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民间佛教信仰

2014/9/8    热度：352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民间佛教信仰
　　作者：党燕妮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地接西域，佛教由印度、西域经此而东传中原，以其地理之利，长期成为佛教繁荣和文明昌盛之地。隋唐时期，全国统一，文化昌盛，佛教兴盛。敦煌的佛教亦得到了充分发展，先后设立了龙兴、大云、开元等官寺，并建造了莫高窟北大像（96窟）。[1]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强盛转向衰败，吐蕃乘机侵吞河西，经十一年攻城，于贞元二年（786）占领了敦煌。[2]自此至848年张议潮起义推翻吐蕃贵族的统治，吐蕃王朝一直占领敦煌，实施了长达60余年的统治，对敦煌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陷蕃时期，由于吐蕃统治者保护扶持佛教，敦煌佛教得到迅猛的发展，并避过了会昌法难（844～845），佛教信仰在敦煌保存了一脉相承的发展，对敦煌历史文化的影响既深且远。这一时期，莫高窟开窟不止，寺院、僧尼不断增加，兰若数量、寺户数量均猛增，抄经活动频繁，敦煌佛教呈现一派繁荣景象，[3]并呈现出一种更社会化、民间化的倾向，民间信仰佛教非常流行。
　　有关这一历史时期的文献，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保存了大量丰富的吐蕃资料，既有汉文，也有藏文。藏文文献目前已知编号文献有5000卷，可以说仅次于汉文写卷，占居敦煌出土文献的第二位。在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文献中，宗教文献所占比重最大，其中尤以佛教文献为多。集中表现在吐蕃统治时期敦煌著名的僧人法成、昙旷及王锡等人的论著、讲学笔记、佛经注疏等的完整保存。这些藏汉文资料，为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国内外学者对吐蕃文书写卷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并利用这些文献对汉地禅宗在吐蕃的传播情况、西藏佛教史上吐蕃佛教顿渐之争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成果颇丰。[4]黄颢《敦煌吐蕃佛教的特点》一文则从窟寺营建程式、寺院僧人、译经制度等方面探讨了敦煌吐蕃佛教的特点，认为此期为藏汉混合的佛教文化，并分析了敦煌吐蕃佛教的意义。[5]
　　对吐蕃佛教及敦煌陷蕃时期佛教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对佛教典籍、高僧大德及其译经事业及寺院僧侣信仰的研究，而忽略了佛教信仰的另一层面——民间佛教信仰。除佛教经典及相关历史文书文献之外，敦煌文献中大量的愿斋文、写经题记、碑铭赞、变文、牒状等以及相当数量的敦煌石窟艺术品为我们研究吐蕃时期敦煌佛教文化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本文即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敦煌文献和敦煌艺术资料，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民间佛教信仰试加梳理考察。
