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

　　一、仿译

　　仿译（词），英语的对应词为calque，该词源自法语。在法语中，calque的原义是“用透明纸描的图”，转义为“模仿”、“仿造语”[1]，用作翻译术语时，意思是“依另外一种语言的模式而创造的新词”[2]。在本文中，仿译是指翻译外语中词或词组的一种方法，通常借用外语词的语义结构或语义的组合模式；同时，仿译也可以指通过仿译方法而形成的仿译词。仿译，有时候也称借译或译借[3]（loan translation）。

　　二、两种类型的仿译

　　细致分析起来，仿译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意义的仿译（即语义结构的译借），一种是形式的仿译（即语义组合模式的译借）。

　　意义的仿译是指目的语的词借用了源语中对应词的意义，而这个意义是目的语的词本来没有的；也就是说，如果目的语中的词a有一个义项m，而源语中与a相对应的词A有两个义项M、N，那么通过仿译，目的语中的词a很容易借用源语中词A的义项N而形成自己的义项n [4]。这样，意义的仿译很容易造成目的语中词义的丰富和扩大，赵元任先生对此曾有论述：“又比方英文authority（1）‘当局’、‘有权者’、‘权威’。可是authority又当（2）‘在某行有专家的地位’、‘专家’。因为在英文是同一个字，所以在中文的‘权威’本来只有第（1）义，现在又借用在第（2）义了。同样在中文（1）‘微妙’本来没有（2）‘局面危险’、‘形势如累卵’的意思，可是因为delicate有两种意思，所以‘微妙’又借作第（2）种意思了。中国话本来没有这么说法子，翻译了过后照外国人的用法，这就成了参差式的借语了。”[5] 除了赵元任先生所举的例子之外，现代汉语中这种例子非常多。例如，汉语中的“玩”，一般没有“弹奏乐器”或“进行（各种）球类活动”的意思，然而，随着汉语与英语的接触，“玩”一般用来对译英语中的“play”，久而久之，便仿译了英语中“play”一词的其他一些义项，如在有些人的笔下，“玩”除了表示“玩耍”的意思之外，有了“玩乐器”、“玩足球”等的表示法，这应当是仿译英语中play musical instrument, play football的结果。请看下面的例子：“（这些照片）内容是当年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在玩乐器、在舞台上表演小合唱和看画报。”[6]

　　形式的仿译，是指通过逐个词素（或词）的对译把源语中的合成词（或词组）的内部语义形式译借到目的语中来的翻译方式，这实际上是译借了源语中的语义组合模式。这一类型的仿译在汉语中比比皆是，例如，我们比较熟知的“超市”、“峰会”、“替身门”[7]等。本来，在汉语中，“超”与“市”很难搭配，但是由于仿译英语中的“supermarket”，“超市”便在汉语中公然流行起来。同样，很难设想汉语中的“门”跟“丑闻”联系起来，但由于仿译英语中的“gate”一词，现代汉语中的“门”便有了“丑闻”的用法。

　　两种类型的仿译一般都被看作是意译，它们给目的语的词义带来的变化非常隐蔽，不太容易觉察。下面谨就汉译佛经中的部分常见词语谈一下仿译对汉语词义造成的影响，更深入的研究有待日后。

　　三、意义的仿译对汉语词义的影响

　　在佛经翻译过程中，两种类型的仿译都被译经师们广泛采用，为汉语创造了许多新词。在创造新词的过程中，目的语的词义很自然地就会受到源语的影响，最明显的便是造成了汉语部分词语意义的扩大；有时候，仿译到汉语中的源语意义会逐渐成为某些词的核心义，它们在汉语中原来的意义反而变成了边缘义，这样，仿译便造成了汉语词义的转移或替代。

