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淑玲（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三、得意之后的挫败：第一次仕途受挫

　　就在王维春风得意之时，危险开始向他靠近。为大乐丞后不到半年，就被贬为济州（今山东长清县西南）司仓参军。《新唐书》记载：“调大乐丞，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新唐书》未记具体原因。关于此事，主要有三说。一说因为刘知几写史书得罪当权者，因而累及儿子刘贶（当时的太乐令，王维的上司）；二说因为玄宗打击兄弟的亲信；三说玉真公主欲霸占王维而不得。

　　关于刘知几累及儿子事。有的学者认为，当时的执政者张说不满意刘知几、吴兢等所编《则天实录》中的直笔，但没有理由整治刘知几。恰逢刘知几儿子刘贶部下舞黄狮子事件，便借机打击刘氏父子。王维身为刘贶下属，因此受到牵连。但这种说法有一定可疑之处。因为按照唐朝的律法，刘贶是太乐令，王维是太乐丞，如果是属下犯罪，他们作为主管官员，应受到同样的处罚。《唐律疏议·名例》：

　　诸同职犯公坐者，长官为一等，通判官为一等，判官为一等，主典为一等，各以所由为首。……

　　【疏】议曰：同职者，谓连署之官。“公坐”，谓无私曲。假如大理寺断事有违，即大卿是长官，少卿及正是通判官，丞是判官，府史是主典，是为四等。各以所由为首者，若主典检请有失，即主典为首，丞为第二从，少卿、二正为第三从，大卿为第四从，即主簿、录事亦为第四从；若由丞判断有失，以丞为首，少卿、二正为第二从，大卿为第三从，典为第四从，主簿、录事当同第四从。

　　【疏】议曰：假如一正异丞所判有失，又有一正复同判，即二正同为首罪。若一正先依丞判，一正始作异同，异同者自为首科，同丞者便即无罪。假如丞断 合理，一正异断有乖，后正直云“依判”，即同前正之罪，若云“依丞判”者，后正无辜。二卿异同，亦各准此。其通判官以上，异同失理，应连坐者，唯长官及检勾官得罪，以下并不坐。通判官以下有失，或中间一是一非，但长官判从正法，馀者悉皆免罪。内外诸司皆准此。

　　但是，王维与刘贶的处罚并不相同。据《旧唐书·刘子玄传》记载：“长子贶，为太乐令，开元九年，犯事配流。”也就是说，刘贶被判的是流放的重刑。而王维仅仅是贬官，这不符合唐律疏议的处罚规定，说明刘贶与王维并非同案。时间也不对。如果王维开元九年中状元（时间在二三月间），“后调太乐丞”，恐怕也不会在开元九年。所以，可能是这种情况：刘贶是另案，而王维因舞黄狮子事件受牵累时的太乐令当另有其人。

　　关于玉真公主霸占说。此说于史无载，亦不见唐代的野史杂说，只是有些人根据王维中状元是因为玉真公主推荐，而且玉真公主很欣赏王维的诗歌，喜欢王维长得“妙年洁白，风姿都美”，就由此设想了很多情节，说是王维被公主“奸污”了。他考中状元后被任命为太乐丞，也是因为玉真公主希望王维进出宫禁及皇家苑观之类的地方方便而特意安置的。还说，王维与张宗昌、张易之兄弟不同，不愿意做玉真公主的玩物，并且私自娶了妻子，因此触忤了权势贵盛的玉真公主，玉真公主很生气，就借伶人舞黄狮子事件，让王维到偏远的济州（山东长清县）去进行“劳动改造”了。唐代的有些公主确实跋扈，也有些进入道观但仍有男宠的公主，但玉真公主似乎不属于这一类人物。《新唐书》载有玉真公主的传记，只有短短一百几十字：

　　玉真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县主。俄进号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师。天宝三载，上言曰：“先帝许妾舍家，今仍叨主第，食租赋，诚愿去公主号，罢邑司，归之王府。”玄宗不许。又言：“妾，高宗之孙，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于天下不为贱，何必名系主号、资汤沐，然后为贵？请入数百家之产，延十年之命。”帝知至意，乃许之。薨宝应时。（《新唐书》卷八十三《诸帝公主》）

