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并未终结

2014/9/8    热度：309   

历史并未终结
　　霍韬晦
　　自从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十年前发表其《历史的终结》一书[1]，举世皆以为自由民主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是人类历史的必然归结。尽管中间有战争，有人类意识形态的对立，但无碍于自由民主的实现。理由是：经济巨轮不可阻挡，所有谋求经济现代化的国家都会愈来愈相似。
　　这就出现了全球化运动。过去十年，历史似乎应验了福山的预测：冷战结束、中国开放、全球的经济关系愈来愈紧密，地球村、世界融和的呼声不断升起，似乎，真的到了“天下一家”的地步。
　　但实情如何？谁才是全球化中的赢家？
　　福山只是指出：历史发展的方向不可逆转，但何以不可逆转？并未给予确切说明，颇有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独断的历史哲学的味道。不过，他审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即追求效益，效益主义使市场经济能够得到蓬勃发展。
　　但效益只能推动经济，何以能推动历史？福山就说不清楚了。他曾很隐约的提到人的尊严，与人的权利、人的欲望连在一起，一方面极具说服力，但另一面又极度空虚而无内容，构成了全书的吊诡。难道，这就是“历史的终结”了吗？
　　若把人还原为经济动物，进一步还原为消费者、个人欲望（本能意义）的满足者，则福山的理论可以得到较大支持。但这一理论的终局是悲观的，因为人除了满足其个人欲望的价值外，很难建立起更高尚的价值（福山书中另有“最后一人”last man的概念，疑即与此有关）；作为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如何有资格为人类指示方向？
　　事实上人除了有其个人的本能欲望外，更有其超越个体性的精神纽带，如家庭观念、民族观念、宗教信仰、文化内涵，不但凝聚人，而且可以提升人的生存境界。这些都不是从外加诸人身上，而是在人生命中有其至深的的根据。可惜西方文化自希腊时代起即向外望，向外找寻真理；文艺复兴后理性进一步抬头，科技产生，人更迷信自己的理性方法，以为是唯一的工具，更为自己设计“合理的”生活方式，民主制度于焉产生。从十八世纪到廿一世纪，二百年来，人类不断旋转生产的巨轮，制造出大量产品，吸引人们消费，但亦同时加速损耗地球自然资源，造成生态危机。人类究竟还有明天否？福山不能回答。
　　代之而起的是亨廷顿（E. P. Huntingto）的《文明冲突论》，认识到在当今的世界不同民族之间存在著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不只在经济上表现，更在文化上表现，若调解不了，最后也许终必一战。亨廷顿担心，代表儒教的中国与奉行回教的伊斯兰国家如果联合起来，将是基督教美国的灾难。
　　亨廷顿的危言耸听有其背后的政治动机，这一点许多批评者已经指出，不赘。但他从一个非常现实的立场来提醒人们：历史并未终结，冷战只是换了另一种形式。证诸美国总统布殊近来的单边主义，亨廷顿的说法不为无理。但问题在哪里？在别人那里吗？
　　亨廷顿之后，许多学者起而批评民族主义，认为是人类和平进程中的一个障碍：和平无国界，因为人权无国界，知识、技术固然可以分享，自由民主亦应共同拥有。这种声音的背后是推行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假定了福山的前提，同时为全球化铺路。
　　但这一条路，其实是西方文化之路，美国文化之路，与资本主义之路，也就是一条立足于本能欲望与个体价值之路。为什么是历史的必然？可谓全无理由，持其说者根本提不出论证。
　　唯一的解释是历史的大势。这是一个“势”，如佛教所说的贪、嗔、无明，亦如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Pandora)匣子，一经打开便不可收拾。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成为自由市场最有力的武器。随著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升，全球化贸易不可抗拒。谁抗拒，就是逆势而行。谁是赢家，不是很清楚了吗？
　　但现实的不一定是合理的，在此我们不能同意黑格尔的观点。因为现实上只是一个“势”，它的起点、它的驱动十分夹杂，既有人的理想，又有人的本能欲望，互相拉扯。这不是二元论，神魔对峙，如一般人所说，而是说明人要越过其危机必须经历考验，承担愈重，考验愈大，其所能成长的历史智慧愈高。我认为人必能过关，但一定要付出大的代价：人类对在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中所承受的痛苦，反省并不够深刻。
　　为什么？因为人类在二十世纪所经历的战争和意识形态对立，尚是西方文化内部的斗争所致，是其自身分裂的结果。例如在民主的大方向下，就有自由和平等的分流，构成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它们都想解放人的束缚，改善人的生活，但结果相互为敌。这是同一方向下的自我冲突，纯从西方之路是解决不了的。
　　《易经》“刚柔相摩，八卦相荡”，世界上的现象无不是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物极必反是万物生生不息的原理，那么西方文化这种只知向外寻求解决的知识之路、技术之路、制度规范之路最后必然走到尽头，唯一的出路是回归人，在生命中找寻依据[2]。文化的源头在人，在人心，在人性，但不是贪、嗔、无明。若从后者出发，人一定陷于欲望世界的罗网，误认欲望的满足为他的权利，拼命增加拥有，其实无处是岸。东方文化深知生命的安顿不在外，而在体认自己的存在、在家庭中、群体中，历史文化中，和在天地中的位置；层层上升，超越利害得失，化解自我，这和西方文化比较起来，是完全不同的路，也是挽救他们不要再盲目前行的路。所以，当西方宣布“历史的终结”的时候，一条新路就在他们面前。
　　历史并未终结，无论是自由民主，科学技术，全球化运动，都要重新检视它的内涵。不但要注入东方元素，我认为：还要扭转方向，回归东方文化中对生命的尊重和修养这一道路上来。换言之，后现代的社会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注：
　　1. 福山之主张在1989年发表，成书则在1992年。不过，其内容思想在1960年，已先有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提出《意识形态之终结》。
　　2. 关于此义较详尽之分析，请参阅拙著《世纪之思》、《天地悠悠》、《天地唯情》等诸书。
　　* 原刊《法灯》237期，二○○二年三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