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茜

　　(太原师范学院音乐系， 山西大原030012)

　　摘 要：通过以五台山为中心的佛教音乐文物、文献及文化特征的探究，笔者认为“以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做为五台山佛教音乐的起始”，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通过对五台山佛教音乐转化过程的分析，意在表明五台山佛教音乐并非是随同佛教一并传入的。并对保护、发展具有厚重历史的五台山佛教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力求为积极推进五台山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贡献。

　　关键词：五台山佛教音乐；起始；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09)01-0040-06

　　五台山是世界著名佛教圣地，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是我国惟一兼有汉、藏佛教的圣地，可以说是佛教文化的集大成之地。

　　自1989年春五台山佛乐团在香港沙田大会堂演出后，中国的佛乐团频频出现在世界许多国家的音乐节和音乐厅里，高扬佛曲，低吟梵呗，使中国传统音乐中的这朵奇葩香传域外。五台山佛教音乐之魅力在于其不仅是生活的派生物，更是佛教音乐文化心灵深处溢出的真挚情感，它在佛教文化承传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为此我们应站在历史的角度对佛教保存的音乐传统加以深入细致地调查，对佛教音乐所负载的文化内涵进行审视，以梳理出五台山佛教音乐传统的发展脉络，并对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存和发展。

　　一、佛教音乐文物探究

　　自北魏时期，佛教文化在山西以五台山为中心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建于北魏、北齐时期，重修于隋、唐、宋、辽，金、元、明、清时代的寺庙遗迹上，有许多雕有乐舞场面的经幢，雕刻技艺较高的有晋城青莲寺唐慧峰和尚须弥座上的乐舞图；平顺大云院五代时期七宝塔座上的乐舞图；沁县南涅水石刻馆藏宋代经幢上的奏乐图；佛教圣地五台山佛光寺唐代经幢上的伎乐图；安泽马壁乡海东村唐代造像碑上的伎乐场面；洪洞广济寺元代遗址经幢上的鸟身人面伎乐；潞城辛安原起寺唐代经幢乐舞；浮山博物馆藏唐武德年间的线刻乐舞石雕；长子法兴寺宋代经幢乐雕；灵丘觉山寺塔伎乐砖雕；以及高平西李门二仙庙的两幅乐舞线刻图等等。

　　位于高平县陈土区镇王村东北舍利山阳的开化寺，现存大雄宝殿为宋熙宁六年(1073)建，殿内四壁有宋绍圣三年(1096)画工郭发所绘的壁画，是我国现存壁画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壁画场面有8处与乐舞相关，表演者均为俗人的装束，无一僧尼。

　　繁峙岩山寺的金代壁画，为佛乐与俗乐共存的壁画。与音乐相关的壁画有6处，其中的“佛传故事(夫人信香)”、“释迦牟尼说法图(护法神将)”、“佛传故事(掴鼓报喜)”等，虽然是讲佛教故事，但所有乐器如琵琶、鼓、笙等非佛教所有，以及其中奏乐的乐伎，也非佛家弟子。

　　明崇祯七年(1634)由东明禅师创建的小西天，位于隰县城西的凤凰巅，是临汾市一处重要的佛教寺院。大殿内有多组伎乐悬塑造像，乐器品种为竖箜篌、琵琶、琴、笛、钹、韵锣、三弦、筚篥、鼓(均为扁鼓，演奏者将其悬挂在颈项之上，垂在胸前腰际)、拍板等，尚有乐器缺失者。现存有乐伎近40人。在一处大殿中有如此众多的伎乐造像，实为罕见，为研究明代佛教音乐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资料。“大殿的正面上方(第四佛龛上方)，有一组悬塑似为戏曲演员的造型，自左至右第七人缺”。乐人们的装束是僧众与俗人并举。

　　从以上各处佛教音乐文物，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以五台山为中心的佛教音乐文化不仅数量多、并且呈现出向周边幅射的态势。如汾阳田村后土圣母庙，为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重建，正殿内西壁为《巡幸回宫图》，北壁为《后宫燕乐图》，东壁为《出巡起驾图》。这三幅图中均与音乐有关，场面宏大，人物众多。

　　新绛县阳王镇的稷益庙，元至元年间(1264～1294)重修，正殿内西壁的下方是“祭庙图”，俗人身着礼服，神情肃穆，心怀虔敬，专心致志，各司其职，倾力合奏幽雅神秘的祭祀乐曲。

　　山西类似的佛教音乐文物还有相当数量，以上仅是很小一部分，也反映出当时以五台山为中心的佛教音乐文化的繁盛、传播，才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并得以保存。