　　从其他史料中知道，玉真公主拥有豪华道观，先是其父睿宗为女儿建，后有其兄玄宗为主持。尽管建道观还是玉真公主自己筹资，没有动用国库钱财，但为建道观，还是引起两次比较大的朝廷议论，有《旧唐书》中谏书谏言可证。比如，景云二年（711），唐睿宗为女儿建道观，季夏盛暑，营造不止，右散骑常侍魏知古谏曰：

　　臣闻《谷梁传》曰：“古之君人者，必时视人之所勤：人勤于力则功筑罕，人勤于财则贡赋少，人勤于食则百事废。”《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又曰：“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礼》曰：“季夏之月，树木方盛，无有斩伐，不可兴土功以妨农。”又曰：“季夏行冬令，则风寒不时。”《语》曰：“修己以安百姓。”此皆兴化立理之教，为政养人之本。今陛下为公主造观，将树功德以祈福祐。但两观之地，皆百姓之宅，卒然迫逼，令其转移，扶老携幼，投窜无所，发剔椽瓦，呼嗟道路。乖人事，违天时，起无用之作，崇不急之务，群心摇摇，众口籍籍。陛下为人父母，欲何以安之？且国有简册，君举必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是以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夫如是，则君之所举，可不慎欤！微臣备位谏诤，兼秉史笔，书而不法，后嗣何观？臣愚必以为不可。伏愿俯顺人欲，仰稽天意，降德音，下明策，速罢功役，收之桑榆。（《旧唐书》卷九十八《魏知古传》）

　　睿宗不听，“顷之”又谏：

　　臣闻人以君为天，君以人为本。人安则政理，本固则邦宁。自陛下翦除凶逆，君临宝位，苍生颙颙，以为朝有新政。今风教颓替，日甚一日，府库空虚，人力凋弊，造作不息，官员日增。今诸司试及员外、检校等官，仅至二千余人，太府之布帛以殚，太仓之米粟难给。又金仙、玉真等观造作，咸非急务，臣先奏请停，竟仍未止。今岁前水后旱，五谷不熟，若至来春，必甚饥馑。陛下为人父母，欲何方以赈恤？疗饥拯溺，须及其时。又突厥为患，其来自久，本无礼仪，焉有诚信。今虽遣使，来请结婚，豺狼之心，首鼠何定。弱则卑顺，强则骄逆。属草衰月满，弓劲马肥，乘中国饥虚，在和亲际会，倘或窥犯亭障，国家何以防之？臣所论者，事甚急切，伏愿特垂详察。（《旧唐书》卷九十八《魏知古传》）

　　由此两则谏辞可知，唐睿宗为女儿大兴道观，劳民伤力，影响生产，引发了人们的很大不满。

　　唐玄宗天宝年间，唐玄宗再为玉真公主主持营造道观，又引发物议。以玉真公主的的地位，她完全可以不顾物议，我行我是。但玉真公主却没有把民声置于无可无不可境地，而是主动提出了“去公主号，罢邑司，归之王府”的要求，以平息民议，也为自己积德。这似乎可以证明，玉真公主的为人处世中，并未置民心于不顾，而且，她能够对自己的奢华生活主动削减，说明心中向善的东西很多。

　　另有一则史料，似乎可以证明玉真公主为人也比较温和甚或比较隐忍，绝不像太平公主那么跋扈：

　　天宝初，（杨玉环）进册贵妃。追赠父玄琰太尉、齐国公。擢叔玄珪光禄卿，宗兄銛鸿胪卿，锜侍御史，尚太华公主。主，惠妃所生，最见宠遇。而钊亦浸显。钊，国忠也。三姊皆美劭，帝呼为姨，封韩、虢、秦三国，为夫人，出入宫掖，恩宠声焰震天下。每命妇入班，持盈公主等皆让不敢就位。（《新唐书》卷七十六《后妃上》）

