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音乐是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佛教作为宗教，音乐作为艺术，佛教的传播是以音乐为一种媒介手段。佛教传入东土以后，其音乐风靡天下，而音乐的感染力和传播功能较之其他艺术更加强烈。同时，佛教音乐特有的韵味很吻合人们宗教膜拜和祈求幸福的心理。其音清新典雅，超凡脱俗，其韵幽远深长，唱者身心合一，物我两忘；闻者，胸襟豁然，神游情动，使人意念净化，于袅袅音声中细细体味人生真谛。

　　中国佛教音乐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级：一、佛教初弘期的“西域化”阶段；二、自东晋至齐梁的华北及多样化阶段；三、唐代的繁盛及定型化阶段；四、宋元以降直至近代的通俗化及衰微阶段。

　　唐代佛曲大盛，俗讲风行，朝庭耽于佛曲，百姓则把庙会视为最重要的娱乐场所。唐代无论寺院、宫庭、民间、佛教音乐都达到了鼎盛时期。

　　初唐善导，传净土法门，但专心念佛，曾著《法事赞》、《往生赞》、《般舟赞》等歌赞三卷中。唐法照制定了“五会念佛”法规，并作有《散花乐》等曲，影响甚远，流传至今的《千声佛》等绕佛之曲，可视为“五会”之遗续。晚唐少康，则更辟蹊径，面向民间，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创作新的佛曲。赞宁《高僧传》中称：“康所述偈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得处中曲韵。”用当时、当地老百姓所熟悉喜爱的音调演唱佛曲，应该说是中国佛教音乐的一个优良传统。

　　中国佛教寺院和信众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所用的音乐。佛教认为，音乐有“供养”、“颂佛”作用。《法华经·方便品》云：“歌呗颂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

　　佛教音乐，旋律优美，婉转动听，其宁静、清淡、脱俗、高雅、独特风味浓厚，其表达情感，是其他音乐所不能替代的。

　　唐代佛曲

　　到隋代，由于西域交通的拓展，西域方面的佛教音乐也

　　随着传人中土。《隋书·音乐志》的“七部乐”、“九部乐”中，西凉部音乐有“《永世乐》，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

　　佛曲》，天些部有舞曲《天曲入可见在当时宫廷音乐中，连　佛曲也被当成了舞曲。

　　至唐代，佛曲大盛。宫廷仍沿用隋的九部乐，到唐太宗时增为十部。据陈场《乐书》卷一五九叙“胡曲调”，记录唐代乐府曲调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如来佛曲》、《药师琉璃光佛曲》、《龟兹佛曲》、《释迦牟尼佛曲》、《观法会佛曲》、《宝花步佛曲》、《摩尼佛曲》、《观音佛曲》等等，共26曲。其实，唐代的佛曲远不止这些，加上民间流行的佛曲，数量更是不可胜数。

　　唐代吟唱佛曲，演奏佛乐的技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僧人中演奏、演唱名家辈出。唐德宗时的段本善就是艺僧中涌现出的高手。贞元年间，时称长安“宫中第一手”的著名琵琶演奏家康昆仑在东市彩楼演奏，其高超的技艺获得观众的倾倒。此时，位盛装的女郎出现在西市彩楼上，她将康昆仑所弹的《羽调绿腰》移入更难奏的风香调中弹出，昆仑惊服，请拜为师。这位女郎就是乔装的和尚段本善。

　　六朝“唱导”的传教方式，唐代演变为“俗讲”。所谓俗讲，就是以通俗的方式宣讲佛教的义理和佛经故事。宣讲时常常连说带唱，描摹表演，很能吸引观众。在唐代的俗讲师中，长庆年间的文淑法师是其中佼佼者：有文溆僧者，公为听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YIN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呀者填咽寺舍。（唐赵磷《因话录》）

　　长庆中，俗讲僧文淑，善吟经，其声宛扬，感动里人。（唐段安节《乐府杂录》）

　　《续高僧传》记载宝严和尚登座俗讲时，“案几顾望，未及吐言，掷物云崩，须灾坐没”，“士女观听，掷钱如雨”。从这些史料中，足以看到“俗讲”的号召力。韩愈的诗句“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姚合也有“乃闻开讲日，溯上少渔船”、“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都生动地描绘了唐时佛乐的繁盛景况。佛教音乐几乎成了社会音乐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隋唐时期开始出现了法曲。法曲主要为佛事仪式而制作，它结合了梵呗以及演奏佛曲的乐器，也掺入了中国传统器乐、民间音乐与古乐。

　　隋场帝、唐玄宗都曾对法曲作过贡献：初，隋有法曲，其间清而近雅，器有挠、钹、磬、钟、幢很箫、琵琶。……其声金、石、丝、竹以次作，隋炀帝厌其色淡，曲终复加解音。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使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新唐书·礼乐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