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山居诗研究·绪论

2014/9/7    热度：195   

佛教山居诗研究·绪论
　　祁伟　著
　　（2007年度四川大学博士论文）
　　佛教起源于印度，经西域传至中国，在中国思想、文化、艺术等领域都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同时，从佛经由梵语、巴利文、犍陀罗语等语言被翻译成汉语的那一刻起，佛教也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实际上，一种外来文化的传播过程，也就是与本土文化相渗透、相作用的过程。当佛教思想渐渐地植入上至皇权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头脑中时，智慧的中国人也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对佛教进行创造和加工。中国又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诗歌伴随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承载着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与支撑个体的精神力量。因此有学者认为，佛教的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佛教的诗化。无论佛教在中国有多少派别，在各个时代的发展有多么不同，其思想宗旨都不出印度佛教的藩篱，而只有承载着佛教思想的文学艺术才最能够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如果说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相互吸引与碰撞迸发出的最耀眼的花火，当是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艺术，那么佛教的中国化、艺术化也必将成为整个佛教史上最华美的乐章。所以，对佛教文学的研究，就成为我们认知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近年来的佛教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佛教与文学的关系研究上，如张中行的《佛教与中国文学》、孙昌武的《禅思与诗情》、《佛教与中国文学》、周裕锴的《中国禅宗与诗歌》、张伯伟的《禅与诗学》、谢思炜的《禅宗与中国文学》等。张中行先生从文学体裁的角度历数佛教的功绩，他认为，汉译佛经本身就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国传统的诗、词、文、赋也处处闪烁着佛教的光芒，而由于佛教僧众向世俗民众讲经说法的需要，在正统文学之外还产生了变文、俗讲、宝卷等一系列说唱文学，这些都是在佛教影响下诞生的宝贵的文学遗产。周裕锴先生则在诗歌与禅宗的关系上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指出，禅宗日益抛弃宗教的戒律而指向诗意的审美，这是受中国诗文化熏染的结果；而中国的艺术思维日益由浅直粗糙走向深微精美，在观照、欣赏、构思、表现等方式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都是与禅宗的影响分不开的；虽然诗与禅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领域，但在价值取向的非功利性、思维方式的非分析性、语言表达的非逻辑性、肯定和表现的主观心性等方面却有着相同的内在机制。研究证明，佛教思想的渗入，确实使中国古典文学发生了全新的变化。不过，大多数学者们的目光聚焦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研究，却忽略了文学向佛教的渗透，也很少去问津那些出于宗教目的而创作的诗歌。所以，目前佛教文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受佛教或禅宗影响的如王维、白居易、贾岛、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李贽、袁宏道等一大批士大夫的作品，而对于僧人的文学创作却着力不多。虽然贯休、皎然作为诗僧的代表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寒山、王梵志的诗歌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但是在浩瀚的佛教典籍中，还有大量的佛教诗歌（这里主要指僧人创作的诗歌）落在了我们的视野之外。高僧大德的诗歌与文人的佛教诗歌之间是否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是否也与文人创作一样地精彩纷呈，在时代的变迁中是与文人创作同起伏，还是有着自己的演变规律，对我们来说都是尚未破解的谜团。