　　“持盈”即玉真公主，天宝初，持盈公主已经50岁左右，非常成熟和老练，且地位非常重要（玄宗在天宝三载为她主持修道观就说明，当时的玄宗还是非常在意这个妹妹的）。他是玄宗的亲妹妹，又特受重视，而面对杨氏家族的恩宠，竟然“不敢就位”，说明玉真公主缺少姑姑太平公主那样的霸气。

　　玉真公主在玄宗时期的贵盛，从其道观规模略可见出。据《唐语林》卷七记载玉真公主的道观，确实华丽奢侈：

　　政平坊安国观，明皇时玉真公主所建，门楼高九十尺，而柱端无斜殿。南有精思院，琢玉为天尊老君之像，叶法善罗公远张果先生并图形于壁院。南池引御渠水注之，叠石像蓬莱、方丈、瀛州三山，女冠多上阳宫人。其东与国学相接。咸通中，有书生云：尝闻山池内步虛笙磬之音。卢尚书有诗云：“夕照纱窗起暗尘，青松绕殿不知春。君看白首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

　　但这也只能说明玄宗对这个同母妹妹的宠爱和珍视，而在证明玉真公主也像姑姑那样养男宠方面，并无任何其有价值的证据。

　　王维确实因玉真公主的推荐考中状元，但与玉真公主有没有人们所猜测的那种关系，的确没有任何依据的。玉真公主霸占王维说，纯属小说家言；王维是因为不肯成为玉真公主的男宠而被贬谪济州，亦不足为凭。不过，当初玉真公主非常欣赏王维的才华却是真实的。

　　只是，让我们感到很难解释的是，济州归来的王维，却没有再找岐王、玉真公主这样的重要关系实现自己的仕途，而是通过向张九龄上书去实现，这是颇耐人寻味的。岐王过几年之后就死了，也许王维从济州回来，岐王的身体、人际关系各方面都可能出现问题，但玉真公主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呀！她在天宝年间还有玄宗为其主持建那么豪华的道观，所以，开元年间，她的地位不会有问题。那么，如果不是玉真公主的地位有问题，可能就是王维和玉真公主的关系有问题，以致王维不能再因公主进入仕途。也许，因为王维与睿宗诸子的关系（见下“玄宗打击兄弟亲信”），玉真公主不好再为他说话；也许，王维不肯依附玉真公主的小说家言不是空穴来风？

　　关于玄宗打击兄弟的亲信。从史书记载和玄宗留下的诗歌看，玄宗似乎与历史上的皇帝很不相同，似乎他很看重兄弟情义。他当皇帝后，并不因为国事繁忙而忽视同弟兄们的的联络。《旧唐书》载：

　　初，业（李业，睿宗第五子）母早终，从母贤妃亲鞠养之，至是，迎贤妃出就外宅，事之甚谨。业同母妹淮阳、梁过二公主亦早卒，业抚爱其子，逾于己子。上以业孝友，特加亲爱。业尝疾病，上亲为祈祷，及愈，车驾幸其第，置酒宴乐，更为初生之欢。玄宗赋诗曰：“西见漳滨卧，言将人事违。今逢诞庆日，犹谓学仙归。棠棣花重满，鸰原鸟再飞。”其意思如此。（《旧唐书·睿宗诸子》）

　　又，《新唐书》载：

　　初，帝五子列第东都积善坊，号“五王子宅”。及赐第上都隆庆坊，亦号“五王子宅”。玄宗为太子，尝制大衾长枕，将与诸王共之。睿宗知，甚喜。……天子（玄宗）于宫西、南置楼，其西署曰“花萼相辉之楼”，南曰“勤政务本之楼”，帝时时登之，闻诸王作乐，必急召升楼，与同榻坐，或就幸第，赋诗燕嬉，赐金帛侑欢。诸王日朝侧门，既归，即具乐纵饮，击球、斗鸡、驰鹰尤为乐，如是岁月不绝，所至辄中使劳赐相踵，世谓天子友悌，古无有者。帝于敦睦盖天性然，虽谗邪乱其间，而卒无以摇。时有鹡鸰千数，集麟德殿庭树，翔栖浃日。左清道率府长史魏光乘作颂，以为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为作颂。（《新唐书·睿宗诸子》）