　　民间佛教信仰以世俗民众及下层僧侣为主体，不注重佛教义理，而侧重信仰实践，以经像崇拜为中心，以开窟建塔、供奉经卷、写经诵经、雕像布施、礼拜斋戒等实践性宗教活动为信仰方式。他们虔诚地信奉神佛，广作功德，希望能得到佛、菩萨、天王、龙王等的护佑，祈福得福，消灾避厄。在对佛教的普遍信仰中，佛教的一些教义、教规、仪式已经世俗化、社会化、生活化，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在房屋中设置经堂，供奉三宝，挂经幡，念诵真言，拜佛，转经，布施，放生等等。这些活动大都来源于佛教思想或佛教仪轨，但操作起来更方便直接。佛教信仰深刻影响着敦煌民众，支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使他们热心投身于种种佛教功德活动，主要表现在写经祈福、造像供养、各种佛事活动等方面。
　　一 写经祈福
　　吐蕃统治者笃信佛教，在敦煌大兴法事，广度僧尼，并派遣吐蕃高僧大德管理敦煌佛教。写经为信仰佛教、敬佛崇法的功德之一，吐蕃贵族组织了大规模的写经，写经成为此一时期的官方事业，许多敦煌民众参加了官方写经。英国东方学家、古藏文专家F.W.托马斯在其《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中刊布了2件有关沙洲寺院写经的文书：
　　1.沙洲14号文书，卷56，73-74页：此文书是某寺庙抄写佛经的事务记录。寺庙负责组织监督抄写人为世俗官吏写经，写经完成后，寺庙便发送经卷，并呈报他们的结算帐目。写经规模很大，抄经人多达八十人，校对人达二十人，支付给抄经人的报酬是口粮。所抄经为《大般若经》和《无量寿宗要经》，有藏文，也有汉文。[6]
　　2.沙洲15号文书，558，卷69，53-56页：此文书为马年和羊年《大般若经》写经分配簿，种福田者为吐蕃太子。附有写经生分配纸张的名单，并有管理规定。[7]
　　藤枝晃、西岗祖秀、上山大峻、高田时雄等先生对吐蕃时期敦煌的写经事业做了研究。[8]官方写经主要为汉蕃两文的《无量寿宗要经》与《大般若经》，是吐蕃赞普亲自发愿而写，写经人来自汉人三部落即曷骨萨部落、悉董萨部落及宁宗部落，以部落和将为单位组织写经，设监督官和经卷收集官。另外还有同是汉蕃两文的《金有陀罗尼经》写经。其它的藏文写经材料有P.999《无量寿宗要经出借证书》、P.3243v《丑年至寅年大般若经写经分配簿》（高田时雄拟名）等，另外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125《大乘稻竿经疏》背面罗列了二百多人所属部落名和捐献的经卷分量，每人捐献的数量常常达到几十帙之多，施入经卷规模很大。[9]
　　除了官方组织的大规模写经外，还有为数众多的私人写经，说明敦煌民众笃信佛教，写经做功德已是他们的共识。普通民众所写经品种较多，不再局限于大部头的《大般若经》和《无量寿宗要经》，还有《净名经关中疏》、《金刚般若经》、《维摩诘经》、《灌顶经拔题记》、《妙法莲花经》、《思益梵天经》、《新菩萨经》等三十多种经籍。写经题记的篇幅从十数字到数百字不等，从中可看出吐蕃时期敦煌民众虔诚的佛教信仰和祈求佛菩萨保佑的各种愿望。[10]
　　祈愿佛法保佑国泰民安、合家平安、消灾除障的如 S.3485《金刚般若经》题记：
　　大番（蕃）岁次己巳年（789）七月十一日，王士浑为合家平善、国下（不）扰乱敬写。
　　北奈字42 《金刚经陀罗尼咒》题记：
　　为正比丘尼写法华经一部，写金光明经一部，金刚经一卷。以上写经功德，回施正比丘尼 承此功德，□愿生西方，见诸佛闻正法悟无生。又愿见在合家平安，无诸灾障。未离苦者愿令离苦，未得乐者愿令得乐，未发菩提心者愿早发心，未成佛者愿早成佛。
　　巳年六月廿三日写讫。
　　也有为先亡父母祈福、愿往生净土而写，如S.1864《维摩诘经卷下》题记云：
　　岁次甲戍（794）九月卅日，沙州行人部落百姓张玄逸，奉为过往父母及七世先亡，当家夫妻男女亲眷及法界众生，敬写小字维摩经一部。普愿往西方净土，一时成佛。
　　S.4283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题记：
　　净土沙弥王善保经。身自手札记之耳。清信佛弟子阴省，奉为亡父母及合家保愿平安敬写。
　　S.5956 《般若多心经》题记：
　　弟子张□谦奉为亡妣皇甫氏，写观音经一卷，□（多）□（心）经□（一）卷。愿亡妣得生净土，诸佛还有因患病而祈求痊愈所写经，北冈字84《观世音经》题记曰：
