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在东汉明帝年间(58～75)佛教传入中国。使来自印度与西域的佛教音乐，掺杂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因素，因而中国佛教音乐既含有中国民族音调，又含有印度或西域少数民族音调。《西河诗话》曰：“李唐乐府有普光佛曲、日光明佛曲等八曲，入娑陀调；释迦文佛曲、妙华佛曲等九曲，入乞食调；大妙至极曲、解曲，入越调；摩尼佛曲入双调；苏密七具佛曲、日腾光佛曲，入商调；婆罗树佛曲等四曲，入羽调；迁星佛曲，入般涉调；提梵入移风调。”说明这些佛曲已具有中国民族民间的风格特色。到隋唐时期，随着佛教各宗派的繁荣，佛教音乐也达鼎盛阶段。

佛教直接使用的音乐是赞呗（或称梵呗、梵文叫做“pāthake”），它以短偈形式赞颂佛与菩萨,其形式有独唱、齐唱或合唱，亦可有乐器伴奏。赞呗主要用于讲经仪式、六时行道（后带朝暮课诵）与道场忏法，有时也用于一般斋会。赞呗传入中国，由于梵音与汉语的结构不同，无论用梵腔以咏汉语，或用汉曲而歌梵声，都有困难，故佛教初入中国，所译佛经甚多，而印度赞呗音乐未能得到广泛地传播与应用。中国佛教赞呗相传始于曹魏陈思王曹植删治《瑞应本起经》，制《太子颂》和《赕颂》（见《高僧传》卷十三经师论）。赞呗在中国六朝分为转读、梵呗与唱导 3部分。唐以前流行的赞呗有《如来呗》、《处世呗》、《菩萨本行经》，近代讲经改唱《钟声偈》、《回向偈》等。佛教另一使用音乐的场合为讲唱佛经的变文。变文又称唱文、讲唱文、缘起等，是一种说唱音乐。佛教认为其歌唱极为重要，高僧传》曰：“转读之为懿，贵在声文两得，若唯声而不文，则道心无以得生；若文而不声，则俗性无以得生。”变文的说唱音乐，部分吸收了印度佛教音乐风，同时也多采用中国民间音乐音调，如宋代乌龙山少康法师讲唱的变文“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不怨不怒，得处中曲韵”（《宋高僧传》卷二十五本传）。

佛教寺院在一些佛教仪式和佛教节日中，常常利用乐舞和百戏，来宏扬佛教《洛阳伽蓝记》载：景乐寺“至于六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景明寺一千多佛像出街时“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中国南方与北方的佛教音乐风格不同，北方雄劲爽利、朴素易懂；南方细腻艳逸、委婉曲折。北方系统以五台山寺庙音乐为代表，南方系统以峨嵋山寺庙音乐为代表。形成不同风格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佛教传派各异，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各地民间音乐风格不同的影响。佛教音乐常使用的乐器,管乐器有笙、管、笛等,打击乐器有鼓、磬、钟、锣、铙、钹、木鱼等，也常使用琵琶、三弦等。佛教音乐的曲目，有些尚保留在当今寺院中。在敦煌杂曲中还保留一部分佛教鼎盛时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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