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对语言、文字的研究有很大的成就，并有许多论著。据出土的刊本和写本，西夏人编撰有〈文海〉〈文海杂类〉〈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五音切韵〉等有关语言文字的著作多种。〈音同〉刊印于乾顺正德六年（公元1132年），成书的时间则可能还要早些。收集六千一百多字。它仿〈切韵〉的分类，以每个字第一个子音的次序排列。子音又分重唇音、轻唇音、舌头音、牙音、喉音等九类。每一类中又将含有相同发音系数的字，依次归纳成同一小类，所以在同一类中，只要知道其中某各字的读音，其余各字的音也就可以随之读出。〈文海杂类〉排列方法和〈音同〉按韵排列的方法相似。每字下有三部分注释。一是分析字形，二是解释字义，三为反切注音。〈文海〉残缺很多，今只存有三千字左右，依韵排列，也分字形、字义和字声三部分。〈番汉合时掌中珠〉为西夏乾佑庚戍二十一年（公元1190年）党项人骨勒茂才所著，它是一部汉文和西夏文对音的字典。作者在本书的自序中说，这本书供西夏人学汉文、汉人学西夏文用，以达到互通语言，增进党项和汉族人民之间的情谊。全书按内容分为天、地、人三大类，每类又分成列，每列四行。右数第一行为西夏字的汉字注音，第二行为西夏本字，第三行为西夏字的汉文意义，第四行则为释意汉字的西夏对音。这部字书，为党项族和汉族人民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提供了方便。此外，又有名为〈杂字〉的书，收集的字分类排列，有天、地、人三大部，以下再分小类，如男子衣服、妇女服饰、树木、蔬菜、草、五谷、西夏姓氏、器具等。解释字义用小字，并注明其汉字，如西夏字“琵琶”下注曰“汉名琵琶”。可能是作为启蒙教育的杂字课本。

　　由于西夏时期大力推行用西夏文字翻译各种汉文经史典籍及佛经，所以西夏文字在一部分党项贵族的影响。西夏灭亡以后，元朝的统治阶级曾于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在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印西夏文〈大藏经〉三千六百余卷，分施与原西夏统治的主要地区，继续利用佛教来加强对党项民族的统治。考古材料证明，西夏文在个别地方还一直延续到明代晚期，河北省保定市近年还出土了晚至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用西夏文字雕写的石经幢。

　　西夏文字书法艺术，在史书中未见有记载，关于西夏文字形体，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云：“元昊自制蕃书十二卷，字画繁冗，屈曲类符篆”。党项羌人原无文字，隋末唐初党项内迁后，学习接受儒家文化，使用汉文字。宋初李元昊建立以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王朝，为标新立异而创制了记录党项族语言的西夏文字，自然是脱离不开汉文字的深刻影响，西夏文字成为汉文字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品种。正如西夏学者骨勒茂才所著《蕃汉合时掌中珠》中所说的：“蕃汉文字者，论末则殊，考本则同”。西夏文字传世五百余年，在应用实践过程中，同样以其作为文字功用的丰富表现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夏文字书法艺术。

　　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研究院的白滨教授讲到西夏文字在历史上的作用时向记者介绍说，西夏文字从创制到消亡经历了500年，这种文字曾一度湮没，直到20世纪，俄国人在黑水城的佛塔城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藏书库，轰动了世界，其中大量的西夏文献也推动了西夏文化的研究。其中最可贵的是在汉文中已经遗失的一些经文、资料在西夏文献中尚有保留，我们可以通过对西夏文字的翻译，对汉文化的研究作出贡献。此外，西夏虽然是一个小国，但其当时的文化水平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十分完善，然而这样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古国的文化、文字是如何消亡，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研究院的聂鸿音教授认为西夏在推广文字方面是一个奇迹，西夏文字本身结构比较复杂，但西夏政府却在1036－1060年短短几十年间已将6000多个西夏文字推行到政府的各个部门以及民间，这无疑告诉我文字的复杂与否与其推行难度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同时也让我们去思索到底是西夏政府掌握了一种文字推广的好方法还是西夏文字之间存在了一种内在规律让人们便于记忆，这就留下了一个悬念去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