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日据时期的台南开元寺(1896~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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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日据时期的台南开元寺(1896~1924)
　　圆光佛学研究所　王见川
　　圆光佛学学报
　　第四期(1999.12)
　　页27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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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280
　　一、前 言
　　台南市的开元寺创于清初，原称海会寺，是台湾著名的寺庙[1]。这间寺院不仅历史悠久，名列台湾二级古迹，更重要的是它对近代台湾佛教的发展，关系颇深。寺中法师如传芳、得圆、证峰(林秋梧)、证光(高执德)等都是此一时代极为活跃和有影响力的法师。
　　不少学者，早已发觉台南开元寺的重要性，有所阐述[2]，如有的论者即将之视为日据时期的大法派“开元寺派”[3]的祖庭。目前学界以江灿腾、李筱峰、慧严法师的研究，较具参考价值！不过由于以往研究者，未掌握相关原始史料如《台湾日日新报》、《正法轮》……[4]，以致开元寺在日据时期至战后初期的发展与影响的研究上，仍存在不少空白。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上，利用《台湾日日新报》等资料，尝试钩勒台南开元寺在日据时期的部份图像。
　　二、日据初期的开元寺
　　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系约成立，台湾正式归属日本所有。在日本领台初期，各地秩序不稳、抗日活动频传，此外，亦有不少“土匪”出没。总督府当局为求恢复秩序，派兵进行敉平。在征伐过程中，全台各大寺庙，大都被占用，或作军营，或作补给站、病院、学校……[5]。不少历史悠久的寺院、庙宇，就此一蹶不振。
　　面对这波政权转移带来的冲击，台南著名古刹开元寺，亦出现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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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卢嘉兴＜北园别馆与开元寺＞页4-7，《古今谈》27-28期，1967年6月。
　　2. 卢嘉兴前揭文，江灿腾＜台湾佛教史研究之百年回顾＞页76-77、＜南台湾佛教大法派的崛起与战后的转型──高雄超峰寺和大岗山派＞页204-205，二文俱收江氏著《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台北南天书局，1996年)中。瞿海源《重修台湾省通志宗教篇》（南投文献委员会，1992年）页142-145、释慧严＜日本曹洞宗与台湾佛教僧侣的互动＞页120-133，《中华佛学学报》11期，1998年。阚正宗《台湾佛教一百年》“台南开元寺”部份，东大图书公司，1999年。
　　3. 阚正宗前引书页81-86。
　　4. 《台湾日日新报》为当时报纸，报导宗教信仰活动，颇为详尽，且少偏见，而《正法轮》是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的机关刊物，其中部份内容提及妙心寺派在台活动情况！
　　5. 王见川＜台湾民间信仰的研究与调查──以史料、研究者为考察中心＞页33-35，《宜兰文献》36期，1998年。温国良＜日治初期日人占用台湾寺庙概况＞页164-173，《台湾风物》49卷2号，1999年。
　　页281
　　危机。在后人保留的资料中说：日据的初期开元寺“僧徒四窜，寺宇颓落、钟鼓声沉、寺被强人所占与劣僧盗卖者有半”[6]。这里所谓盗卖寺产的劣僧，指的是开元寺第三十七代住持宝山常青。根据明治三十年(1897)日本曹洞宗机关刊物《宗报》的记载，在日本领台之初，曹洞宗僧侣芳川雄悟、若生国荣到台南一带慰问军队兼布教，吸收不少斋堂、寺院签约加入曹洞宗，开元寺即是其中之一。当时的开元寺住持即是宝山常青[7]。
