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的生平事迹及中外交通史上地位

2014/9/8    热度：770   

玄奘的生平事迹及中外交通史上地位
　　玄奘法师原姓陈，于隋代602年出生。幼年家贫，不得不于十三岁时出家，其后潜心研佛，被当时的佛门前辈称之为“千里驹”。但在日久研究，玄装发觉佛教经典记载不一，互有冲突。
　　为了解决这问题，在和印度学者波颇密多罗于洛阳游学后，玄奘知道天竺有位深通佛学的戒贤大师，决心远赴天竺求法。由于当时唐政府与突厥交战，故严限人民出境。玄奘只好在贞观元年（627，一说是629年）乘唐政府容许因天灾无以维生的人民出关乞食的机会，偷渡出境。不幸数次遭到官员发觉，幸而因他们都是佛教徒或崇敬佛法，故愿意放行并替玄奘隐瞒（按：这证明唐代佛教之盛）。
　　玄奘随后由玉门关出境，到达伊吾、高昌。途中高昌王鞠文泰想拘留玄奘以让其宣扬佛法。玄奘绝食三日明志，高昌王最后和其结义，为他修书帮他与西域各国打好关系。其后玄奘走北道（塔里木盆地以北，天山以南），越过葱岭。到了西突厥的碎叶城，西突厥可汗认为他是唐使，加以礼待，并知会其属国令其保护玄奘。
　　其后玄奘取道吐火罗诸国（阿富汗地区），到达天竺，并参观佛祖遗迹，其后抵达摩揭陀国的首都曲女城的那烂陀寺，该寺的戒贤大师虽年过百岁，但仍亲自教授玄奘佛法(趣闻：据玄奘所言，戒贤大师原本百病丛生，之后菩萨向其报梦，指他前世是暴君时作孽，故今世受罪，若他能向由中国来的僧人传佛，就能消孽解病，其后戒贤竟自动康复。可信性如何，应自我评估)，而玄奘其后的唯识理论，由此得到启发。
　　玄奘学有所成后，便遍游天竺（按：他的旅途颇贴近印度半岛的沿岸），把途中的各国见闻一一记录。
　　其后（639年）他返回那烂陀寺，代戒贤大师讲学。在归国前，当时的小乘佛教和婆罗门教批评大乘佛教，玄奘起而辩护。摩揭罗国的戒日王便由此于曲女城召开大会，广邀各国国王僧侣一起讨论。玄奘以梵文作论，声言有人能驳斥则自己以死相谢，然而无人做到。故大、小乘佛教无不佩服，各自尊称其为“大乘天”、“解脱天”。而玄奘并凭此威震天竺、西域。
　　玄奘其后携带大量经籍、佛像佛画，从陆路归国，因于高昌国被灭，故玄奘无法履行高昌王要求其回程时路过该国说法，逐抄近路（南路）回国。其后唐太宗不计前嫌，隆重地迎接他。
　　玄奘于645年回国，之后一年内《大唐西域记》等游记。其后专心译经，在唐政府募集的名僧协力下，玄奘共翻译了1355卷佛经，折合72部，为各僧之冠，最后于664年圆寂。
　　玄奘的中外交通史的地位，可分佛学方面、外交方面、中印文化交流及史地学贡献方面。
　　佛学成就方面，玄奘藉其在印学习的成果，回国创立了唯识宗（法相宗）佛派。而他的造诣极深，在曲女城和众僧辩论，无人能胜。之后玄奘又培养不少佛学人才，有助佛学传播，如圆测、利涉等人。
　　另一重要的贡献就是译经。玄奘在回国后19年后，把从印度带回的经、律、论“三藏”（律：戒律；论：解经）多部翻译，共译出经论75部，计有1355卷，1200万字。例如《唯识二十论》、《金刚般若经》等，数量为众僧之冠（大抵上是五、六天翻译一本！虽有大批僧人辅助玄奘，然而玄奘负责的统筹译经的大要及作最后修订、仍是最艰辛的工作，如果玄奘并不熟知经文，根本不可能这么快。）。而玄奘精通汉文、梵文，主持翻译时揉合直译与意译，对原典逐句直译，不损原意，亦便于理解，一改魏晋以来凭意译译经的传统，时人称新译。而玄奘亦是佛学的四大翻译家之一，与鸠摩罗什、真谛及不空齐名。
　　第三，玄奘除了译经把天竺佛教传入中国，亦把印度缺、中国存的佛学经书（如马鸣的《大乘起信论》）译回梵文，传回天竺。而近代印度学者亦得以玄奘的译本来校勘某些残缺的梵文佛经。
　　第四，玄奘无畏无惧，排除万难西行求法，激励了后世有志求法的人士。僧人西行求法蔚然成风，如释玄照、义净都是例子。
　　中国外交方面，玄奘亦有间接的贡献。例如他在那烂陀寺，以一介学僧，代戒贤大师讲佛，又在曲女城说法，众僧无人不服，名震天竺，对大唐声威亦大有帮助。
　　而唐初，中国并不了解西域情况，而玄奘西行，受当时在西域势大的西突厥礼待护送，把中西的交通路线重新“打通”。唐朝亦藉玄奘西行的经历与见闻，于高宗一朝平定西突厥与西域，设都护府，控制了该地百多年。而玄奘西行亦使中、印正式建立政治关系。例如天竺各国的盟主-摩揭陀国国王戒日王因玄奘的学识而仰慕中国，遗使来华，而稍后唐太宗派王玄策出使天竺，两国渐建邦交。
　　中印文化交流方面，玄奘把印度的大小乘经学传入中国、充实中国佛学。稍后印度的历法、医学、天算、艺术等亦传入中国，影响和充实中国文化。而玄奘亦把印度的逻辑学-因明学（非僧人所创，只是他们精通此道）传入中国，振学了自先秦墨家、名家衰落而不振的逻辑学。而玄奘曾为戒日王讲解中国文化的情况，又介绍当时流行的“秦王破阵乐”，回国后受唐太宗之令把老子的《道德经》译为梵文传回西域及印度，可见他对中印文化交流亦有贡献。
　　对史地学的贡献方面，玄奘于回国后，把自己的西行经过口述，由位弟子慧立及辩机等整理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与《大唐西域记》二书。为研究玄奘、古印度及中外交通的重要史料。
　　玄奘为第一个曾往返西域南北两道，遍游印度多国，又详加记述的人，《西域记》记载西域的风土人文，为不少正史所无，对后人考证丝路极为重要。
　　而《西域记》亦详加记述天竺各国，为原本极为缺乏的印度史料大大提供补足，备受史家赞赏。英国史家史密士说，“印度史欠玄奘的债，无论估量多高亦不过份”，又一印籍印度史家阿里指，如无法显、玄奘、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几乎不可能。而近代的考古学家，亦靠玄奘的著作，把印度的遗迹如那烂陀寺等逐一发掘。另一书《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详记玄奘的生平，并反映西域、印度的地理概况及历史面貌。考古学家对新疆的考察，证明首卷所载沙洲、伊吾的行程，与今天由西安到哈密的地势完全相符。
　　总结本文，玄奘西行的贡献极大，尤以佛学及帮助后人史地学研究方面。正如梁启超所言，玄奘“是中国第一流学者……其荣誉之高在中国佛教史为第一人，亦为沟通中印文化的杰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