　　辛丑年（821）七月廿八日，学生童子唐文英，为妹久患，写毕功（？）记。
　　北收字52 《维摩诘经卷上》题记：
　　比丘尼莲花心，为染患得痊，发愿写。
　　有的百姓因流落异乡，祈求佛法保佑战乱停息，企盼早日回家。S.2992《观世音经》题记：
　　清信弟子女人贺三娘，为落异乡，愿平安。申年五月廿三日写。
　　S.1963《金光明经卢大娘题记愿文》：
　　清信女佛弟子卢大娘，奉为七伐（代）仙（先）亡见存眷属，为身陷在异番，敬写《金光明经》一卷。唯愿两国通和，丘（兵）甲休息，应没落之流，速达乡井。共卢二娘同沾此福。
　　甚至还有为动物写经做功德的，写经人虔诚信佛，相信众生平等，愿和羊同至弥勒初会，同闻法音：
　　又为官羊一口，写此经一卷。莫为怨对，弥勒初会，同闻般若。[11]
　　从上引题记中我们亦可看出当时敦煌民众对西方净土和观世音菩萨等的虔诚信仰。
　　二 造像供养
　　造像与写经同样具有供养祈福的功德，是吐蕃时期敦煌民众佛教信仰的表现形式之一。敦煌艺术中保存的大量佛教塑像、画像，充分说明了当时佛教信仰之热烈。吐蕃统治敦煌的60余年间，开凿了大量的洞窟，今存者尚达67个之多，而且每窟经变数量增多。据《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敦煌石窟属于吐蕃统治时期营建的洞窟有:莫高窟7、81、111、112、132、133、136、141、142、143、144、145、147、150、151、154、155、157、158、159、160、181、183、184、190、191、193、197、198、200、201、222、224、231、232、235、237、238、240、358、359、360、361、363、365、367、368、369、447、468、470、472、473、474、475等50余窟；榆林窟15、25窟；西千佛洞18窟。补绘前代开窟而未完工的有26、32、33、44、47、49、91、115、116、117、126、129、166、176、179、180、185、188、199、202、205、216、218、225等20余窟。 开凿未完成的洞窟共21个:26、32、91、115、126、129、164、166、169、170、175、176、179、180、185、188、199、264、460、44、47窟。[12]
　　此时期所开洞窟既有世家大族、高僧所开窟，也有普通百姓开窟造像。如第231窟建于唐开成四年（839），为地方世族阴嘉政营建的功德窟。据P.4640《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此窟 “龛内素（塑）释迦牟尼像并声闻菩萨神等共七驱（躯），帐门两面画文殊普贤菩萨并侍从，南墙西方净土、法花、天请问、宝（报）恩变各一铺，北墙药师净土、花严、弥勒、维摩变各一铺，门外护法善神。”与窟内题材一致。东壁门上画阴嘉政父母供养像，均为唐装。其题榜一方书“亡考君唐丹州长松府左果毅都尉改、亡慈妣唐敦煌录事孙索氏同心供养”。
　　365窟为沙门洪言主持开凿的七佛堂，建成于834年，此窟西壁坛上彩塑七佛药师结跏像，坛下今残存蕃汉文字合壁的发愿文一方，谓此窟建于藏历水鼠年至木虎年（832～834年），P.4640＋S.779《大蕃沙州释门教授和尚洪言修功德记》中云洪言凿七佛之窟，钻金画彩，不可计之。”普通信众并无经济能力开窟，他们或结社以社团开窟造像、补修和重修先代洞窟，或以供养人身份参与造像。如补修莫高窟205窟，现存该窟西壁的社人供养题记就有近30条。[13]P.2991《莫高窟塑画功德记》对此做了记录和赞颂，参与开窟造像的社人当中，有刘、王、李、程、马、雷、张、平、孙、顾、薛、范、樊、胡诸姓，[14]可见参与的社人之多。个人供养如176窟北壁、南壁真净“奉为过世父母敬造”地藏菩萨，[15]225窟东壁“佛弟子王沙奴敬画千佛六百一十躯，一心供养”、“女弟子优婆夷郭氏为亡男画千佛六百一十躯一心供养”。[16]