　　资料记载，宝山常青曾与曹洞宗佐佐木珍龙作汉诗、相唱和[8]。由此可知，宝山常青有一定文化水平。明治29年7月盂兰盆节时，他在若生国荣、芳川雄悟指导下，在开元寺改用日本式的施饿鬼方式[9]。此外，他已十分日本化穿著曹洞宗大本山管长下赐之安陀衣与曹洞宗布教使会面[10]。从《宗报》资料可知，宝山常青狐假虎威借著曹洞宗联络寺庙名义，巧取不少租息。后被告到官方，责付曹洞宗芳川雄悟处分[11]。迄明治30年7月，《宗报》尚记载宝山常青来访之讯息[12]，由此可知，此时他尚为开元寺住持。
　　慧严法师认为：自明治28年（1895）以来，开元寺的住持在宝山常青以后，可能依序是玄精法通（明治36年，西元1903年任职）、永定师（任职年代不详）、传芳师（1913~1918在职）、成圆师(任职年代不详)、得圆师(1921~1938年还在职吧！)[13]。
　　这样的看法，不太正确！
　　根据郑卓云手抄开元寺历代住持，在宝山常青之后，开元寺住持如下：
　　第三十八代 妙谛禅师
　　第三十九代 妙觉禅师
　　第四 十 代 义心禅师
　　第四十一代 永定宏净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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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阚正宗前引书，页75。另参见朱其昌《台湾佛教寺院庵堂总录》(佛光出版社，1977年)页441，曾景来《台湾宗教?迷信陃习》(台湾宗教研究会，1938)页33。
　　7. 曹洞宗《宗报》15号，页15-16。
　　8. 佐佐木珍龙著、菅原洞禅编《隆明一尘》初篇下（修养世界社，1912）页170。
　　9. 《台湾新报》明治29年9月23日。
　　10. 曹洞宗《宗报》15号，页15-16。
　　11. 曹洞宗《宗报》15号，页16。
　　12. 曹洞宗《宗报》20号，页15。
　　13. 释慧严前揭文，页121-123。
　　页282
　　第四十二代 玄精法通禅师
　　第四十三代 清源传芳禅师
　　第四十四代 成圆印　 禅师
　　第四十五代 得圆印如禅师[14]
　　江灿腾认为：开元寺第一代住持为志中法师来自泉州承天寺，出身临济宗。此后，开元寺历代住持基本上是按临济宗“福、善、成、宝、妙、义、永”派字[15]。由上引文来看，开元寺住持到第四十二代时实际上是按照临济字号，由临济弟子担任。不过，在郑卓云写的＜现在永定禅师略历＞却言及：永定禅师，明治三十一年出家圆顶，礼义敏上人为师，住台南开元寺，勤谨服务，历监院兼住持，明治三十六年辞退该寺住持，改兼岗山超峰寺住职[16]。为什么永定禅师是“监院兼住持”，并在明治三十六年辞退开元寺住持，另兼重要性不如的超峰寺住持呢？是如学者所言，因派系斗争出走？亦或另有其他原因？曾景来日据时期写的＜开元寺物语＞中，提到一点线索：
　　……从来开元禅寺住持一职，要到福建省闽县鼓山涌泉寺修业，才有被任用资格。此一惯例继续至大正四年释传芳退职，此后即被废除。[17]
　　由此可知，永定禅师因未到福建鼓山涌泉寺深造或受戒，所以没资格当正式住持，只能以监院兼住持。明治三十六年，出身开元寺，游学鼓山涌泉寺的玄精法师，一回到台湾，随即接任开元寺住持，而永定法师回复监院身份，辅助玄精法师整建开元寺。
　　资料记载，玄精法师，俗姓蔡，名漳，世称蔡真人，清光绪乙亥年生于盐水港厅布袋嘴。在明治二十八年，皈依龙华派，后投开元寺传芳法师门下出家，寻往鼓山涌泉寺受戒、学禅三年[18]。明治三十六年(1907)返台，接任开元寺住持。在郑卓云写的略传中称他主持开元寺时寺宅圮坏，清景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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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昭和5年4月23日郑卓云致普现上人(李添春)信。该信共2页，用的是“临济宗总本部教务所”用笺。感谢江灿腾提供这份资料！
　　15. 江灿腾《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页205。
　　16. 郑卓云＜台湾开元禅寺沙门列传──现在永定禅师略历＞页20，《南瀛佛教》9卷9号，1931年。
　　17. 曾景来前引书，页330。另见大正年间编成的《寺庙台帐》台南州“开元寺”组织系统部份。