　　1．使词义扩大

　　龙，是汉语中的固有词，有特定的语义及文化内涵。在佛经翻译过程中，“龙”被用来对译梵文中的“nāga”，然而，梵文中的“nāga”概念是类似汉语中“蛇”，长身无足，有神力，能变化云雨，一般翻译成“龙”、“蛇”、“象”等，同汉语中固有的“龙”的概念不对等。经过仿译，汉语中的“龙”的概念跟着发生了变化，除了汉民族所理解的正统的“龙”的概念之外，汉语中的“龙”的概念有了扩大，季羡林先生就曾注意到汉语中对“龙”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唐宋志怪小说中的“龙王”概念是从印度借来的[8]。在汉语的许多方言中，蛇被称为“小龙”。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中的“龙”也并非汉语中传统的“龙”的概念。从这些我们都能看出汉语中的“龙”的概念在扩大。

　　天，在汉语中的意思是“额头”、“上天”、“天帝”等，但是，跟梵文中的“deva”对译之后，汉语中“天”的概念便有了扩展，可以指一般的天神等，例如，我们常说的飞天、天王、天女、诸天等，《天龙八部》中的“天”也并非汉语传统意义上的“天”。

　　法，在汉语中是“法则”、“法律”、“方法”等意思。梵文中的“dharma”是“法则”、“惯例”、“美德”等意思，除此之外，佛教还赋予了该词特殊的含义，即“道理”、“宇宙本原”、“一切事物”、“法术”等。通过仿译，汉语中的“法”便逐渐沾染了梵文中“dharma”的意义。现代汉语中的“法术”、“施法”、“作法”、“大法”等都或多或少染有梵文“dharma”的影响。

　　业，在汉语中主要是指“职业”、“产业”、“基业”等，佛经翻译过程中被用来对译梵文中的“karman”，逐渐地，也就仿译了“karman”的意义。佛教对“karman”的基本解释是“造作”，可以表示“人的自身行为”，为了不失佛教原意，译师们还将“karman”音译为“羯磨”，包括行动、语言、思维等三个方面。由于沾染了佛教意义，汉语的“业”甚至发展出“罪孽”的意思。

　　色，在汉语中指“颜色”、“神色”、“美色”等，佛经翻译时常被用来对译梵文中的“rūpa”，而梵文中的“rūpa”同汉语中的“色”并不对等，只是在“美色”这一边缘义上相似，但译师们建立了这种对译关系后，汉语中的“色”便仿译了梵文“rūpa”的其他一些意义，可以表示“一切有形之物”，甚至“色相”这一佛教用语也有了“姿色”的意思。

　　空，是汉语中的固有词，其最基本的意思是“虚无”。在佛经翻译中，“空”用来对译梵文中的“?ūnya”。梵文中的“?ūnya”除了具有汉语中的“虚无”之义之外，还被赋予了佛教所谓的“假有”的意思。通过仿译，汉语中的“空”便也具有了“假有”的意思，例如“四大皆空”、“遁入空门”等，李白诗《僧伽歌》中“嗟予落魄江湖久，罕遇真僧说空有”的“空”也是取佛教中“假有”的意义。

　　我，在汉语中的原义是第一人称代词，佛经翻译过程中，用来对译梵文中的“aham”和“ātman”，仿译了佛教中“我”的诸多概念，例如“人我”、“无我”、“我相”、“我执”、“我见”等，丰富了汉语“我”的意义。

　　尘，汉语中的意思是“飞散的细土”、“尘污”等，在佛经翻译中，逐渐仿译了佛教中的意思，将“人世间”称作“尘世”、“红尘”。实际上，仿译是移译了梵文中“尘”的引申义。

　　果，在汉语中的意思是“果实”、“饱足”等，对译梵文中的“phala”后，除了梵文与汉语共有的“果实”的意思之外，逐渐沾染了梵文中的引申义“果报”、“后果”、“因果”、“结果”等。

　　明，在汉语中是“明亮”、“聪明”的意思，汉语中有“明德”的说法，可以称人为“明公”，主要指德行上的“明”。在佛经翻译中，“明”用来对译梵文中的“vidyā”，由于梵文中的“vidyā”主要是指“知识”、“学问”的意思，通过仿译，汉语中便有了“内明”、“因明”、“工巧明”、“医方明”、“声明”等表达法，表示印度的知识和学问，相应地“明”的意义也有所扩展。