　　2．明代以前佛教音乐多为俗人演奏，乐曲均为宫廷音乐及民间音乐，并无专门性的佛教音乐。如上所述的繁峙岩山寺金代壁画中，“鬼子母本生故事”为宫中宴乐，“酒楼卖唱”则又显示出宫廷与市井民间音乐的景象。其中的一位美貌妙龄女子，右手执一小棒，边击鼓边唱，鼓下有3根长棍做成的支架，这应是宋金之时诸宫调、陶真、唱赚等说唱艺术形式的具体反映。

　　3．从明代起，僧人参与“佛教音乐”的演奏就多起来了。如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中的罗汉奏乐；繁峙宝藏寺放焰口的图像等等。

　　从音乐的曲体结构来看，佛教音乐的曲体结构一般分为两类：一类为单曲体，一类为联曲体。这是中国传统民间器乐所常见的两种基本形式。说明“佛教音乐”是在吸收了宫廷音乐、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佛教音乐起始、转化探究

　　如果说从佛教文物探究的角度得出上述结论，那么有关文字记载可以进一步印证上述观点。

　　《晋书·鸠摩罗什传》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人管弦为善。凡觐国文，必有赞德，经中偈颂，皆其式也。”这是说天竺国音乐与佛教的紧密配合，也说明佛教音乐成为颂佛的首选。但需要辨析的是佛教音乐是否与佛教一并传入中国?五台山佛教音乐经历了哪些阶段，才形成今天的蔚然大观?

　　我们认为，把音乐作为礼佛的首选，发轫于五台山，其间大体经过起始、转化与发展、定型三个阶段。五台山是佛教传人中国最早的一座名山，在1900多年的历史中，历朝历代都名声鼎鹤。作为佛教文化中心，需要宣讲教义，广纳信徒，以及在赞佛、礼佛、颂佛等佛教的活动方式上都离不开音乐，因此把音乐做为礼佛的首选，在许多佛教经文中对此都有所论述。如《法华经·普贤行愿品》中说：“各以一切音声海，普出无尽妙言辞；赞佛甚深功德海；”《维摩诘所说经·佛道品》说：“歌咏诵法言，以此为音乐”；《法华经·普门品》中说：“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是故须常念。”由此可见，佛教音乐正是对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的一种诠释，它以其特有的音符、曲调烘托出一种宏大、肃穆的氛围。它的重要作用为“赞佛功德、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使人们生生世世信佛闻法，永离苦因，同升妙果。

　　1．佛教音乐初始阶段

　　人们常常以佛教传人中国的时间作为五台山佛教音乐的起始，笔者认为有一定的片面性。梁代僧人慧皎(497-554)《高僧传》云：“自大教东流，乃译文侧重，而传声概寡，良由梵文重复，汉语单奇，用梵音咏汉语，则声繁而偈促，用汉曲咏梵文，则韵短而词长。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这既是说，在佛教传人中国的时候，由于两国语言上的差异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只是译解了佛教的经文。而“梵响无授”，则说明佛教人华之初其佛教音乐并没有一并传人。所以五台山佛教音乐也并非是以佛教传人中国的时间为起始的。

　　据说魏陈思王曹植，深爱音律，渔山制呗，梵音汉咏；后世尊他为中国化佛曲的创造者。他对佛教音乐的贡献在于“创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可见，佛曲在中国初创阶段并非由僧尼完成。

　　以上文献说明，佛教音乐并未随佛教一起传人。初始的佛曲，是佛教进入中国后其信徒们根据佛教的教义，由精通音律之人在佛教名义下的创造。如王昆吾先生所说：“佛曲是佛教名义下的民间歌舞曲，是乐工之曲。佛曲的特点是同乐工结合，而不是同僧侣结合，因此，西域佛曲并没有随着早期佛教的传人而传人。”

　　2．佛教音乐转化、发展阶段

　　佛教戒律本不该有音乐活动。如僧尼八戒中，其中一戒为“不得歌舞作唱，及故往观听”。十戒中，亦有一条戒律为离作歌舞及往观听种种乐器。内律有“制听歌”的规定。《演繁露续集》卷2《诞日设斋用乐载》：“开成五年(840)以六月十一日为庆阳节，天下州府常设降诞斋行香，城内宰臣与百官就大寺设僧一千人斋，仍许量借教仿乐官充行香。”诞斋行香奏乐的人员，是借教坊乐官为之。这说明当时寺庙戒律僧尼奏乐的严格性，如姜伯勤先生说：“按严格的唐代律令和正统的内律，僧人是禁止从事音乐演奏的，所以寺内音乐的陈设，必须借助音声人。”

