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云法师

　　中国佛教音乐是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佛教作为宗教，音乐作为艺术，佛教的传播是以音乐为一种媒介手段。佛教传入东土以后，其音乐风靡天下，而音乐的感染力和传播功能较之其他艺术更加强烈。同时，佛教音乐特有的韵味很吻合人们宗教膜拜和祈求幸福的心理。其音清新典雅，超凡脱俗，其韵幽远深长，唱者身心合一，物我两忘；闻者，胸襟豁然，神游情动，使人意念净化，于袅袅音声中细细体味人生真谛。

　　中国佛教音乐与古代印度佛教音乐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中国的佛教音乐同佛教学说一样，祇是全部历史的“流”，至于它的“源”自然不在中国，而是在印度。

　　一、印度佛教音乐

　　印度佛教音乐相传是由大梵天所造，故又称为梵音或梵呗。梵，印度语，“梵览摩”之略称，译为清净。呗者，“呗匿”之略，又作“婆陟”。屈曲升降，能契于曲，为讽咏之声，是梵土之法曲，故名“梵呗”。呗又可译为“止断”、“止息”或“赞叹”，法事之初唱之，以止断外缘，止息内心方堪作法事。又其唱颂多赞佛德，故云赞叹。《长阿含五阎泥沙经》曰：“时梵童子告忉利天曰：“其有音声，五种清净，乃名梵声。何等为五？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澈，四者其音得满，五者其音遍周远闻，具此五者，乃名梵音。”又《萨婆多毗尼勒迦》卷六曰：“瓶沙王信佛法，往诣佛所，白佛言：世尊，诸外道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集一处呗诵，多得利养，眷属增长，愿世尊听诸比丘。佛言：听诸比丘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集一处呗诵说法。”

　　相传佛在世时，有一比丘长得非常丑陋，但是声最好，其梵呗之声能感动人畜，所以称他为“呗比丘”；又因为他过去世曾在佛塔前供养金铃，感此妙声，故又称他为“铃声比丘”。有一次波斯匿王准备征讨鸯仇摩罗（无恼），一直追到佛陀住的一座精舍前，就在这时呗比丘在精舍里唱音乐，音声异妙，圆润晌亮，士兵所骑的象马都停下来倾听，士兵也听得出了神，波斯匿王感到奇怪，所以去精舍佛前，问其原由。此故事载于《贤愚经——无恼指因缘品》。由以上可知，佛乐在古印度就相当盛行了。

　　二、汉传佛教音乐

　　佛教自东汉永平十年传入中国，中国人奉教者仅帝王宫室中少数人，外来的梵呗祇有外国人掌握，如第一个来中国的竺法兰，曾在与道士的较量中“以大梵音叹佛功德，称扬三宝，这是在中国第一次听到梵呗。

　　到了三国时，印度与西域的沙门、居士陆续来中国，形成以翻译经典为主，传授梵呗的却了了无几。《高僧传》卷十三曰：“自大教东流，乃译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语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音无授。”中国佛教音乐，最初起源于陈思王曹植的“渔山梵呗”。后又有支谦制作的“连句梵呗”。其余有康僧会造“泥洹梵呗”，帛尸梨窟多罗造的“高声梵呗”，支昙龠所作“六言梵呗”。

　　（一）、渔山梵呗：

　　产生于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作者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十岁善文艺，私制转七声。擅长诗赋文章，是“建安文学”的创始人之一，既精通音律又善于论著，喜欢读佛经。据《历代三宝记》卷五载：他曾参加以月支人支谦为首的《太子瑞应本起经》的翻译工作。渔山，又叫吾山，在山东东阿县西八里。曹植于太和三年被封为东阿王，相传他游览境内的渔山时，听到岩洞内有梵音的歌唱，便拟写音调。后人因曲调产生于渔山，故称之为“渔山梵呗”。《法华玄赞》卷四曰：“陈思王登渔山，闻岩岫诵经，清婉遒亮，远俗流响，遂拟其声，而制梵呗。”又《高僧传》卷十三曰：“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音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渔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其中四十二契，便是四十二个曲调联奏。这种“渔山梵呗”已经出现与印度佛曲相异的形式，产生了华夏化的趋势。

　　（二）、赞菩萨连句梵呗：

　　简称“连句梵呗”，是支谦所作。支谦名越，号恭明，祖先是后汉灵帝时入中国籍的月支族后裔。从小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精通梵文，后又学梵书。“连句梵呗”制作时间与“渔山梵呗”时间相近，制于三国之吴。支谦初往洛阳，献帝末年避乱江南，授孙权。此人博学多才，精通天文、图谶，阴阳五行、音律、文学等，人称“智囊”。自黄武元年（222年）开始，到建兴二年（253年），三十年间主要从事译经活动。在此期间，又据《无量寿经》和《中本起经》的内容制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流行于江南一带。他这一创作对梵呗艺术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三）、泥洹梵呗：