　　这时多供佛多得福报的信仰已形成多造像多供佛的宗教信仰实践活动，将经变画绘于占画壁五分之三的上部，下余五分之二绘装饰屏风画，形成了以佛帐龛为中心、屏风画周置四壁、内容一新的“佛殿”式洞窟的规范化布局。吐蕃时期的壁画内容，在继承尊像画、经变画、密宗图像、供养人画像、装饰画的同时，经变画、密宗图像的数量与内容都有新发展，还出现了瑞像画。据李其琼先生统计，吐蕃时期壁画计有十方净土变10铺、涅槃变4铺、法华经变6铺、观音经变2铺、天请问经变11铺、报恩经变6铺、金光明经变4铺、金刚经变8铺、华严经变6铺、楞伽经变2铺、报父母恩重经变1铺、思益梵天所问经变1铺等共计17种经变题材，169铺变相，上述后七种是吐蕃时期新增的题材。这时经变内容、篇幅、数量之多均为前所不及。维摩诘经变吐蕃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是出现了吐蕃赞普礼佛图，侍立在维摩诘居士帐下的各国王子皆退赞普侍臣之后，形成赞普与华夏帝王并驾礼佛而平分秋色的局面，代表洞窟如莫高窟159、231、237、359、360等窟。直到大中二年吐蕃势力退出敦煌，才恢复以华夏帝王为至尊的维摩诘经变，如实地反映了吐蕃统治敦煌的特定历史政治形势对敦煌艺术的影响。
　　吐蕃时期密宗画像的数量和内容逐渐增加，常见的有千手千眼观音、不空绢如意轮观音、十一面观音、地藏、毗卢舍那、东方不动佛、释迪曼茶罗、毗沙门天王天王、文殊变、普贤变、千臂千钵文殊、八大菩萨曼茶罗等20余种。这时画的最多是千手千眼观音、不空绢索观音、如意轮观音等以观音为主的尊像，以毗沙门天王王、文殊变、普贤变、新出的千臂千钵文殊、八大菩萨曼茶罗等皆较有规模。这一时期壁画中还出现了大量瑞像画，集中画在佛龛盝顶四披的小方格内，主要有： 酒泉释逸牟尼佛瑞像、番和瑞像、鹿野院（苑）瑞像、于阗国舍利弗毗沙门天王决海时、救苦观世音菩萨等40余种瑞像。[17]
　　沙武田详细考察了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指出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在吐蕃统治时期的变化: 一是供养人画像大大减少，有相当一部分洞窟没有画供养人。二是供养人画像首次出现于洞窟主室东壁门上,如231、359、91、238、471等窟。三是吐蕃装的出现以及吐蕃装与唐装供养人画像同时并存于洞窟,一般是男供养人为吐蕃装,女供养人为唐装,如240、359、361、220等窟。四是中唐吐蕃统治时期的供养人僧人多于世俗人。
　　按照吐蕃统治者的政策,敦煌民众不可以穿唐装,人们只有放弃画像，所以洞窟壁画中供养人画像大大减少。但由于虔诚的佛教信仰，人们开窟的思想中又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与需求,不把自己或亲人画像入窟,总是无法满足心理的需求。所以出现了东壁门上画先世父母像供养像、汉装与吐蕃供养人画像共处一窟的情形。男供养人像为吐蕃装,女供养人像为唐装。表明吐蕃民族政策在服饰上对汉族妇女的要求要比男性宽松一些，男性要求必须穿吐蕃服饰，而汉人女性则相对自由。这种蕃唐混合的着装方式是当时洞窟营建者以一种曲折的方式表现个人与家族的供养心理与需求。[18]
　　造像恭敬供养者，随心而降福；礼拜赞叹佛像者，应愿以消灾。祈愿一切生、老、疾、苦、死皆得解脱，灾障不起。正如日本天理图书馆藏《佛说天皇梵摩经卷第七》尾题后愿文所言：
　　夫妙像庄严，佛法无量无尽。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悉礼拜赞叹，不敢轻慢，恭敬供养。一切生、老、疾、苦、死，皆得解脱。灾障不起，长夜安隐，诸怖远离。
　　长庆三年（823）七月，佛弟子令狐慈，灭割家财，敬造《佛说天皇梵摩经》一部供养。[19]
　　S.1686 《沙州都教授和尚画佛功德记》：
　　大番（蕃）岁次辛丑（821）五月丙申朔[十]二日丁未，沙州释门都教授和尚道（导）引群迷，敬画释迦牟尼如来一代行化，无始已来布施、国城妻子、头目随脑？或为求半偈，舍金身本行集变。佛殿内画功德一铺足。清信佛弟子就通子谨堤（题）。[20]