　　五台山是文殊菩萨道场，为东方各民族所共同信仰，出于宣讲教义、广纳信徒的需要，又看到佛教自身有梵呗却因语言等矛盾而没有随同佛教一并传人的事实，五台山作为佛教文化中心，在做法事、道场、放焰口等，音乐不可缺少。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寺庙的奏乐者是“音声人”而不是僧侣。项阳先生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五台山这一佛教圣地也应有这一群体的存在。”

　　我们看到唐代山西的寺庙中绝少见到有着僧人演奏音乐的场面，明代则明确允许僧人参与演奏音乐。这个转化发展过程，说明五台山佛教音乐初始阶段确实和乐工、音声人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其所奏的乐曲，也多是笃信佛法的俗人，或是乐师的应命之作。佛教音乐由佛教名义下的乐工之曲逐渐向专曲专用发展过渡，以教义内容为主体，并进行相关的佛乐创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3．佛教音乐定型阶段

　　五台山佛教音乐的定型时期，大约在元末明初。在五台山佛乐创作历史上，普光寺金璧峰禅师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1372)。《清凉山志》载：“普光寺，金璧峰藏修处。洪武间敕修，上赐诗以旌之。金公常依华严，制为佛事，梵音哀婉，凡四十二奏，唯本寺袭其法，四方学者于兹灌顶受业焉。”金禅师在普光寺制四十二奏的华严佛乐，其后被朱元璋召至南京，只有普光寺继承了他的创制，因而四方学者们到此来学习华严佛乐的真谛。这种依佛经创制音乐而被广泛传承的情况，说明五台山佛教音乐产生的巨大影响，所以佛光寺文殊殿明正德年间罗汉奏乐的壁画以及隰县小西天的和尚奏乐悬塑等是在此影响下的产物。内律的松弛，皇家的倡导，佛教的繁荣，音声人的融人，当是和尚参与音乐演奏的原因，也是五台山佛曲的创作定型因素。

　　三、佛教音乐文化特征探究

　　五台山佛教音乐文化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宣扬佛教教义，吸引信徒的一种手段，对佛教的传播起着极大的作用。五台山佛教在历史上曾有过相当辉煌的鼎盛时期，吸引了无数信徒皈依佛门，在群众中有很深的影响，佛教音乐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拜佛可以了脱苦难，进入圆满境地；求神可以消灾免难，得福禄果。而这种美好的胜景，只有在悠长高亢、舒缓明快的佛乐声中，才能使人如临其境，如见神佛。每当这种时刻，虔诚的信徒们就会深深沉浸在梦幻般的仙境之中，仿佛自己已经远离红尘，超然成佛了。因为音乐是一种抽象的情感表达方式，它能给心灵插上想象的双翼。对佛教音乐的理解，主要是靠一种直觉。在五台山佛教圣地这一环境和氛围中，在心灵与音乐交汇的那一刻，心灵就理解了音乐内涵，于是那庄严和谐而又深邃的旋律就和听众达成了完美的默契。这就是佛教音乐的力量，这就是五台山佛教音乐文化在佛教信徒们心灵上产生的影响。为了增强对教义的深刻理解，五台山佛教音乐多数是吸收了该地区民间音乐的精华并改编而成，意味着佛教文化对世俗的浸染与渗透，同时也为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的蓄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被人们誉为北派佛教音乐的代表。

　　1、经文清唱

　　所谓“清唱”是指不带有乐器伴奏的经文咏唱。姜伯勤先生说：“僧人主持的讲筵(俗讲)，本质上是一种道场，由僧人都讲和俗讲法师担任，其中只有梵呗、赞咏等无伴奏的清唱，并宣讲押座文、讲经文等”。经文清唱也称为诵经音乐，是众多僧人一同唱诵的声乐类载体。为适于众人唱诵，音域必须限定在大众化音域内，不能太高太低。一般最低音是“d”，最高音是“c”，音域跨度不足一个八度。不足八度的音域和数量有限的音级，并没有消弱它的丰富性。聆听五台山僧人虔诚的唱诵，外显的·变化始终让人应接不暇。

　　经文清唱的律动均以小节为单位，基本是均分律动。显然诵经音乐均分性律动的形成很大程度上由经文句段结构而导致，念诵并非是一人两人的行为，而是几十甚至上百上千五台山僧人的共同行为，众僧唱颂佛经的行为欲保持统一，就必须用一个标准加以限定，否则难以达到整体诵经的规整有序，均分的律动则是统一行为的标准。经文清唱的律动以小节为单位，从换气点也能够判断均分律动的规律。律动单位与经文诗句每行的字数呈现相对应关系，所以形成了这种相对长拖的律动特点。

