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一世纪的历史眼光
2014/9/8   热度:257
廿一世纪的历史眼光
霍韬晦
廿一世纪的社会是甚么社会?经济发展?资讯革命?技术进步?制度僵化?法例繁琐?价值混乱?思想虚无?封闭自我?它带领我们走向新生活、创造新财富?还是使我们承受更大的压力、精神更紧张,对未来的日子更彷徨、更无信心?
随著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跟著来的必然是生产技术的一体化、游戏规则的一体化。这意味著甚么?意味著文化亦将一体化。各国之间虽然有差距,但只要你有钱,住在那里都差不多;你一样可以有最现代的享受;何况这个差距正在缩小,透过资讯网络,天涯若比邻。问题是人,人不愿意一体化;人人都要保留他的自我,保留他的选择,到他有力的时候,他一定会厌倦这些一体化的游戏。
这是人类亘古的秘密:人不愿意和别人一样,人讨厌强加于他身上的东西;人讨厌齐一;这不是否认一社会上的秩序,而是生命深处的问题,也就是人是一个主体存在的问题。人不管他在现实上的世界多大,还是要回头来找寻他是以安顿自己的地方。尽管当代西方好些思潮,如法国之解构主义,傅柯(M. Foucault)和德里达(J. Derrida),极力要把主体社会化、网络化,但他们的思考,正好显示了一个深层自我的挣扎;愈批判他人,愈显示其自我存在之独异性。到那么一天:社会法例愈周密,游戏规则愈细碎,人的反抗将愈加稀奇古怪。
这是生命的秘密,人唯有通过对自己存在的反省,才能照见。但现代文化一味强调制度、规则、程序,只想设计一个毫无漏洞的生活方式来安排人,把人视作蜜蜂和蚂蚁,结果一定把人变作非人!
人固然不能单凭本能来生活,亦不能单凭社会游戏规则来生活,更不能按照外在的权威(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宗教的)来生活。人要有创造;人若无创造的空间便会转向叛逆,所以傅柯说:“如果界线限制我们的自由,那么界线的违犯就是自由的表现”(据莫伟民著《主体的命运》一书p.30转引)。以犯规为自由,以叛逆为创造,这当然是误解。因为自由的真正意义是有能力成长自己之义,所以必然指向一更高价值,而非返回自我,任性妄为。人只知自己要突破规范,于是连公共秩序、群体秩序也不遵守,进而蔑视上帝、不敬圣贤、不敬天地,以别人为刍狗,则此人之精神必然有病,如精神病理学上之狂躁忧郁症(Mauic - Depressive Psychosis),若不治疗,便会愈演愈烈。傅柯本人年轻时也曾数度想过自杀,可见其内心之脆弱与不安;后来能够另辟蹊径,专注于颠狂症与精神疾病之研究,以批判理性的专制,从西方文化的进展上说,十分有意义。但若希望通过他的研究来反抗制度,也就是现代文化对人的侵害,却未能拨乱反正,反而引向更大的混淆。对于人类的前途,傅柯的态度无疑是急进的,但他的目标却不明确。
在此短文中,我无意批评傅柯。事实上我赞成他的某些观点,亦注意到现代制度的发展,如何把人变成非人。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对制度的反省和批判,如《老子》,指“礼”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三十八章),又说“大道废,有仁义”(十八章),于是连道德的价值亦加以否定,目的在回归自然,成为一个自然人。当然《老子》的自然与西方的nature不同:西方是物理的、经验对象的,《老子》则是一种宇宙整体的变化之道,是对个体的超越。《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即是此意。人本来不在制度中、甚至人伦中生活,相反,只有回归自然才能找到他自己。傅柯显然并未有此超越的慧识,他只是为自己而反抗。
反抗,在某一意义上说,是自我的呼声,但不能无正面的指向,否则只是一种愤懑,或者是受伤后的报复和发泄,心理意义的居多;这样,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无好处。因此必须把反抗提升到一更高的层次,如孔子之拨乱反正,以建立一历史的常道或终极价值,这才不流于偏颇。
所以讨论下去,就是历史哲学的问题:人的行为、社会活动,无论是个人决定或集体决定,究竟有没有一个必然的方向轨约著我们的选择?人究竟有没有自由?我们听命于自己的本能、心理欲望?还是静待上帝和命运的启示?除此两者之外,难道还有所谓既定的历史的轨则吗?
原来,生命深处是人自觉其与其他动物的区分,所以人不能只依从本能的驱动来生活,亦不能只听从自我的心理来行动,人还有理性,去思维和判断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但更重要的,是人原有一颗成长自己之心,推动他必然追寻更高的价值。从这一要求上说,自须在方向上预设一终极之境。此境能否到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之所以有创造,有各种文化,就是这一颗心追求理想,不断奋斗的成果。
由此可知,即使在现实上有偏差,但人有这一颗心,便能不断的自我矫正,在错误中学习,在反省中超升。根据这一态度,我们可建立出一种乐观的历史主义,因为人不会放弃努力,而且懂得自我调节。如王阳明的“良知”:“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不自知者。”(《大学问》)。问题是:人的另一面,人的现实欲求,亦有其极深的本源。心理学称之为本能,佛教称之为“无明”,意即人对自己的方向无知,只顺生物本能而活动,于是作业受报,永无出期。这是生命的一大封闭、一大悲剧,所以是“无明”。方今廿一世纪,全球秩序行将一体化,为甚么?有人明白生命吗?有人了解选择吗?有人知道创造吗?
── 不是那种顺著潮流、顺著大势而去的那种竞逐,而是那种“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语)的勇气和眼光。谁能凌空拔起?知道廿一世纪的不足?谁能守住人性的基地,使妄作者回归?过去我们有佛陀、有孔子、有圣哲,垂下“千尺丝纶”(船子和尚语),可惜今天无人明白,一味顺势而趋。王船山当年在《读通鉴论》的慨叹:何足以制其狂流?对此,我认为必须先作文化上的溯源工作:先知其来处,方知其去处,不要被眼前的巨浪吓倒。穿过其假象,我们才能坚定站起来。《易经》〈剥卦〉展示:阳气将尽,但最重要的是留下火种。希望世人皆能有此眼光,则廿一世纪虽然混乱,尚可安然渡过。
* 原刊《法灯》225-6期。二○○一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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