　　还有设斋会时画像供养，如时任瓜州节度使的悉约乞利塞去罗为其尼姊患病而设斋会时即画菩萨像：
　　今者门僧教授，敬画菩萨两驱（躯），福益郎君，愿增遐寿。[21]
　　除石窟中造像资料外，藏经洞所出绘画品中也有许多吐蕃时期民众造像供养的资料。《西域美术》中收录了40余件藏经洞出土的绘画品。绘制绢画、麻布画并供养也是功德活动，如Ch.xxxvii.004《药师净土变相》中有发愿文：
　　敬画药师如来法席一铺，文殊普贤会一铺，千手千眼一躯，如意轮一躯，不空绢索一躯。以此功德，奉为先亡□考□□□界苍生同□共登觉路。丙辰（836）岁九月癸卯朔十五日丁巳毕功记。[22]
　　三 各种佛事活动
　　敦煌民众佛教信仰的另一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举办各种法事活动，这在敦煌文献中有突出表现。书写于吐蕃统治时期的各种法事文书很多，主要有愿文、燃灯文、转经文、行城文、道场文、患文、亡文、置伞文、印沙佛文、释门文范等，反映了当时敦煌民间佛教信仰的流行。
　　依据敦煌文献，当时民间佛教信仰实践活动种类繁多，长年累月进行各种佛事活动已成为敦煌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如隋唐以来，便有正月举办七日道场之俗，敦煌的七日道场以四门结坛的形式，从岁末开始，夜以继日，连续七昼夜，直至新正，为佛教的七日作坛法。于四方各设坛台，在城中心建道场，焚香、燃灯、设供，并散食于诸方。[23]P.2255《设坛发愿文》中有：
　　然今敷宝地、列真场、建薰羞、崇大会者，其谁为之？有我释门教主爰及法将石公，奉为圣神赞普次及法界有情之所建也……次有我二教授、大德、清河、彭城公之谓也……于是率其同志而召有缘，崇[其]净业而施法会……
　　四门结坛由释门教主等高级僧官和高级官吏主持，是广大群众参与的一次祈祭佛事活动。设坛期间念诵佛事斋文，既颂扬吐蕃赞普和高级僧官的功德，也申明祈请福佑的本愿。
　　P.2237《印沙佛文》：
　　夫厥今此会则有遗法弟子、法俗二流等并虔诚彻（祈）祷，在（发）露覆（腹）心，稽首归依十方世界清净法身，恒沙界中分身化佛，大悲三念四智，六能七宝，驮（駄）都遗身舍利，十二分教权实，所诠十地三贤，四向四果，他心道眼，无漏流伏。何赖因弘，誓乘超果；上悲心不舍苍生，垂哀护念。运神之力，降此道场，证明功德。弟子等今此（次）末法四流，像学僧尼，有限无始流转，往反三涂；迄至于今，煎迫不息；不知不觉，明世同归。今欲隔彼前非，发露忏悔；惟愿诸佛慈悲，受我稽请。惟愿真身化佛，常住世间；宝字金经，恒传沙界。大悲菩萨，拥护道场；小果声闻，住持妙法。天流，不舍慈悲；八部龙神，潜加护念。亦[愿]四王八部威光转盛，福惠昭彰；兴运慈悲，救人护国。使干戈永息，寇盗不兴；天扫枪，地清氛雾。国家万岁，天下太平；两国通和，三边永静。四时顺序，五稼丰登；灾障不生，万人安乐。然后。[24]
　　敦煌每年正月都要举办印沙佛会，印沙佛会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印沙和脱佛、脱塔。燃香敬佛后，右手持刻有佛像或塔形的模子，一个一个往沙上印，左手持念珠记数。口诵真言。印沙过后无实物存留。脱佛、脱塔是用泥团打入佛像、塔形的模子，然后脱出一个个小泥佛、小泥塔。脱佛、脱塔可以保留实物，继续供养。印沙佛会的斋文曰《印沙佛文》，在藏经洞出土文书中有20多件。[25]由斋文中可知，印沙佛会参加者包括僧侣和民间信众，即所谓“法俗二流”，祈愿“干戈永息，寇盗不兴；天扫枪，地清氛雾。国家万岁，天下太平；两国通和，三边永静。四时顺序，五稼丰登；灾障不生，万人安乐。”
　　吐蕃时敦煌还盛行安伞旋城的佛事活动，是由官吏主办，衙府官员及全城百姓参与的一次群众性佛事活动，在每年正月初或下旬，在州城的四面八方安白伞、竖幢幡，全体绕城而行。僧尼手执莲花，民众则捧炉、持香，边行进边诵唱，鼓乐齐鸣。祈愿除灾驱孽，为境内上自衙府官员、下至平民百姓祈求福佑。P．2854(2)为一《竖幢伞文》，P. 2237中有《安伞文》，S. 2146中有3篇《置伞文》。S. 2146(10) 中云：
