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序言

2014/9/7    热度：212   

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序言
　　这是一部记述佛寺修建的书，是记述漫长的中国佛教史上一个具体朝代(明朝)佛寺修建的书，是记述这个朝代的一个都市(首都北京)佛寺修建的书。洋洋近百万言，就讨论这样一个专而又专的题目。以我的固陋见闻，就这样的题目写出这样一部大书，国内、外还没有过。因此，这部书是名副其实的填补学术研究空白之作：填补厂佛教史、建筑史和一般文化史研究的空白。从另一种意义说，在学术研究中，专业性乃是学术性的前提，也是它的标志。虽然这种一个具体朝代佛寺修建的专门研究著作基本是属于“小众”的，但其学术价值却是不“小”的。
　　英国佛教史学者查尔斯·埃利奥特曾说过：“佛陀的伟大实践成就，就是建立了一个宗教团体。这个团体叫做僧团，一直存在到今日，其成员称为比丘。他的宗教之所以能够持久，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组织。”具体到中国，荷兰佛教史学者许理和又曾说：“佛教不是并且也从未自称为一种‘理论’，一种对世界的阐释：它是一种救世之道，一朵生命之花。它传人中国不仅意味着某种宗教观念的传播，而且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修行团体即僧伽(sahsha)的传人。”①依据这两位佛教学术权威的论断，可以了解何孝荣博士这部书所探讨的课题的意义。
　　在中国传统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族为基础单位的社会结构中，僧团乃是一种特异的“方外”组织。寺院则是僧团寄居、修道、弘法的场所，僧团活动的基地。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大批寺院兴建起来。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即是一代佛教兴盛的体现与标志。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下，众多寺院更形成大大小小的经济实体和文化中心，发挥着十分广泛的社会作用。因而，对于僧团与寺院的研究就成为有关佛教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但是，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一个部门的现代佛学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佛教经典的传译与阐释、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冲突与融合、佛教义学与宗派佛学的内容与成就等方面。这些内容基本属于思想与学理范畴。这种状况也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高水平的思想、学术环境决定的，这里不做具体分析。相对照之下，有关僧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领袖人物，而对于其不同历史时期僧团的一般组织、活动状况等的探讨则比较疏略；虽然历史上留下许多寺志、山志类著作，近、现代有关寺院(包括石窟寺)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建筑、艺术领域，而很少有人致力于不同历史时期寺院建造及其活动、管理的具体状况的探讨。应当强调指出的是，这后两个方面正是与民众的信仰实态直接相关联的；而众所周知，信仰乃是宗教的核心，也是它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动力。这样，从目前佛教学术的整体状态看，有关历史上各个时期民众信仰状况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方面。佛教学术研究的这种局面，更突显出何孝荣博士这部翔实地考察、描述明代北京佛寺建造的著作的价值与意义。
　　具体到中国寺院建造的历史，曾有过几个主要的繁荣时期，例如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明代也是这样的时期之一。唐宋之际是佛寺建造模式重大的转折点。汉传佛教寺院形态的发展变化与整个城乡建筑状态直接相关联。至唐宋之际，城市建筑由里坊制转化为街市制，寺院也由此前多院的庭院式转化为层进的殿庭式，从而典型中国化的佛教建筑规范形成了。明代正是这种成熟的佛教建筑发展的鼎盛时期。所以就佛寺建造讲，这部书可看作是对于中国佛寺后期建造状况的总结性的描述。
　　就中国佛教历史发展说，到宋代已急剧地走下坡路了。其典型表现是作为中国佛教最高成就的宗派佛教衰落，从总体看佛教在高水准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也大为降低了。可是即使如此，佛教长期发展积累起来的思想、文化资源仍继续发挥着影响，特别是教理浅俗的“禅、净合一”的佛教仍在吸引广大信众，所谓“民众佛教”、“民俗佛教”继续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并发挥重大的社会作用和影响。这种发展成为明清时期寺院建筑普遍兴盛的根本原因。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当时的寺院正相当集中而清晰地反映了佛教发展的实态。这样，透过对于明代北京佛教寺院建造状况的描述，可以多方面地加深对于这一段佛教历史的了解。
　　这样，何孝荣博士这部书的内容又远不限于明代北京佛寺修建。他更自觉地把佛寺建造状况放在明代佛教整体状况的环境之中加以讨论。诸如明代佛教在全部中国佛教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明代各时期、不同社会阶层，从帝王、后妃、宦官到士大夫、庶民的信仰状况；藏传佛教在明代北京的传播及其影响，等等，这些关联佛教史、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本书中都作了相当充分的讨论。因此，这部书就不是偏枯地讲述佛寺修建的书，乃是从建造佛寺这个侧面来透视一代佛教与佛教文化发展的历史著作。
　　何孝荣博士著有《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阗年)，曾得到学界的好评。资料丰富、考订翔实是那部书的重要特点和优点。南京是明王朝立国和早期的首都，明代的所谓“皇室佛教”、“宫廷佛教”集中在那里发端。而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权力中心统帅着全国的文化活动，包括宗教。完成前一个课题之后，何孝荣博土又发愿研究明代北京佛寺。这是前一个课题的延续，而拟定的规模更为庞大。现在完成的这部记述寺院修建的书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还将继续探讨北京寺院的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和管理方式等。全部完成之后，将是全面展现明代北京佛教寺院状况的系列专著，也是前所未有的记述和解析中国佛教寺院的典型个案的巨著。
　　关于本书写作方面的优长，这里不烦赘言。只要略加翻阅，就会发现作者搜集资料的勤奋、完备，描述的周详、细致，见解的透辟、深刻。当然，这样一部大书在结构上难免显得纷杂，述说亦尚可提炼。这些不足之处经过推敲是不难完善的。值得赞佩的是，在目前的学术界，特别是在相当一部分年轻学者中间，急功近利、粗疏浮躁之风盛行，可是仍有像何孝荣博士这样的学者就这样专门、冷僻的题目多年持之以恒地下功夫。这个事实是令人鼓舞的，让人从中看到了学术振兴的希望。
　　何孝荣博士还很年轻，在治学道路上已走出了成功的几步。他在学术上的美好前景是可以预期的。因此，尽管自己深知为这样一部著作撰序不够资格，仍然高兴地写下上述这些话，以为颂，亦以为祝。
　　(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