　　长者，在汉语中本来是指年纪大的人，在佛经翻译过程中，该词常用来对译梵文中的“g?hapati”，然而，按印度的说法，长者要具备十德。蒋礼鸿还认为，汉译佛经中的长者，“多数指有财有势的阔佬”[9]。但佛典中“长者”的用法似乎并没有在汉语中流行推广开来，在一些与佛教有关的古典小说中，我们可以偶尔看到类似佛经中“长者”的用例，如“卿本长者子，以何罪过，而来在此？”（王琰《冥祥记?赵泰》）

　　2．产生词义转移或替代

　　仿译属于意译，最明显的作用就是使汉语中的词义得到不同程度的扩展，在极少数情况下，仿译到汉语中来的梵文中的意义也有可能成为汉语某词的主导意义，其原来的意义逐渐发展成边缘意义，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称为词义的转移或替代。

　　咒，在汉语中本是“祷告”、“咒骂”的意思，对译梵文中的“mantra”之后，逐渐产生了“咒语”、“真言”的意思，而且这一个意思逐渐成为了“咒”的最显在的意思，而表示“祷告”及“詈骂”的意思却主要用在“诅咒”、“咒骂”等合成词中。这表明“咒”的意义正在逐渐发生转移。

　　幻，在汉语中本是“诈惑”、“变化”，随着对译梵文中“māyā”，逐渐产生了“虚幻不实”的意思，甚至这一意思逐渐成为“幻”的最显在的意思。

　　居士，在汉语中其原来的意思是指“没有出外做官的人”，义同“处士”。自从对译梵文中的“g?hapati”和“upāsaka”之后，便逐渐成为在家奉佛的人的专称。

　　四、形式仿译对汉语词义的影响

　　形式仿译主要是通过合成词（或词组）的仿译把词素（或词）的域外意义的借用到汉语中来，逐渐使汉语中原来的词义产生变化，其变化方式主要有：创造新词、词义扩大、词义虚化、词义的转移或替代。

　　1．创造新词

　　在佛经翻译中，仿译给汉语创造了很多新词，这是很多著作都会提到的。然而，新词的引入必然会引发汉语原来词义系统的变化，因此，这也应该看作是词义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10]。仿译给汉语带来了大量的新词，大多都与佛教有关，有一些也逐渐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下面是一些常见的仿译而成的新词。

　　如来，如是，现在，过去，未来，世界，世尊，因果，因缘，实际，众生，法门，法宝，无常，无量，无明，含识，含生，有情，有道，魔王，我执，人我，两舌，三界，三宝，三世，三生，四大，五根，六道，十方，天中天，大千世界

　　上面的这些词中，有的现在看起来或许有些陌生，但在历史上并不见得冷僻，经常出现在历史上的诗文或小说中。例如，“两舌”就出现在王琰的志怪小说《冥祥记》“赵泰”一则中（两舌者作鸱枭、鸺鹠）。须知，这些小说的对象大多是广大的下层民众。由此，我们便可看出佛经翻译对汉语词语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2．使词义扩大

　　通过合成词或词组的仿译，可以使汉语中的一些词组固化成词，同时也使汉语中原有词的词义扩大。

　　一时，在汉语中的原义是“一个时期”、“一世”或“一个短时期”，如：“此一时彼一时也。”（《孟子公?孙丑下》）“一时之选”，“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时之嫌，然且为之，不明其教也。”（《荀子?正名》）仿译梵文中的“ekasmin samaye”之后，“一时”的意思便丰富起来，除了原有的意义之外，还有了“从前某时”（相当于英语中的“once upon a time”）、“同一个时候”、“同时”、“马上”、“即时”等意思[11]。例如，“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金刚经》）“须臾，将泰与数千男女一时俱进。”（王琰《冥祥记?赵泰》）“王子唱诺，一时上马。”（《敦煌变文集》“韩擒虎话本”）