　　夫除灾静（靖）难者，莫善于佛顶蜜（密）言者；集福延休者，事资于行城念诵。今者春阳令月，寒色犹威；请二部之僧尼，建白幢于五所者，其谁施之？时则有节儿、都督为合黎元报（保）愿功德之所建矣。伏惟节儿、都督公平育物，罄节安边，恐疾流行，灾央条（殃倏）起。是以预修佛愿，建因竖良，因行城将殄于妖氛，竖幢（伞）用臻乎福利。今既能事备，胜愿享，福长空，量难比。以兹胜利，先用庄严梵释四王、龙神八部。[26]
　　燃灯也是敦煌民众一项重要的佛事活动，其中尤以正月的建福燃灯、上元燃灯和腊月的腊八燃灯最为重要。敦煌地区的燃灯活动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其中建福燃灯是普通民众自发的功德活动。人们自发组成燃灯社,互相帮助,共同支付燃灯活动的开销。每人交一份粟一盏灯油，可在寺院佛窟，也可在本坊举办一次佛会，亦可以个人名义向寺院布施燃灯。民众通过建福燃灯活动表达自己对佛的虔诚信仰, 积累功德，祈福消灾。P.2341(7)《燃灯文》中有：
　　遂即屈请僧徒，转灯法之道场。加复倾心契虑，虔诚归依，建立灯轮，燃灯供养。P.2341(4)中曰：
　　然今即席檀那，燃灯供养……总思（斯）殊胜，无疆善根，先用奉资释梵四王，龙天八部，惟愿兴运慈悲，救人护国；扫妖气于境外，抠疫励（驱疫疠）于他方。[27]
　　其他佛事活动有时也举行燃灯仪式,如四门结坛、印沙佛会、二月八日行像等活动中都要燃灯。[28]燃灯时还进行各种布施，P. 2583《佛事疏文》中载：“解毒药二两，充正月元夜燃灯……正月七日弟子节儿论莽热谨疏。”论莽热是吐蕃宰相，也是当时敦煌的最高官员，他直接为上元燃灯布施，体现了吐蕃统治者对佛事活动的重视。
　　吐蕃时期敦煌民众广泛参与的佛事活动还有二月八日行城。在每年二月八日释迦牟尼成道日，人们都抬着或车载、人担佛像，绕城游行，官僧百姓倾城出动，全民参与，极为壮观。敦煌的行像记载，最早可见于S. 2146，此件文书中存有3篇《行城文》：
　　今者四序将尽，三春肇来；送故纳新，除灾建福；冀清封垒，保艾蒸黎。于是月殿不扁，霜钟夜击；爰及（集）缁侣，奚索幡花。出佛像于四门，绕重城而一匝。俨然相好，鹫岭云飞；焕烂毫光，莲峰降步……即冀四王护世，百福潜加；槊枪扫于天门，疫厉（疠）藏于地户。[29]
　　敦煌文书中有不少是吐蕃时期的赛天王斋文如《天王文》、《天王意》等，说明吐蕃时期敦煌毗沙门天王信仰流行。如P．2807中有几篇吐蕃时期的赛天王文，从中我们可一窥其时祈赛天王的盛况。P．2807(2)《天王文》：
　　（前缺）惟威肃然，况四王之道福焉！八部之宗被物，故以享之者消灾珍障（瘴），祈之者无应不临。所以一月之间，二时祷矣者，则冀护卫国、福乐城池，三宝精恳以临延，四部顶宗而养德。乐之以星歌妙曲，奠之以香乳琼浆。威既感兮难量，善积庆兮讵测。总斯殊胜，莫限良缘，即用庄严释梵四王，龙云云。
　　可见当时祈赛天王达到一月两次之多。 P．2807（4）《天王文》：
　　人之上曰天，[天]之上尊者唯王。所以多闻、持国之称，察人环[寰]；增张（长）、广目之威，照扬幽显。今者栾（缘）倒（道）俗二众，其（祈）祷四王，或图像而瞻仰尊颜，或馔香餐而恭行设奠。奏八音于阶下，虔一心于像前，冀灵神而降临，庶成持保庇。亦愿国安人泰，风雨不迷，仓有万库之饶，室着千厢之咏。唯愿四天王，众二十天，福力增强，惠命遐远。然后沾有识，被无涯，赖芳因，成觉道。
　　P．2807（4）《天王意》：
　　缁缲颙颙，衣冠济济，捧炉跪膝而届神前。吹风萧，叩羌笛，振万舞，歌九功，如上福田，先用上资龙天八部：惟愿威光炽，神力增加。扫魑魅于无何之香，静妖氛于不毛之地。又持景福奉资圣神赞普。惟愿如南山之寿，如北神之星，不寂、不崩、不移、不顷。[30]
　　祈赛地点就在天王神像前，祈赛时奏乐歌舞、馔香餐，道俗均参加。
　　欲出门远行、长途跋涉者，出行前要先设置道场，念《转经文》，诵读佛经，赞颂佛法，祈愿佛教神灵护佑，往来安泰。如P. 2341（9）《行人愿文》：