　　18. 郑卓云＜台湾开元禅寺沙门列传──玄精上人＞页30，《南瀛佛教》9卷8号。
　　页283
　　凉。乃矢志与永定监院，协力重修三宝殿，大众一时群集，而重兴宗风[19]。其实，玄精法师不只重修开元寺的三宝殿而已，而是大规模的翻修，整建开元寺。当时的报纸报导云：
　　重修开元寺……自入帝国版图以来，住持视庙寺如传舍，坐视废坠，望其修理重兴，似难概见。幸而有盐水港厅管辖内布袋嘴第一堡内蔡姓名漳，号曰玄精。前去年往福州古山出家受戒两三回。闻在深山修行数年，后即买桌回台，返抵开元寺。每日晨钟暮鼓，课诵三回。夜而禅坐……昼而垦地辟耕，种菜莳花。暇余则到郡募缘。凡该寺前殿以及三宝殿，至去年十一月，举工兴葺，约开修理费四千余元。经过本年八月终修竣。然仅前殿、中殿而已。而后殿于去月始行起手兴修。每日工人二十余名，将庙盖以及楹柱，尽行修葺。
　　奈缘金有限，修补乏金，所谓九仞之功，尚亏一篑。……第以此回修缮，在玄精师之意见，极欲气象全新，开拓规模，如内地之紫竹林，垂荫檀越，功为不少。是以就颓坏之佛殿，屡延工匠，勘估几回，咸宜补葺，咸宜重新、咸宜加工构结，宜修筑者非徒葺补其朽腐。宜修缮者，不尽装饰其外观，必无失手创建之仪型。如此整顿，非筹画经费，实难苟完。
　　兹即修竣者，已于前中二殿，著有成绩，寺内佛像经新，并设客堂分列等第。其中有一椽裨室，花木秀丽，明窗争凡，足邀文人学士，足迹光临。或到寺消遣、吟唱征遂，继而股坐裨室、讲经室、斋饭室，种种均有头绪。而且此时寺内僧师十二名，每日除事佛外，培植寺内荒园、个个形忙，均无吸食芙烟者。闻寺中规则，仿照古山寺例而行。寸阴是惜、不敢虚度。来月，延古山五六位大和尚诵偈谈经，为阖郡迎新。……。[20]
　　这一篇<重修开元寺>，写于明治三十八年(1908)十二月，作者是“台阳香火缘者”。此人，当是台南地区的文人，撰写此文，旨在帮助玄精法师募款，重修开元寺。虽然文中不免溢美之处，但大体上反映出玄精法师：
　　(1)重新规画、修建开元寺寺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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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同前注。
　　20.《台湾日日新报》明治38年12月14日。
　　页284
　　(2)改革开元寺僧的生活习性（如戒鸦片烟瘾）与确立新的寺中规范。
　　换句话说，玄精法师住持时代，开元寺内外环境，都依鼓山涌泉寺典范来重新形塑。所谓的玄精法师在开元寺“重兴宗风”，殆非虚誉！
　　在如此短暂时间下，对开元寺进行外表与体质的改革，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玄精法师已离台数年，并没有什么人脉、与官方奥援！他之所以能迅速改造开元寺，主要是靠永定法师的协助[21]和自己的坚持与神通。当时报纸即报导云：
　　开元寺住持法号玄僧……饶有佛家三昧。其魂尝自颈门脱出，人多有异者，称之曰蔡真人。……是是燕客，共庆落成。僧曰：昨夜禅定时，魂飞天际，落于麻豆林家，到此随缘。几未半，适有电报斋来，云两百金，尚待汇对，二十金先交，宛如言下所云，……而此僧亦类异矣。[22]
　　由此可略窥，当时传言玄精法师具神异能力及奇术，而这对开元寺募款甚有帮助！不过，他也因此在明治四十一年遭受政府取缔。《台湾日日新报》即云：
　　僧人受累……开元寺住持号玄精，人称之曰蔡真人，为诈欺取财，被盐水港厅飞电于台南警务课，递将该僧拏去一节。顷细查其事云：玄精实受天祸也。因盐水港厅有一野僧，每持怪术欺骗乡下顽民，时有所闻。此回为该厅掳到，讯问此术传自何人，野僧认受之于玄精。玄精以致被当道拘留，欲究其邪术惑众。然审问玄精之供，谓彼既受教于吾，须有僧教凭证，非虚言所能为师弟也。以此视之，倘有诈欺，于兹精何与？[23]
　　在官方严加讯问之下，仍查无诈欺实据。于是在地方士绅具保下，玄精法师于明治四十二年出狱，潜心修道[24]。不久，即随曹洞宗原田泰能布教使，留学日本，远离台湾[25]虽说“诈财事件”疑案，最终证明与玄精法师无关，但这一场“官非”却使开元寺的改革，为之顿挫，开元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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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同注16，页20。