　　三乘，在汉语中原来的意思是“三匹马驾的车”，如《礼记?少仪》：“贰车者，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由于佛经翻译中用“乘”对译梵文中的“yāna”，梵文中的“tri-yāna”便被仿译成“三乘”，意思是通往菩提的三条道路，即声闻、缘觉、菩萨三乘。

　　天道，人道，汉语原来有这两个词，如《易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在翻译佛经过程中，梵文中的“deva-gati”和“manusya-gati”被仿译成“天道”和“人道”。这扩展了汉语中这两个词的意义，虽然这些新义仅仅停留在佛教的范围内。

　　天子，这也是汉语中原来就有的词，在佛经翻译过程中，该词又用来仿译梵文中“deva-putra”，这样，在佛经中“天子”便有了新义。

　　仿译不仅使合成词或词组的意义扩大，也能使词素的意义扩大。汉语中词素与词的界限不很清晰，很多单位在合成词中作词素用，又可以单独使用。这样，在仿译合成词的过程中，词素的意义扩大了，能独立使用的词素的意义也扩大了。

　　十方，在汉语中，这一词组是仿译梵文中“da?a di?ah”的结果，指四面八方和上下。上、下在上古汉语中是单独为义的，不与“方”搭配。由于仿译，汉语也就逐渐有了“上方”、“下方”的表达方式，“方”的意义有所扩展。

　　世界，这是仿译梵文中“loka-dhātu”的结果。在汉语中，“界”的意思是“田界”、“地界”，用作动词是“界分”、“交界”的意思。梵文中“dhātu”本来是“元素”（element）的意思，在“loka-dhātu”的组合中，“dhātu”的意思逐渐引申，表示“空间”，相应地，汉语中的“界”也逐渐有了表示“空间”的意思。

　　3．促使汉语词义虚化

　　在佛经翻译过程中，不仅仿译了一些实词，也同时仿译了梵文中一些相对虚化的词，这样便促使汉语中相对应的词意义产生相应的虚化。

　　王，在汉语中本是指一国的君主，周代用来指周王，后来各诸侯国的君主也可以称王了。在汉译佛经中，“王”被用来仿译梵文中的“rājan”。正如深谙翻译之道的季羡林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汉译佛典虽称之为‘王’，实际上与王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没有世袭的君主。执政者名曰罗阇（rājan），是定期选举的[12]。当然，季先生在这里谈的是“王”和“rājan”在政治上的不同，本文所注意的是词义上的差别，但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是一致的，即翻译中的语义不对等。在梵文中，“rājan”已经有了虚化的用法，在汉译佛经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如龙王、象王、鸡王、鹅王、鹿王、牛王、树王、火王、法王、人王、摩尼珠王等表达法，若按汉语原来的习惯，这些搭配都不成立，但在汉译佛经中却随处可见，这大大促进了“王”作为一个词素的虚化过程。

　　师，在汉语中的意义比较实在，表示“教师”，有时也可以指一些有技艺的人，如《孟子?梁惠王上》：“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但这后一种用法受到许多限制，“师”作为一种类词缀，其搭配能力很有限。但在翻译佛经时，“师”用来对译梵文中的“-kāra”。梵文中的“-kāra”已经变成了一个十分虚化的词缀，仿译便把这种虚化的词缀用法借用到了汉语中来。在汉译佛经中，我们可以看到摩尼师、（煅）金师、象牙师、幻师、陶师、画师、医师、猎师、调象师、船师等类似表达法。这说明，汉语中的“师”的虚化进一步加深了。

　　除了上面谈到的几个词之外，还有像“家”、“主”、“子”、“人”等许多词，在仿译的过程中，其虚化程度不断加深，有些变成了汉语中的能产性很强的词缀。

　　4．词义的转移和替代

　　法门，在汉语中原来是指“王宫的南门”，《谷梁传?僖公二十年》：“南门者，法门也。”范宁注：“法门，谓天子诸侯皆南面而治，法令之所出入，故谓之法门。”在汉译佛经中，“法门”是仿译梵文中的“dharma-dvāra”的结果，指入道的门径，后来有了“秘诀”、“诀窍”的意思，而“法门”原来的意思反而湮而不彰了。