　　在僧人的文学世界中，需要我们去探索和挖掘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对于佛教诗歌样式，学界就缺乏专门的研究。本文选择山居诗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一诗歌样式已经绵延了千余年却仍然不为人所知。在佛教文学中，"山居诗"无疑是最常见和最重要的类别之一。大量以《山居诗》为题的作品，散见于灯录、语录、僧传、笔记、类书、僧诗总集等各种佛教典籍中。据笔者统计，唐贯休有山居诗二十四首，宋永明延寿有六十九首，元栯堂益有四十首，无见先覩有七十九首，石屋清珙有一百八十三首，明憨山德清有九十一首，天隐圆修有八十首，汉月法藏有四十首，等等。唐宋元明时期的"山居诗"数以千计，乃至有专门的《高僧山居诗》及《续编》这样的集子编刻印行。这是一个被学界遗忘的中国禅僧的写作传统，其作为宗教文学的意义理当受到应有的关注。本论文旨在通过对佛教山居诗的梳理、研究，展现佛教文学中的一个特殊样态，并由此见微知着，领略佛教诗歌在征引典故、遣词造句、宗教意义、人文精神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风貌。
　　目前佛教山居诗的研究几为空白，大陆及台湾相关论文仅见三篇：《浅论贯休＜山居诗＞二十四首》（黄艳红撰，《乐山师范学院》2004年第4期），《晚明僧人＜山居诗＞论析--以汉月法藏为中心》（廖肇亨撰，《第四届通俗文学与雅正文学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12月），《冲邈上人翠微山居诗研究》（黄永武撰，《佛教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下辑，1995年7月出版）。相关学位论文有一部，即赵春兰的《从憨山德清思想探讨其梦游诗--以山居诗为重心》，乃华梵大学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1998年硕士论文。这些文章大部分是从山居诗的内容出发，探寻僧人的内心世界，其研究目的侧重于僧人个体而非山居诗本身，且由于对象较为单一，不具有历时性，所以无论是对于僧人的独特性，还是对于诗歌的独特性，都缺乏足够明晰的阐述。而对于探讨山居诗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当属廖肇亨一文。文章指出，山居诗是晚明佛教文学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凡是尝试过文学创作的僧人都会涉及山居这一题材，且创作颇丰。廖肇亨先生还认为，一部分山居诗具有着招隐诗的性质，而寒山诗在山居诗的创作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对于揭示山居诗的特质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因以往山居诗研究现状如此，可资借鉴的成果为数不多，研究工作也得从基础的材料收集开始，难点较多。对笔者来说，这是一片尚未开垦的荒地，不过也形成了一种挑战，因为知之甚少，所以才有了想要了解和深究的愿望。首先，论文根据文献对山居的记载说明僧人山居的传统，以及山居行为所包含的多重意义；其次，梳理山居诗由唐代至明代的发展脉络，并对各时代的山居诗创作进行文本考察；最后，从山居诗的创作史中归纳出主题类型及所传达的宗教精神，同时揭示出山居诗在不同时代的表达重点。由于山居诗并非僧人群体所独具，它还蔓及文人创作群体，在宋代，仅曹勋一人就有一百八十首山居诗，其它文人或以十首为一组，或以二十首为一组，规模蔚为壮观。所以本文对宋代僧人山居诗与文人山居诗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出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差异，以窥佛教文学题材对文人创作影响之一斑。
　　文学是人类精神的艺术化表现，而佛教文学无论是从精神还是从艺术上来说都属于不同于文人诗歌的另一套系统。因此，对于佛教文学的研究也就分了内外两个层次。在外部的艺术形式上，表现为意象选择、典故使用、遣词造句等方面；在内部的宗教涵义上，蕴含了主题思想、宗教精神等方面。如果忽略了这两个层次，佛教文学研究恐怕就无从谈起了。故本文从山居诗入手，以大量的篇幅援引佛教典籍来阐释诗的内涵，同时对诗歌语言的艺术性加以分析，以探究佛教诗歌所使用的语言系统，然后再对语言外壳下包藏着的主题和精神内核进行考虑，以发明佛教山居诗最本质的一面。这是本文的研究方法。
　　在语录、灯录等佛教典籍中，除了标明《山居诗》《山居偈》的作品之外，还有大量描写居山生活、禅思禅悦的作品，题目或曰《山中》、《住山》、《山中吟》，或另作他题的，甚或无题。廖肇亨先生就将所有描写山居生活的诗歌都纳入了山居诗的范畴。然而笔者考虑到，如果一开始就将研究范围扩大，那么就失去了佛教诗歌类型研究的意义。而且，既然山居诗的创作形成了一种传统，其题目和样式就有了某种内在稳定性，那么山居诗就是独立于《山中》、《住山》、《山中吟》等诗歌而存在的。有的僧人有《山居诗》，同时也有《山中吟》，说明在创作时就没有将山居诗同其它诗歌等量齐观。至于无题诗，若选本中有题作《山居诗》的，如寒山诗均为无题，而《古今禅藻集》选其二十六首，题为《山居》或《山居杂诗》，则列入讨论的范畴，或可从中看出选本所处年代的山居诗观念。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非常明确，只有题为《山居》，或在选本中曾经题为《山居》的诗歌，才作为佛教山居诗纳入笔者的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