　　22. 《台湾日日新报》明治38年9月9日。
　　23. 《台湾日日新报》明治41年8月28日。
　　24. 《台湾日日新报》明治42年4月30日。
　　25. 同前注。
　　页285
　　逐渐沦为藏污纳垢之所[26]。
　　三、传芳法师与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之关系
　　在玄精法师离去后，开元寺又陷于群龙无首局面。从现存资料来看，开元寺第四十三代住持传芳，是在大正二年就任的[27]。自明治四十二年四月后，至大正二年，将近五、六年间，开元寺住持虚悬，实权由该寺监院永定、本圆与玄精弟子成圆掌握[28]。当时，他们有什么作为，目前尚难知悉！资料记载，传芳法师字清源，号布闻，俗名陈春木，清咸礼乙卯年生，台南人。他于光绪辛巳年，经荣芳法师介绍至鼓山涌泉寺出家[29]。他是玄精法师之师父[30]！在郑卓云的传记中，提及他是在大正二年癸丑应开元寺成圆监院之请，才回台湾，就任开元寺住持[31]。实际上，传芳法师早在明治四十三年，即已从鼓山返回台湾！《台湾日日新报》即云：
　　……传芳在涌泉寺修真养性，经三十余星霜，迄明治四十三年台北善慧师招其来台，讲教于艋舺凌云寺。已有年矣。台南三郊组合长许藏春氏，耳其名，且系台南人。大正二年，聘其来南，将以住持开元寺。因其不入籍，乃用完成师挂住持名，而以传芳师行住持事。[32]
　　这一则报导是在传芳法师逝世时发布，近似“行状”。从中可知，他在明治四十三年返台，活动于艋舺凌云寺。这个凌云寺是宝海禅师募建的。对照相关记载，应该就是观音山凌云寺[33]。资料记载，宝海是传芳徒孙，或许就是因此因缘，其另一徒孙本圆法师才会继宝海法师为凌云寺第二代住持！[34]
　　另据碑文记载，传芳法师在明治四十五年，已回到故乡台南发展！当时，他已“驻锡”开元寺，并获得士绅林文贤等之护持，其女林朝治即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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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台湾日日新报》明治41年9月10日＜污秽佛门＞，明治43年5月29日＜古刹倾颓＞。
　　27. 郑卓云＜台湾开元禅寺沙门列传－传芳和尚＞页31，《南瀛佛教》9卷8号。
　　28. 《台湾日日新报》大正2年10月9日。
　　29. 同注27。
　　30. 同注18。
　　31. 同注27。
　　32. 《台湾日日新报》大正8年5月7日＜住持圆寂＞。
　　33. 施德昌《纪元二千六百年记念台湾佛教名迹宝鉴》(台中民德写真馆，1941)“凌云禅寺”。
　　34. 同前注。
　　页286
　　护法，设立“净土会”，会员颇多，并赞助斋粮[35]。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传芳法师尚非开元寺住持，故碑文中只称其驻锡开元寺。
　　由于传芳法师的辈份极高，履历亦合开元寺规矩，且和台南地区绅商有交情，大正二年，他就当上开元寺住持，但因其未入籍，是中国人，故形式上不能具名而以成圆挂住持名！[36]
　　虽然如此，但这并不妨碍他行使权力。开元寺在他的住持之下，渐具新气象！从现存史料来看，传芳法师在开元寺推动的第一个活动是传戒！《台湾日日新报》大正二年十月九日报导：
　　开坛受戒
　　台南市各寺庙僧侣多为半路出家，不知戒律为何物者。惟北门外开元寺，时有福州鼓山涌泉寺僧为该寺之住持。其寺内清规，较为严谨。然亦未常建设冥阳普利之戒坛，者番该寺监院僧本圆、永定、成圆三上人，拟请自鼓山归来之传芳禅师，于来十八日（即旧历十九日）乘观音菩萨诞辰，传授优婆塞优婆夷三皈五戒。先于十四日（即旧历十五日）开堂忏悔，十五日（即旧历十六日）传授三皈，十六日，即为旧历十七日传授五戒，十七日，（旧历十八日）演说十二威仪，十八日（即旧历十九日）沾被甘灵，络牒圆满。[37]
　　在传芳法师的整顿下，开元寺风气一变，报纸即说“自鼓山传芳上人卓锡以来，院规十分整肃，诸僧持戒律亦严”。[38]
　　大正六年，传芳法师又在开元寺举办授戒会[39]，大正八年则举办四众授戒会[40]。在传芳法师的带动下，开元寺已逐渐展露自主性。另一方面，传芳法师体察时势与教界状况，慨叹台湾佛教不振，于是想藉著日本佛教，改变台湾佛教本质。关于此事，郑卓云的记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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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贞女林氏妙缘斋行碑记＞页16，《台湾地区现存碑碣图志》补遗篇，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1999年。