　　五、结语

　　认真梳理佛经翻译中的仿译现象，对理解汉语的词义的发展，汉语的历史，佛经翻译史，中国文化交流史等都有重要的意义。仅仅就佛经翻译对汉语词汇发展的影响来说，虽然近期以来做过不少的研究，但距理想的状态还很远。我们对佛经翻译于汉语词汇发展的影响所作出的估计也常常不足。如果研究工作仅仅考察佛经翻译给汉语输入了多少外来词，这是远远不够的。朱庆之先生在其题为《佛经翻译中的仿译及其对汉语词汇的影响》[13]的文章中认为：“过去我们对仿译的结果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一个个孤立的新造词上，最应注意，却又完全忽略的是，仿译不但将词义借用了进来，而且将构成这个词义的独特的内部形式也借了进来，使汉语许多作为构词成分的‘词’的搭配关系、语义指向等等语义和语法特点可能发生了变化。”朱先生认为仿译对汉语词汇的构词方式如简称词、叠音词、自由构词语素等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仿译对汉语词汇的深层次影响。我们认为，仅仅从形式的方面进行探讨还嫌不够，意义方面的研究也应加强。佛经翻译持续的时间很长，对汉语词义的影响比较隐蔽，不大容易为人所觉察。但换一个角度看，越是这些不容易觉察的方面，越值得人们深入研究，也越能说明佛经翻译对汉语词汇的影响之深。如果仅仅是输入几个外来词，过一段时间，可能就烟消云散了，即使有些存留在汉语中，只不过增加了一些词语而已，而其对汉语词义的影响，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一种变化。近现代以来，汉语受到了以英语为代表的欧洲语言的巨大影响，汉语词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百多年，甚至短至几十年，有些词义已经达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以至于有人可以据此区分出现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佛经翻译活动长历上千年，曾经一时，佛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亚于如今欧洲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因此，探讨佛经翻译对汉语词义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仿译属于意译，是翻译中最常用的。仿译的两种类型都会对目的语的词义产生影响，使目的语中的词义发生变化。形式的仿译为大家所熟知，然而意义的仿译，许多人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有人可能会说，仿译产生的一些用法或意义只是一时的流行用法，不一定能成为汉语的固定用法，但多年之后，如果这些词义沉淀到汉语的日常用法中去，那么语言接触对汉语的影响就很可观了。另外，对一些在汉语历史上曾十分流行而现在已经消亡的词，从汉语史的角度，我们也应该给予应当的关注。我们的工作就是期望对佛经翻译对汉语的影响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

　　以上是笔者对汉译佛经中的仿译对汉语词义的影响所作的初步探讨，而词义的变化十分复杂，文中的归类不见得妥当，其中肯定有许多错误，希望各位硕学耆德不吝赐正。

　　注释：

　　[1]《法汉词典》第17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2]Hadumod Bussmann,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Calque: A French term for a new word modeled after a word in another language.”

　　[3]哈特曼、斯托克编著《语言与语言学词典》（黄长著、林书武等译）第20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周流溪，“历史语言学导读”第F15页，Historical Linguistics by R. L Trask.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4]Anttila,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 14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9.

　　[5]赵元任，《语言问题》第137页，商务印书馆1999。

　　[6]章开元，“有感‘清华老照片’”，《老照片》第49辑第131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7]盛大林，“杭州‘替身门’：期待更令人信服的解释”（杭州飙车案被告人胡斌可能是涉嫌‘替身’），《检察日报》2009年7月29日。另，2009年7月28日《新京报》有标题作“易中天陷‘毒舌门’”。

　　[8]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第2、10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9]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第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0]王庆，《佛经翻译对中古汉语词汇和语法的影响》第167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

　　[11]李维琦，《佛经释词》第191页，岳麓书社1993；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第97页，台湾文津出版社1996。

　　[12]季羡林，《季羡林论佛教》第10页，华艺出版社2007。

　　[13]朱庆之，“佛经翻译中的仿译及其对汉语词汇的影响”，《中古近代汉语研究》第一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