　　是继前两种梵呗出现后第三次出现的梵呗，是由康居国康僧会在吴都建康传授的。因为内容出自《泥洹经》而得名。康僧会世居天竺，随父经商至中国，后出家为僧，于吴赤乌十年（247年）至建兴（建康），主要从事译经工作。《高僧传》卷一曰：泥洹梵呗“清靡哀亮，一代模式。”

　　（四）、高声梵呗：

　　是西晋末年西域僧帛尸梨密多罗来中国后一直住在建康的建初寺。此人性情孤傲，不学晋语。“曾作胡呗三契，梵音凌云，次诵咒数千言，声音高畅，颜容不改，既而挥涕收泪，神气自若。又授弟子觅历高声梵呗于今。”觅历遂成为当时江南梵呗高僧。“高声梵呗”的名称既不标志着内容和题材，又不标志体裁和形式，而表示这种梵呗的声腔特点。

　　（五）、六言梵呗：

　　是东晋时月支国支昙龠所作。支昙龠初住（苏州）虎丘山，东晋孝武帝初，住建业建初寺，特檀声法转读，后造“六言梵呗”，流行于当时。《高僧传》卷十三月载支昙龠“善转读，曾梦天神授其声法，觉因裁制新声，梵音清靡，四飞却转，反折还弄，虽复东阿先变，康会后造，始终循环，未有如龠之妙，后进传罗，莫匪其法，所制六言梵呗，传声于今后。”“六言梵呗”被后世的“清规”和《禅门日诵》采用和著录。

　　中国的梵呗在初创时期，梵呗的作者及传授人中，除曹植之外，其余皆为西域人，他们都精通并使用梵文梵语，因为古代的西域各国，大多使用梵文梵语，祇有呗调在传授时或制作时需要变为汉语，而音律曲调无一不是梵音，都不会使用中国的音律与曲调。所谓音律与曲调的梵汉区别，祇是制作方法上的某些区别。

　　印度原来统称歌咏十二部经，不管长行，偈颂都谓之呗“天竺风俗，凡是歌咏法言，皆为呗。到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昔诸天赞呗，皆以韵入弦管，王众既与俗违，故宜以声曲为妙。”梵呗传来中国后，将歌咏长行别开为转读，呗专指歌咏赞偈而言，所以也叫赞呗。如慧皎所说：“东国之歌也，则结韵以成咏。西方之赞也，则作偈以和声。虽复歌赞为殊，而并以协谐种律，符靡宫商，方乃奥妙。故奏歌于金石，则谓之以为乐，后赞于管弦，则称之以为呗。”又《法苑珠林》卷三十六《呗赞篇》，道世曰：“西方之有呗，犹东国之有赞，赞者从文以给音，呗者短偈以流颂，比其事义，名异实同。是故经言：以微妙音声赞同于佛德，斯之谓也。

　　三、汉传佛教音乐的发展

　　中国佛教音乐的发展是以“仪轨”的建立与发展为前提的。中国的佛教音乐是通过仪轨活动体现出来的。仪轨也是佛教音乐的摇篮，或者说佛教音乐是仪轨的附属物。“仪轨”一词，原指佛教密宗的念诵法，在中国则不论显教、密教泛指唱念仪式的转范。中国早期的唱仪轨常合编于“清规”之中，其内容是寺院及僧徒的一切生活起居，待人接物，人事关系，职及仪轨唱念诵经等等，后世则把生活起居、人事关系、僧职等项与诵经唱念的内容分开来，分别称为“清规”和“仪轨”。

　　东晋时，在结合仪轨和梵呗方面，长安五级寺道安（314-385）始介人倡在“上经”、“上讲”、“布萨”等法事中都唱梵呗，制订了《僧尼轨范》三科，“一日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日日常六时行道饮食唱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至庐山慧远“躬为导首”，开创了以音乐为舟揖广弘佛法的途径，“遂成永则”。自东晋确立了唱导制度，为后世的佛教音乐内容、目的、形式、场合的规范奠定了基础。

　　自东晋起，中国人佛教开始呈现出南北分歧的趋势，南方是以建康为中心的江淮以南的东晋辖区，北方是以长安为中心五胡十六国的地盘。自“永嘉之乱”以后，北方的文人、学士和僧徒为避五胡之乱，陆续南徒，江南出现了一个研究和应用发挥佛教文化的热潮。较为突出的就是佛教乐舞的整理与创新；佛教仪轨与制度的创立；佛事活动轨范化的倡导。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的清规与仪轨全面建立的起点，而成为后世的轨范。南朝期间建立起来包括唱念在内的寺院生活全部内容的“清规”和面向社会的佛事仪轨“水陆”佛事及“忏法”，从性质上讲基本包括了后世以至当今佛事仪轨的部分内容和形式。而北朝佛教，各代帝王偏重于寺塔建筑、僧尼的管理及经典翻译讲说，僧徒则偏重于佛学的研究和禅观的修行。两地比较，则形成了南华北质不同的佛教文化特点。（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