　　36. 《台湾日日新报》大正8年5月7日。
　　37. 《台湾日日新报》大正2年10月9日。
　　38. 《台湾日日新报》大正4年5月21日。
　　39. 《台湾日日新报》大正6年12月15日。
　　40. 释慧严＜从台闽日佛教的互动看尼僧在台湾的发展＞页258，《中华佛学学报》12期，1999年。
　　页287
　　传芳和尚每慨台地佛教之不振。乃携成圆、本圆、两监院。诣台北临济护国禅寺。访长谷慈圆老师。谋内台佛教联络。以图同舟共济。阐扬临济宗风。导岛民共仰帝国皇恩。果得一脉相通。成联络之议。大正六年丁已。与长谷慈圆师。丸井文学士。航苇渡华。遍历诸名山。视察各地佛教机关。继而观光内地。参诣京都妙心寺临济本山。访元鲁大国师。听示禅宗法畏。蒙赐大藏经文全部。晋东京谒冈田文部大臣。及柴田宗教局长。蒙指示振肃世道。启发人心之嘉训。并拜览天皇陛下御园。参观贵族众议两院。归台之后。尽瘁教化。弘开授成法会。大众望风归依者日盛。大扬临济宗风翌大正七年戊午。四月二十二日。在开元寺示寂。世寿六十有四岁。[41]
　　由此可知，传芳法师是在大正六年（1917）之前，与成圆、本圆到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在台布教总部“护国禅寺”，拜访当时该派布教监督长谷慈圆，达成联络之议的！至于二者接触的时间，在《台湾日日新报》中有则报导，提供一点线索：
　　圆山临济寺长谷慈圆禅师……叙此番巡赐之动机。以为前年赴台南开元寺会晤传芳师，谈及内地各宗本山情事，即劝传芳师同渡祖国，一观本山，传芳师甚为欣慕。此次之旅行，乃实践前言者……[42]
　　由此可知，是在大正四年，长谷慈圆即找上开元寺传芳，讨论合作事宜！为什么长谷慈圆、传芳法师会在此时思考日台佛教合作、联络问题？恐怕是受外在环境变动的影响！众所周知的，大正四年六月，余清芳在台南市西来庵藉宗教信仰、组织、动员群众抗日，引起日本政府对台湾宗教的警觉与调查[43]！身处事件所在地的台南市宗教徒，纷纷表态形成组织或与日本佛教宗派合作，以避嫌疑[44]？这也是传芳法师寻求日台佛教联络的强大动因。
　　相对于此，临济宗妙心寺派面对“西来庵事件”后的新形势，也拟定新的传教计画，并于大正五年（1916），具体成形！此即为本岛寺庙联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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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同注27。
　　42. 《台湾日日新报》大正6年3月27日。
　　43. 王见川＜西来庵事件与道教、鸾堂之关系──兼论其周边问题＞页81-84，《台北文献》直字120期，1997年。
　　44. 同前注页84。
　　页288
　　策[45]！根据当事者东海宜诚的回忆，当时在规画中，因中南部台湾一带佛寺斋堂居多数，所以拟在开元寺，设立临济宗本部教务所，负责南部传教、联络事宜[46]！由此可知，这是长谷慈圆与传芳法师当时的合作要点之一。此外，双方尚协议（一）合作办学事宜“镇南学林”，以培养本岛僧侣斋友水平[47]。（二）到日本妙心寺大本山观光、学习[48]。这些事项，经由双方往来谈判，大致在大正五年，达成共识与决议！在这次合作谈判中，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是由在台布教监督，全程参与，而开元寺系统的与会者是住持传芳、监院成圆、本圆。经由传芳、长谷慈圆的影响，身兼观音山凌云寺住持原属日本曹洞宗的本圆，亦转向临济宗妙心寺派合作！增田福太郎在调查中即说：
　　本寺原来因沉住持和曹洞宗的江善慧氏有深交的关系，属于同宗，但大正五年北圆山临济护国禅寺的长谷川住持劝说本寺应属临济宗，经过在信徒代表决议，完成了宗派变更手续。现本寺的组织，在与内地的关系，总寺院为京都的妙心寺，本寺是其下院。关于教义，一切受妙心寺指挥监督，但经济上完全独立经营。[49]