　　盖闻道振（震）百王，尚归真于双树；位临天主，由（犹）迁命于五衰。是知有识者莫不无常，禀气者会归磨灭。
　　今为王事，欲涉长途。道路悬逞（远），关山峻岨（阻）。欲祈告达，仰讬三尊。敬舍珍财，愿保清适。惟愿伐折罗大将引道，索向皆通；毗沙门天王密扶，往来安泰。[31]
　　P. 2237（13）《远行文》：
　　欲远行者，今为某事，欲涉长途。道路悬运（远），关山峻岨（阻）。欲其（祈）吉道，仰讬三尊；敬舍清斋，澄之（证诸）心愿。然今此会焚香意者，为男远行之所施也。惟男积年军旅，为国从征，远涉边界，虔心用命。白云千里，望归路而朝清；青山万里（重），思古（故）乡而难见。虑恐身沉沙漠，[命]谢干戈。惟仗圣贤，仰恁三宝。从福智（至）福，永超生死之愿（原），从明入明，速启菩提之路。然后上通有谛（顶），傍[括]十方。[32]
　　S. 2146（8）《行军转经文》：
　　夫诸佛兴悲，无缘普备；有情见异，感迹缘老（善）。故使归向者，福逐愿生；轻毁者，祸随心起。则知祸福自致，非圣爱增（憎）者与！然今此会转经意者，则我东军国相论掣晡敬为西征将士保愿功德之建修也。夫惟相公天降英灵，地资秀气；岳山作镇，谋略坐筹。每见北虏兴师，频犯边境；抄劫人畜，暴枆（耗）田亩。使人色不安，峰（烽）飙数举。我国相悖（勃）然忿起，怒发冲冠。遂择良才，主兵两讨。虽料谋指掌，百无一遗；然必赖福资，保其清吉。是以远启三危之侣，遥祈八藏之文；冀仕（士）马平安，永宁家国。故使虔虔一志，讽诵《金刚》；济济僧尼，宣扬《般若》。想此殊胜，夫何以加？先用庄严护世四王、龙神八部；愿威光盛，福力增；使两阵齐威，北戎伏款。又用庄严行军将相；伏愿才智日新，福同山积；寿命遐远，镇坐台阶。诸将仕（士）等三宝抚护，万善庄严。然后。[33]
　　该行军转经文是河西、陇右吐蕃驻军对外进行战争时，敦煌官员为祈愿行军顺利、士兵马匹无伤亡而设置法会念诵的转经文。
　　吐蕃时期佛教信仰已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一些佛教化的风俗，如阴历七月十五盂兰盆节及为亡人设斋追福。P. 2807《盂兰盆道场斋文》：
　　然今唯那村舍人等，故知九旬下末之济（际），三秋上朔之初，诸佛欢喜之时，罗汉腾空之日，谨依经教，仿习目连，奉为七世先亡，敬造盂兰盆供养。但以塔前花果，异种难名；盘上珍修（馐），众诸难识。故能成（诚）心献佛，共免地狱之酸，竭意奉僧，果拔泥梨之苦。惟愿亡冀净荫于西方，见弥陀之圣众，浴一乘之水，永攀七觉之花，高步无生之林，常游空苦之位。得八自在，获六神通，游历十方，遍视诸佛。[34]
　　此为敦煌村舍百姓举办盂兰盆会时诵读之文，供盆于塔前，为七世先亡父母供养追福，祈愿先亡免地狱之苦而往生西方净土。除盂兰盆节时为先亡亲人设供追福外，还在其它时候设斋会为亡灵荐福。S. 2449(1)为《萼啰鹿舍施追荐亡妻文》：
　　大蕃国中，沙州境内，厥有授于施主萼啰鹿所请施舍意者，为其亡妻设追念。故于土郭之外，巽（选）择园林，宏敷素幕。张其幡盖，焚爇宝香。安置尊容，并持经典……请佛之福，功德类于须弥，后后（来）世中，必值如来之出见，得闻正法，获果无生。
　　在为亡者举办的斋会上念诵亡文，为死者荐福：
　　仰启十方诸佛、诸大菩萨、罗汉圣僧、见前清众，咸愿证明。然今舍施所谓意者，是有式叉尼某乙彼处寿尽，所是衣物，持入见前，大众敬陈忏谢之所建矣！……以斯念诵功德，舍施胜因，尽用庄严亡过式叉尼魂路：唯愿神游素（柰）苑，托质花台；逍遥十地之阶，纵赏九仙之位。宾波罗树下，长为禅悦之林；阿耨达池，永条(涤)尘劳之水。[35]
　　埋葬亡者时为其追福，读诵《临旷（圹）文》，祈愿亡灵上品往生西方净土：
　　然今至孝等奉为亡考，就此路旁，建思（斯）檀会……于是降延清众，焚百宝香，奉为亡灵临旷（圹）追福。惟愿亡灵驾仙鹤以西游，居净土，乘宝车而东迈，往生上品。[36]
　　为亡者某七设斋会：
　　夫三界忙忙，六道轮回之苦；四生扰[扰]，终归沦溺之灾……厥今坐端斋主、至孝等衔悲茹毒者，奉为某七功德之嘉会也。[37]
　　甚至人们患病时也要转经、设斋，祈愿病人痊愈：
