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山佛教音乐以佛教天台宗音乐为代表，是天台山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早在公元五世纪时，天台宗创始人智岂页（智者大师）（538-598），在形成独立、完整的天台宗哲学思想的同时，为了使由他制定并口传心授的仪轨符合教义需求，从而产生了天台宗特有的佛教音乐。经过千余年的传承和发展，天台宗佛教音乐不但成为天台山佛教音乐的代表，还影响了早期民间戏剧并传播海外。

　　据统计，天台山佛教可唱诵的经文约95篇，其中赞偈类22篇、朝暮课诵39篇、忏类9篇、瑜伽焰口9篇、水陆法会16篇（含乐器曲牌）。特别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写的《天台智者大师画像赞》（附有曲谱），文辞优美，悦耳动听，是研究佛教音乐的珍贵资料。

　　天台山佛教音乐的形式，主要是声乐。包括独唱、领唱和齐唱组合、齐唱、轮唱四种。唱词有赞、偈、文、咒四种格式。曲调又分歌唱型、吟咏型、念诵型三种。配唱的乐器或称法器有梵鼓、钟、大磬、铛子、铃、钹、木鱼等，配器的制式、大小各异，用于不同的仪轨场合。表演形式多样，声腔抑扬顿挫，庄严平和，给人以“不同凡响”的听觉感受。

　　天台山佛教音乐对民间戏曲的影响很大，如早期流行在江南的南戏，就以干唱为主。在明代，南戏基本不合管弦乐，顺口而歌，这种“清讴”的干唱唱法即源于天台山的佛教音乐。唐代以降，日本僧人相继来天台山求学，也带去了天台山的佛教音乐，产生了日本室町幕府时期的戏剧——能乐。在能乐中就有《天台山之事》的表演段子。1982年3月，日本佛教音乐研究人员组团到天台山寻根访问。

　　近年来，天台山佛教音乐还走出寺庙登上舞台，多次作专场演出，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关注。在配乐上也有所发展，尝试增加一些民族乐器，以提高听觉效果。为了使天台山佛教音乐后继有人，天台山佛学院专门开课，请老维那向学僧传授这方面的知识。

　　佛教天台宗自创始起，就有不少忏仪的著作问世。天台山佛教音乐以天台宗佛教音乐为主要代表。天台宗创始人智岂页 著有《法华三昧忏仪》、《方等三昧行法》、《金光明忏法》、《请观世音忏法》、《方等忏法》等。以上忏法中的《法华三昧忏仪》、《金光明忏法》系智岂页 撰创，并配有音乐。唐代书法家颜真卿撰写的《智者大师画像赞》也为佛教天台宗特有的可唱经文。佛教天台宗音乐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如当地民歌、民谣、江南小调等元素），形成部分有本土特点的唱诵经文。其早晚课、水陆法会及瑜珈焰口等均有自己独特的润腔。

　　天台山佛教音乐的音乐传承均由各代维那以口传心授的方法代代相传至今。在与全国各佛教宗寺的交往中融合了其他地方的音乐元素。但在有一定互通性的前提下仍然保留了自己个性的一面。

　　佛教音乐以庄严、肃穆、典雅、平和为风格，在音乐史上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对这一口传心授的宝贵文化遗产，天台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正在组织专业人员搜集、整理，进行抢救和保护。

　　一、天台山佛教音乐可唱诵经文

　　约计95篇。其中赞偈类22篇、朝暮课诵39篇，忏类9篇、瑜珈焰口9篇，水陆法会16篇（含法器曲牌）（详见目录）。其中部分经文篇幅较大。有一部分是智者大师撰创的，如《法华三昧忏》、《方等三昧行法》、《金光明忏法》。另有《智者大师礼赞》等。智岂页 的遗物中就有印度4-5世纪梵剧名家迦梨陀沙的名著《沙恭达罗》的贝叶写本。

　　二、天台山佛教音乐的形式

　　主要是声乐，包括独唱、领唱和齐唱结合（由维那唱上句，僧众唱下句）、齐唱、轮唱四种。采用南派中的“海潮腔”。它由唱词（经文）和曲调两个部分组成。唱词有四种格式：赞，用于颂赞佛的功德，多为长短句的诗；偈，用于颂扬教义，为“齐言句”，多四句一段；文，以四言、六言相间为主，多为骈体；咒，是密语或真言，长短不等。曲调大致有三种类型：歌唱型，又称“唱赞偈”，旋律线条丰富，结构完整，有些歌唱性较强的四六文体和咒曲调也属此类；吟咏型，有旋律音阶而无节拍的“散板”类曲调，四六文体；念诵型，由二三个或三四个音组成一二个不同的音型，不断反复念诵。

　　天台山佛教音乐使用乐器可分为唱诵类伴奏法器和演奏曲牌用法器两大类。

　　1、诵类伴奏法器

　　也称“清讴”，主要是人声演唱，伴奏法器有梵鼓（大、中、小）、钟（含撞钟、钟板）、大磬、引磬、铛子、钹、壳子、木鱼（大、中、小）等打击乐器。其形制不 一、大小各异。

　　2、曲牌类法器

　　主要由梵鼓、钟、笃板等，大鼓用竹片槌（详见录像），另有板鼓、大磬、水镲、钅台、铃、引磬、云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