　　经文清唱的曲调，一般都有曲名，有的是唐宋各代流传下来的传统词、曲牌名，如《望江南》、《浪淘沙》、《唐陀令》、《寄生草》等；有的来自民间曲调名或戏曲中得来的曲名，如《扑虎条》、《鬼叫门》等。宣讲教义的诵经音乐把梵文译成汉语以配汉曲用以吟或唱，虽然以地方化、民族化为主要特点，曲调也很丰富，但从音乐角度讲仍不完善。因为音乐本身包括“声乐”和“器乐”两部分，清唱仅属声乐部分。所以，只有僧人演奏乐器，五台山佛教音乐才能从形式上得以完善。

　　2、创立了“和念”形式

　　“和念”是五台山僧人对带有乐器伴奏的经文讽诵形式的统称。和念形式于明朝在五台山已广为运用，在佛光寺两处奏乐图像中可以看到乐器在五台山佛教音乐中的运用情况。壁画中有手持器乐演奏的罗汉画像，僧人手中的器乐和法器有笙、笛、木鱼、引磬、小鼓、铛、钻、铃、杵等。

　　和念形式的普遍运用，同时也加强了同民间音乐的联系。词(经文)与曲的结合、伴奏与唱的关系，以及乐器的音乐表现力等方面都逐渐成熟，并大量吸收了当地流行于民间的元散曲。五台山所独有的曲目有《白马驮经》、《秘魔岩》、《月光遍照》、《大乘经》、《千声佛》、《豆叶黄》等。和念形式的创立，推动了五台山佛教音乐的发展，更好地烘托了晨钟暮鼓中的佛教文化精髓，仿如大彻大悟，创造一个再度的精神世界。

　　3、汉藏佛乐共同发展，广为流传

　　由西藏僧人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黄教)，于永乐年间传人五台山，并很快在五台山传播开来。清代诸帝笃信佛教，康熙、乾隆都曾亲自到五台山朝拜，并为五台山佛寺题写了不少碑文。至“清世宗雍正时(1723—1735)，五台山已有规模宏大的喇嘛寺26所，喇嘛千余人。嘉庆时(1796-1820)，仅菩萨顶一寺，就住有喇嘛561人。清末，全山有青庙78所，僧侣人数亦在千人之上”。

　　青庙(汉传佛教)与黄庙(藏传佛教)佛乐，都以工尺谱记谱。青庙佛乐讲究入法规则，风格幽雅静谧，方重典雅。演奏音乐以D调为主，以笙为主要乐器。

　　黄庙佛乐讲究明朗、高亢，风格刚强洪亮、粗犷奔放，有较强的民间色彩。演奏音乐以E调为主，以管为主要乐器。

　　青、黄两庙佛教音乐，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形成了具有北方风格的五台山佛教音乐，并广为流传。例如：“青海湟中县鲁沙镇南隅莲山塔尔寺”及“呼和浩特大召庙”，传承与演奏的《花架音乐》、《五台山佛曲》，基本上未受过当地其他民间音乐的影响，从调式、旋律及风格上分析也未受过藏、蒙民歌之影响，与五台山南山寺僧乐团演奏的五台山佛乐很相似。可说是基本保存了北方风格的五台山佛教音乐风貌。

　　四、保护、发展五台山佛教音乐的可行性建议

　　五台山佛教音乐是五台山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但是，随着乐僧的老龄化、离世，五台山佛教音乐无论是演奏程式还是曲目的传延，都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抢救工作刻不容缓。这种困境的摆脱至少需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首先，要做好长幼乐僧间的传承工作，畅扬禅门佛乐培训宗风，以殊像寺和南山寺僧乐为基地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青年乐僧。

　　其次，要以政府文化部门为龙头，加大资金投入，建立佛乐研究机构，组织学术界人士从多角度、多学科出发，以研究者群体为中心，对五台山佛教音乐文化进行更广阔，更深入的纵横研究。

　　再次，要以旅游经济为突破口，通过不同层次媒体之传播，加大宣传力度。

　　如今的五台山旅游对丰富的佛教文化内涵开发还远远不够。我们可以借用佛教音乐这种律动文化触动游人的心弦，在佛诞日、成道节、盂兰盆会、文殊菩萨诞辰日等大小节庆日或旅游旺季，定时、定日举行包括佛教音乐表演在内的佛事活动。一则能起到烘托佛国氛围的作用，二则能让游人感悟神秘、深邃的佛教音乐内蕴。在维持寺院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有效地保存了五台山佛教音乐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有利于推进五台山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利于五台山国际旅游品牌的确立，更是五台山昂起龙头，带动山西旅游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