　　开元寺传芳、与本圆之所以离开曹洞宗，加入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主要原因是未受曹洞宗重视和临济宗妙心寺派积极拉拢有关！开元寺早跟曹洞宗，建立关系，不过，曹洞宗对开元寺并不重视[50]，传芳、成圆等，不只未成为曹洞宗布教师，开元寺亦未得到曹洞宗特别的恩赐！相比之下，临济宗妙心寺派就相当看重传芳等人，除让他们参与派内大事“镇南学林”的筹设外，马上安排到日本本山参访，观光，并由本山管长下赐开元寺系统万寿金牌与大藏经，并将开元寺传芳法师等人编入妙心寺派僧籍，而本圆法师亦在大正六年被任命为临济宗布教使[51]。种种证据显示，长谷慈圆对传芳等人，颇为重视，因此确立二者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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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王见川＜略论日僧东海宜诚及其在台之佛教事业＞页371~372，《圆光佛学学报》3期，1999年。
　　46. 同上注，页362~363。
　　47. 同上注，页361。
　　48. 同注46。
　　49. 增田福太郎《东亚法秩序序说》页226，此译文乃采黄有兴译文。
　　50. 与曹洞宗对灵泉寺住持、法云寺住持的方式相比，开元寺更明显受忽视！
　　51. 前者见《寺庙台帐》台南州开元寺部份，后者见施德昌编《纪元二千六百年记念台湾佛教名迹宝鉴》(台中民德写真馆，1941)“凌云禅寺”部份。
　　页289
　　资料记载，在东京之行后，传芳深受感动，大正六年八月其门下证真即云：
　　今上天皇陛下御金牌一基，临济祖师舍利塔一座，被下附七条金襕袈裟二领及安陀衣五肩。即今多受本山恩泽，雅意提携，吾人何以能报，惟一身尽瘁于宗教也。[52]
　　他随即举办授戒暨奉迎金牌法会，大扬临济宗风[53]！大正八年五月，传芳因病逝世[54]，由成圆接任住持！
　　四、从成圆到得圆住持
　　关于成圆法师，慧严法师推测说：他任开元寺住持是在1918年4月传芳师示寂以后，迄得圆法师接任间，即1918~1921年之间[55]。这个说法与卢嘉兴的意见，大致相同[56]。其实，这样的说法，并不正确！照当时报纸记载，传芳法师并非死于大正七年四月，而是卒于大正八年五月一日[57]。由此可知，成圆法师接任开元寺住持，应在此之后。至于其确切时间，参照大正八年八月七日的《台湾日日新报》“诗坛”载＜祝开元寺成员和尚晋山式＞，最晚在此时他已是开元寺住持！[58]
　　资料记载，成圆法师俗姓郑，名从兴[59]，是玄精法师之徒弟，兴观音山本圆法师同属师兄弟[60]！他接任开元寺住持后，遵守传芳法师与临济宗妙心寺派长谷慈圆的决议，故在大正八年农历十一月十一日举办之四众戒法授戒会中，邀请临济宗大本山妙心寺派管长代理梅山玄秀为主戒、台湾布教监督山崎大耕为导师[61]。在开元寺与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联络之时，成圆法师亦维系与中国佛教之往来，如大正八年的授戒，即请鼓山涌泉寺雪峰达本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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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转引自释慧严前揭文，页125。
　　53. 同上注，页126。
　　54. 《台湾日日新报》大正8年5月7日。
　　55. 释慧严前揭文，页123。
　　56. 卢嘉兴前揭文，页11。
　　57. 《台湾日日新报》大正8年5月7日。
　　58. 《台湾日日新报》大正8年8月7日。
　　59. 《台湾日日新报》大正13年8月4日＜开元寺财产问题＞。
　　60. 释慧严＜日本曹洞宗与台湾佛教僧侣的互动＞页125。
　　61. 《台湾日日新报》大正8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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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开堂！同年，他并到浙江南海普陀山迎观音奉祀[62]，隔年，当泉州承天寺会泉法师到大岗山超峰寺讲经，允许弟子彻净请假一月侍讲。[63]
