的一些较为庞杂而疏浅的佛学现象也有所涉猎，由此亦可见其考察角度的宏博。对于当代文学的佛学理解是作者着力为之的成果，但其中仍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如作者称“金庸的新武侠小说多以佛教文化为背景”，(291页)并将《天龙八部》中因破尽诸戒而被逐出山门的虚竹和尚定为“金庸笔下的高僧形象”，且赞其个性“飘逸”种种，亦与金庸原著宗旨不甚相符。另外，作者在这一部分的写作上似乎过于注重总体博采，而局部介入深度则稍显不够。
　　综上所述，《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一书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佛学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展示出中国20世纪文学与佛学的内在关系，第一次尝试着给出了一种系统的阐释。书中所论及的佛学与文学的关系及其表现形式这一命题也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课题。
　　(《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谭桂林著，28万宇，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本文作者吴林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