　　其文《鹡鸰颂》保存较为完好，前有序云：

　　朕之兄弟，唯有五人。比为方伯，岁一朝见，虽载崇藩屏，而有睽睽笑，是以掇牧人各守京职。每听政之后，延入宫掖，申友于之志，咏《棠棣》之诗，邕邕如，怡怡如，展天伦之爱也。秋九月辛酉，有鹡鸰千数，栖集于麟德殿之庭树，竟旬焉，飞鸣行摇，得在原之趣，昆季相乐，纵目而观者久之，逼之不惧，翔集自若。朕以为常鸟，无所志怀。左清道率府长史魏光乘，才雄白凤，辩壮碧鸡，以其宏达博识，召至轩楹，预观其事，以献其颂。夫颂者，所以揄扬德业，褒赞成功，顾循虚昧，诚有负矣。美其彬蔚，俯同颂云。（《全唐文》卷二十）

　　从以上材料看，玄宗的所作所为似乎抹去了历史上兄弟相煎、骨肉相残的阴影，留给人们的是温情脉脉的亲情。但实际上，唐王朝宗室内部勾心斗角的情况由来已久，而玄宗的登基其实也是骨肉相煎的结果。玄宗除韦后而登帝基，其实是占了其兄长的位置的，他本是父亲的第三子，论理不该继帝位，由于他在除韦后中的功劳，其兄宁王李成器将帝位“让”给了他，所以其兄号为“让皇帝”。《旧唐书》记载此事：

　　唐隆元年，进封宋王。其月，睿宗践祚，拜左卫大将军。时将建储，以成器嫡长，而玄宗有讨平韦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辞曰：“储副者，天下之公器，时平则先嫡长，国难则归有功。若失其宜，海内失望，非社稷之福。臣今敢以死请。”累日涕泣固让，言甚切至。时诸王、公卿亦言楚王有社稷大功，合居储位。睿宗嘉成器之意，乃许之。玄宗又以成器嫡长，再抗表固让，睿宗不许。（《旧唐书·卷九十五·睿宗诸子》）

　　玄宗的帝位，是兄长让来的，但兄长让他，显然是因为他在除韦后的功劳，而从封建社会嫡长继承志的角度看，这个帝位是不该由玄宗来继承的。深悉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的玄宗之所以推拒，当然不是不想将来以后继位，而是担心直接立储会引发其他兄弟的不满。继位以后，玄宗对兄弟们从心里是颇为忌惮的，他建积善坊，名为让兄弟们在其中享乐，其实是一种软禁，以便于监视和控制。而玄宗的兄弟们也深知玄宗的用意，为了避免血腥的杀戮，他们也便“配合”了玄宗的安排，安心在这里过着“清闲而和乐”的生活。据《旧唐书》说：

　　玄宗既笃于昆季，虽有谗言交构其间，而友爱如初。宪尤恭谨畏慎，未曾干议时政及与人交结，玄宗尤加信重之。（《旧唐书·卷九十五·睿宗诸子》）

　　这些文字，看起来玄宗是温情脉脉的，而李宪的“恭谨畏慎”颇耐人寻味。这颇类于《左传》中所记的郑庄公和他母亲的关系，表面上其乐也融融，其实是各怀心腹事。我们不禁要问：倘若李宪没有“让”出皇帝位置呢？但玄宗毕竟没有像曹丕逼曹植杀曹彰那样令人恐怖，所以玄宗的做法还是很有人情味的。然而这并不足以促使他对兄弟们不加防范，毕竟，他的兄弟们手中还都留有很大权力，所以，不对兄弟们下手，并不等于不对兄弟们的羽翼开刀。玄宗的政治手腕其实是很高的，他登基后，当年即对协助他铲除韦后的太平公主毫不留情，许多与太平公主交往较深者都受到了牵连，所以，玄宗对他的兄弟岐王、宁王、薛王表面上手足情深，暗地里却并非不加防范，他把他们集中于积善坊，其实就是不让群臣跟他们交结。许多与诸王关系密切的官员先后被贬，也说明玄宗实际在采用各种手段限制诸王势力。《旧唐书》卷九十五《睿宗诸子列传》中记载：

