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前传》自序

2014/9/7    热度：339   

《太虚大师前传》自序
　　（一八九〇——一九二七）
　　江灿腾
　　这本《太虚大师前传》，是我侗人从事佛教史研究以来的第六本专著。这也是从一九八九年，我出版第一本佛教史专著《人间净土的追寻—中国近世佛教思想研究》以来，再一次的探讨近代以来中国佛教所面临的变局及其适应之道。
　　为什么我如此热衷于近代中国的佛教史问题?理由无他，我个人生平和学术结绿，就是来自对“五四运动”时期，以欧阳竞无的“支那内学院”为中心的佛学思想的启蒙。尽管我出生于战后的台湾，从未踏上大陆一步，但是透过在台湾爆发的“中西文化论战”，我意外地接触到梁漱漠、熊十力的佛学著作，并进而在欧阳竟无和吕激的著作中，寻获了对传统中国佛教思想的理解门径和改革热情。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我是不折不扣的“五四之子”。
　　但是，长期以来，我冈自幼失学，一直在机声辘辘的上厂做事，沉重的生活负担，使我无法在佛学研究上有进一步的突破。直到一九七八年，我三十二岁了，才靠自修，以同等学力考入师大历史学系夜间部。虽然有五年之久，奔波于台北与新竹之间，半工半读，倍极辛苦，却幸得校中师长的启蒙、爱护和鼓励，使我得以掌握治学的门径，因而开始在学术研究上有了新的突破。
　　从大学一年级开始，我就有机会为同班同学报告佛教思想—这是教“世界通史一的彭小甫老师特别允准的。而到了大学三年级，我已有能力自编佛教史的讲义，为同班同学上课—这是教“中国文化史”的王家俭教授破例通融的。因此，就关于研究中国佛教史来说，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师长，让我有最佳的成长机会，使我较他人更能体会到治学的方法以及发表的自信。这在师范大学来说，可能也是没有前例的。我藉此感激母校师长的对我爱护之情!
　　师大毕业后，我车运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一般史组，追随李永炽老师研究思想史。由于二般史组”是处理中国历史在鸦片战争之前的阶段，冈此我不能撰写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学位论文。几经考虑之下，接受曹永和教授的劝告，我改治明代佛教思想史。而巾于有圣严博士的论文《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在无，为了另辟蹊径，我除了加入“东方宗教讨论会”向同道或前辈请教之外，我全力强化关于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知识。恰巧徐泓所长和刘翠容教授是这一领域的权威，使我获益无穷，能够靠此利器，在研究明末佛教史时，有较坚实的背景基础。因此，学位论文《晚明佛教丛改革与佛学诤辩之研究》甫提出通过，即由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并获国内外不少佛学界同道的肯定，令我深受鼓舞。
　　在此同时，我因大量阅读近代中国佛教改革的资料，以及包括太虚和印顺两法师的佛学作品，使我对从清末以来迄民国后的中国佛教，有深一层的认识。于是我边读边写，而先后有《现代中国佛教思想论集》第一集和《台湾佛教与现代社会v两书的出版。这也是沿续从清末到台湾战后的佛教思想变革研究，和我的第一本书《人间净土的追寻—中国近世佛教思想研究》，在风格上是一致的。
　　其后，我在清华大学共同科任教，以及再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班攻读，使我有更多的机会来思考近代中国佛教史的课题。由于博士班没有研究时代的限制，这一便利，更加强我治中国近代佛教史的兴趣和决心。另一方面，由于战后四十年的两岸隔离，使得台湾佛教的发展，也渐渐有了自己独特的面貌。为了进一步理解此一发展的背景和历程，我重新投入台湾近百年佛教史的研究。于是，我几乎在同一时间，完成了近代中国大陆及台湾佛教史两部作品，并且分由新文丰出版社和束大出版社出版。前者就是本书《太虚大师前传》 。
　　就研究史来说，关于太虚的研究，一直都不出印顺法师在《太虚大师年谱》一书中所探讨的。而由香港法住学会出版的《太虚诞生一百周年国际会议论文集》（一九九O年出版），则研究水准参差不齐。至于HOLMES WELCH在ThE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一书对太虚的批评和嘲笑，更是国际学界耳熟能详之事。本书的撰写，特重相关时代背景及太虚性格的描述，即在透过更全面性和更深入的分析，为太虚本人的历史面貌及其佛教事业，作出较客观的探讨。虽然如此，以太虚个人多方面的才华和兴趣，涉及的又是变动性极大和极复杂的时代，我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留待给内行的读者来判断。
　　在此，我必须感谢业师李永炽教授、冉云华前学、星云大师，他们在百忙中拨空为本书撰序，使奉书增光不少。而果灯师对本书的校稿，耗力甚多；以及新文丰出版公司的李淑贞小姐在编辑本书时的鼎力协助、高本钊老板的慨允出版，都是让我由衷感谢的。
　　就个人来说，本书是我在心情最宁静和最愉悦的情况下，顺利撰成的。虽非尽善尽美，却是苦难人生中的最大安慰，也是我生平最美好的回忆之一。谨以此序，纪念那似乎永不再来的美好心情!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五日
　　于竹北家中
　　摘自《菩提树》1993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