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渠中
　　佛经的翻译是我国翻译史上光辉的一页。自汉代以来，翻译的工作不仅是促使我国语文发展的因素之一，而且对于我国语文的变革也有一定的影响。从翻译时间之长和翻译作品之多来说，是世界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可见我国人民不但能创造文化，而且善于吸收外来的文化。
　　中国佛教史中最早的佛教翻译家，是公元一世纪间从印度来的两位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相传佛教最早的一部《四十二章经》（关于这一部经是否为翻译，历史上很有争论），就是他们二人在洛阳共译的。随后接踵而来的，自初世纪至十一世纪之间，一共有一百三十多位著名翻译家。其中如安世高、支娄迦谶、竺法护、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昙无谶、曼陀罗仙、不空等著名学者，分别来自现在的印度（古称天竺国）、巴基斯坦、阿富汗（古西、北天竺）克什弥尔（古罽宾国）、尼泊尔（古加毗罗卫国）、伊朗（古安息国）、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古康居国）、锡兰（古狮子国）、柬埔寨（古扶南国）等国，还有来自我国新疆各少数民族地区（古于阗国、龟兹国）等地。
　　早期佛经的翻译，多属私人的工作，并没有一定的翻译组织。从东晋到隋代，逐渐脱离了私人的小规模的翻译，变为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译场，从而产生了译场的制度以及译经的规则和方法，促进译经事业很大的进步。唐代国立译场的制度非常完备，场内组织设有许多职掌，翻译时有译主、笔受、证义、润文等各种分工。随着翻译的进行，同时进行译文的讲解讨论，反复钻研，实行翻译和研究相结合的精神。这种优良传统，直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古来的佛教翻译家中，龟兹（今新疆库车）出生的鸠摩罗什是最有名的巨匠之一。他于五世纪初到长安，得到当时统治者姚兴的支持，在许多有学问能文章的僧人如僧肇、僧睿等的帮助下，开始大量译经。他一共译出经论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他的译法较重意译，讲究译文的流畅华美，因此他所译的佛经如《法华经》、《维摩经》、《金刚经》等，都富有文学趣味，一直受到中国佛教徒和文学爱好者广泛传诵。
　　其次五世纪时，尼泊尔佛驮跋陀罗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他在长安、庐山、南京等地译出了《华严经》以及关于坐禅、持戒的经典共一百十七卷，对于中国佛教的影响也很大。稍后六世纪时，中印度的真谛和北印度的菩提流支，各翻译了许多理论组织比较严密的论著进一步充实了佛教哲学的内容。
　　七世纪间（初唐）最伟大的翻译家是玄奘。他为了研究佛教学问，亲往印度留学十七年，精通梵文和各种学问。玄奘不但译出《大般若经》六百卷、《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大毗婆沙论》二百卷、《成唯识论》十卷等共一千三百多卷的经论，而且是佛经“新译”（玄奘以前的翻译称为“旧译”）的创始人。
　　玄奘以后的义净和不空，也是很有名的翻译家。义净曾在南海（今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游学二十多年，译出以戒律为中心的佛教著作共二百二十九卷。不空，锡兰人，是唐代密宗创始人之一，译出以密教为中心的经典共一百多卷。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他们都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宋代封建统治者虽设立译经院，复兴译经事业，译主如天息灾、法天、施护等、都是从印度来的学者，他们所译的佛经偏于密教典籍，对于佛教的贡献已经不能和唐代所译相比了。但是宋代译场制度的完备，仍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此外，佛教翻译史上还留下许多翻译的方法经验和规则等，都是后世翻译家们所熟悉的。
　　由于历代中外佛教翻译家，以毕生精力从事佛经翻译的结果，仅以汉文《大藏经》现存翻译佛典来说，就有一千五百二十部，五千六百二十卷（已经译出而佚失了的还不计在内）。这些现存的佛典，是佛教翻译家们历时千百年相续不断地对于世界文化所作的不朽的贡献。
　　以上，仅就从梵文经典翻译成汉文的翻译家来说。现存藏文经典的翻译家，当另辟专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