　　时上（玄宗）禁约王公，不令与外人交结。驸马都尉裴虚己坐与范游宴，兼私挟谶纬之书，配徙岭外。万年尉刘庭琦、太祝张谔皆坐与范饮酒赋诗，黜庭琦为雅州司户，谔为山茌丞。然上未尝间范，恩情如初，谓左右曰：“我兄弟友爱天至，必无异意，只是趋竞之辈，强相托附耳。我终不以纤芥之故责及兄弟也。”

　　由此可见，玄宗与兄弟们的和睦相处是有条件的，是在清除其党羽之后的。王维入仕以前，曾与宁王、薛王交往甚密，“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旧唐书·文苑下》，岐王又是极力推荐他的人，所以，王维有可能因为唐王朝宫廷内部的矛盾斗争而受到牵累，于是，执政者便找借口把他降职外放了，让他做了济州的司仓参军。

　　关于王维被贬原因的三种说法，都没有特别切实的证据。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这种政治上的坐累有时是说不清具体原因的，但却能让人体味到政治风雨中的寒意袭人。司仓参军是个什么职位呢？是从八品下的小官，负责公廨、度量、庖厨、租赋、征收、田园、市肆诸事，相当于今天各县的粮食局长并兼管维护市场秩序、收取赋税等。王维从中央乐团副团长的职位降为县属管理工商和粮食的官员，离开了容易接近达官显贵的京都，离开了自己擅长的专业，王维第一次感受到政治风雨的残酷。

　　开元十三年（725），唐玄宗封禅泰山，大赦天下，王维也在被赦之列。他离开济州，取道东都洛阳回京侯吏部选，吏部依资格量移使用，不久，可能改官卫州县丞（从八品下）。这时的王维，虽然对政治产生了畏惧之心，但尚未移心佛教，因为他还有很多俗物俗事抛不开，他担心家贫，小妹长成无钱陪嫁，弟弟成人无力娶妻，而且他自己也还有“奋飞”之志，其《偶然作六首》之三写到：

　　日夕见太行，沉吟未能去。

　　问君何以然，世网婴我故。

　　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

　　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

　　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

　　大概因为官职低微，政治失意，诗人很难实现“奋飞”之志，也很难让家人过上相对富足的生活，他还是辞去官职在淇上隐居了。

　　开元十八年，他回到长安，师从大荐褔寺道光禅师学习佛教顿悟学说。有人说，这是王维因为仕途失志，渴望超脱世俗，从而滋生了隐遁思想。但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人在失意之时，往往容易产生消极心理，生出远离尘世之想，这是可能的，但王维还是很希望有机会“欲奋飞”的，所以，他的修习顿悟说，可能是无所事事时的一种生存方式，是少年时期深受佛教濡染的一种惯性。

　　这一年，王维的好友孟浩然参加进士考试落第，在长安逗留了一段时间，曾与闲居的王维相聚。王维自己处境并不很好，但他依然想着好朋友希望进取的事情，有机会的时候，他没有忘记推荐孟浩然。大概因为王维的名声，他曾经有机会待诏金銮殿，他就把孟浩然也带去了。《绀珠集》记载了这个故事：

　　襄阳诗人孟浩然，颇为王维所知，待诏金銮殿，私召浩然入。忽上幸维所居，浩然遽匿床下。维不敢隐，具以闻。上欣然曰：‘朕素闻此人。’召见，索诗。浩然对以‘不携所业’。上令口诵。浩然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曰：‘朕未尝弃人，卿自不求仕耳。’放归南山，终身不得仕。