　　大正十年，台湾佛教界的形势，有了大变化，即全岛性的佛教联合组织“南瀛佛教会”，已在筹备[64]！开元寺僧对此，参与颇为积极！除提供埸地，供该会三月在台南州说明协议之用外，成圆、得圆、捷圆都参与协议会讨论[65]！当时，成圆法师以开元寺住持资格，当选为“南瀛佛教会”创立委员[66]。1921年3月25日，“南瀛佛教会”正式成立，成圆法师为十三位干事之一。[67]
　　根据《南瀛佛教会会报》，成圆法师颇为积极参与会务，除推派徒弟诠净、慎净参加第一回讲习会外[68]，亦争取到主办“南瀛佛教会”第二回讲习会（1921.11.14）的机会[69]！“南瀛佛教会”编辑即称赞他“创立本会以来，功绩不鲜”。[70]
　　照理来说，如此大作为（贡献）的住持，在郑卓云记录中，怎么会不见踪影呢？又突然放弃开元寺住持之职，旅行在外，久而不返呢？《台湾日日新报》上一则报导，提供一点线索：
　　……台南古刹之开元寺。自数年前，往职郑从兴拐人妾、携重金，作鸿飞杳杳后，迄今管理人一席，虽魏松氏监管万端，然未正式公认。爰去七月二十七日晚二时，在同寺讲堂，开管理人选举总会。出席者有绅商施主等，约三十余名。届则公推僧客东海宜诚师为议长，登坛上曰：从来开元寺，虽前郑从兴为管理。然自大正十一年一月退职后，管理事务上，多感不便。爰议今日开选管理……内有多数者为二十枚，选魏松氏为管理人，陈鸿鸣、翁螺、谢群我三氏为信徒总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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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台湾日日新报》大正10年3月28日。
　　63. 《台湾日日新报》大正9年7月9日。
　　64. 《南瀛佛教会会报》1卷1号，页19。
　　65. 《南瀛佛教会会报》1卷1号，页21。
　　66. 同上注。
　　67. 《南瀛佛教会会报》1卷1号，页23。
　　68. 《南瀛佛教会会报》1卷1号，页24。
　　69. 《南瀛佛教会会报》1卷1号，页25。
　　70. 《南瀛佛教会会报》2卷4号，页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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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场一致可决……[71]
　　由此可知，成圆法师（郑从兴）因犯色戒卷款逃跑，所以被开元寺除名，这就是郑卓云未提及他的原因。此事发生于大正十一年一月。也就是说，在大正十一年一月之后，开元寺住持一职又出缺了！循此来看，郑卓云记录：得圆法师（魏松）大正十年被选为开元寺住持一事，并不正确！
　　根据上述引文，成圆法师在大正十一年一月，离开开元寺后，该寺寺务由得圆法师监管，至大正十三年七月二七日，得圆法师方由信徒选举为开元寺管理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担任管理人之前，他早在大正十二年八月已任开元寺住持。台湾寺庙设管理人，自日据时代开始。就寺院来说，一般住持由法师担任，世俗绅商是管理人。开元寺在成圆法师时代，很难得的是住持兼管理人，所以拥有较大自主空间。在成圆法师离开开元寺后，住持虚缺很快由得圆法师接任，但是管理人却延至大正十三年七月才底定！但不久，又起风波，迄昭和初期，开元寺仍纷争不断，大大阻碍了开元寺的发展！开元寺管理人之所以纷争不已，难以产生，主要是开元寺寺产礼厚，引起各绅商之觊觎！
　　五、结语
　　在得圆法师接任开元寺住持兼管理人后，“南瀛佛教会”中原属成圆法师的职务，就由得圆法师接替！而得圆法师在住持任内的主要活动除参与“南瀛佛教会”的相关活动外，大致有四：
　　1. 解决寺内纷争！
　　2. 配合临济宗妙心寺派在南部的活动！
　　3. 培养青年佛教人才林秋梧赴驹泽大学就读。
　　4. 皇民化期间，退位将住持交给高执德(证峰)。
　　这期间是开元寺的另一高峰期，因时间所限，只好留待下次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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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台湾日日新报》大正13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