　　王维为什么能够待诏金銮殿，很难说清楚，几则相关记载都含混不清，或许是因为他的名声，因为这一次他似乎没有通过岐王或玉真公主什么的谒见玄宗，他后来的诗作有“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坐粱肉，崎岖见王侯”（见下一部分），说明他没有通过上述诸人打通关节。王维和孟浩然，是很好的朋友，玄宗召见，或许是商较诗文，或许有其他理由，而王维就自作主张把好友也一同带去，希望有机会引荐孟浩然。没有想到，玄宗皇帝竟然突发奇想，来到了王维待诏的地方，孟浩然觉得自己太唐突了，于是赶紧躲藏到“床”下了。

　　这个“床”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床”，也就是说，他不是卧具，而是坐具，约略相当于我们今天看到的红木沙发，只是坐处较宽，一般在上面中间位置放置有较窄的茶几。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中焦母的“槌床便大怒”中的“床”，就是这类生活用具。在今天四川的杜甫草堂，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实物。

　　当然这一次机会孟浩然没有抓住，他的那首诗出了问题，主要是首句“北阙休上书”和第三句：“不才明主弃”。你孟浩然来京城的目的就是要上书显示自己的才华，你却说“休上书”，而“休上书”的原因是因为你自恃才子，“明主”没有录用你，你就说：“上书干什么？人家又不用你！”唐玄宗一直自视是明主，自诩求贤纳士，你在才名满京洛的时候却说唐玄宗抛弃你，那不就等于说玄宗弃贤吗！你不上书，你不上书地球能停止转动吗？所以玄宗很生气，给了他一个他并不想得到的结果：“朕未尝弃人，卿自不求仕耳。”玄宗也有他的道理：“你孟浩然纵然有才，你不早日努力进取，直到四十岁才跑来参加一次科举，就怨声载道，还怪我不录取你，真是岂有此理！”天子嘛，万万人之上的至尊，从来都是愿意听到奉承，更何况玄宗认为自己在选材纳士这方面已经差不多做到“野无遗贤”了！孟浩然句句声声都是怨，怎么能让玄宗心里舒服呢？虽然称了一个“明主”，却又将玄宗陷于“弃世”不义境地，这不是拍到了马蹄上吗？情绪不对，结果，想得到玄宗的赏识，却惹得玄宗老大不高兴，适得其反。

　　这是孟浩然的不遇，而从中折射出王维对友情的珍重和厚道的待友心态。这是两位大诗人之间值得千古传诵的友谊。不过，我们要说的不是孟浩然，而是王维。这一次，可能也影响了王维的仕途。玄宗虽然亲自到王维待诏的地方访王维，但并没有给王维官职，因为此后的王维依然过着隐居的生活，并在开元十九年（731）妻子去世后，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巴蜀、吴越之游，远离了唐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

　　这里，有一件事情必须交代一下。开元十九年王维妻子死后，“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旧唐书》本传）。有人说这是王维情衷于妻子，不肯再娶；有人说王维信佛，不肯再娶；还有人说，是玉真公主霸占王维，不准再娶。

　　这三种说法，信佛之说应该比较靠谱，但真实的情况恐怕比较复杂。如果说王维情衷于妻子，可是王维集中我们又见不到他深情怀念妻子的作品；如果说是因为玉真公主霸占，史书明明写着“三十年孤居一室”，而且上文我们已经分析，玉真公主似乎不是那么霸道的人。所以，信佛一说比较靠谱。那么，为什么又说原因可能比较复杂呢？考虑到王维因玉真公主考中状元，却没有官职连升，而且，在王维被贬官时也不见诸王和玉真公主搭救，而且，王维贬官济州，一去就是四五年，直到玄宗封禅泰山大赦天下才能回京，且回京之后，他没有再通过岐王、玉真公主等的关系往上爬，这其中或许确实奥妙无穷。不过，没有切实的史料作证，我们不便乱猜，只不过，很多时候，有些“传闻”或“猜测”，或许不是空穴来风。比如王维妻子死后不再娶，如果玉真公主达不到目的，或许王维躲避玉真公主的重要托词只能是信佛，而信佛当然不能再娶，不能再娶，就只能“三十年孤居一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