　　盖文大（闻火）风难顺，地水相衣（违）；疾病缠身，逢兹危厄。遂乃即（仰）投三宝，愿得痊除；归命三尊，身蒙早愈。如来救苦，善愿随身；心佛力恩，兹即蒙宁。祜（故）于今日，报佛弘恩；请佛延僧，供养三宝。惟愿患者来承兹转经、设斋、焚香种种功德，天垂妙药，佛降神光；诸苦离身，永元（无）灾障。[38]
　　我们由前文所引文献及敦煌石窟造像亦可看出，吐蕃时期敦煌的佛教信仰比较流行西方净土信仰、观音信仰、文殊信仰、毗沙门天王信仰等等，这些信仰一直持续到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时期。而毗沙门天王信仰的盛行甚而引至出现了吐蕃辛巳年（801）发生在敦煌本地的毗沙门天王灵验故事，[39]极具说服力，该灵验记末尾记“自尔以来，道俗倍加祈赛，幡盖不绝”，无疑其流行广泛，家喻户晓。
　　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许多吐蕃时期的《发愿文》、《祈愿文》、《祈福发愿文》《愿斋文》等，表明吐蕃时期佛教信仰深刻影响着敦煌民众，渗透到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汉人、吐蕃人及其他民族民众。敦煌广大民众虔诚信佛，他们写经祈福、开窟造像，并热心投身于种种佛教功德活动，使敦煌地区的功德活动发达、名目繁多，诸如诵经、转经、造像（塑像、画像）、行像、安伞、燃灯、舍施、设斋等等。在各类法事活动中，信众均虔诚恭请自己的信仰对象，向他们祈福，祈愿国泰民安、社稷恒昌，四路通和、八方归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灾消病除、家宅平安、富贵延年等等。佛教信仰已经渗透到敦煌民众思想观念的深处，长年累月虔诚地进行各种佛事活动，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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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66~267页。
　　[2] 敦煌陷蕃时间，诸说不一，大致有建中二年（781）、贞元元年（785）、贞元二年（786）、贞元三年（787）等说法，此从陈国灿先生贞元二年说。说见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洲城的时间问题》，载《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
　　[3] 说见陈海涛《吐蕃时期的河西佛教》，《法藏文库》硕博士学位论文抽印本，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1年。
　　[4] 说见杨富学《20世纪国内敦煌吐蕃历史文化研究述要》一文，《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65~73页。
　　[5] 黄颢《敦煌吐蕃佛教的特点》，载《藏族史论文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201~220页；《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民族卷》3，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54~67页。
　　[6] （英）F.W.托马斯著，刘忠、杨铭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65~69页。
　　[7] （英）F.W.托马斯著，刘忠、杨铭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 69~72页。
　　[8] 藤枝晃《吐蕃支配期の敦煌》，《东方学报》第31册，1961，268页；西岗祖秀《沙洲におけゐ写经事业》，《讲座敦煌6：敦煌胡语文献》，东京：379~393页；上山大峻《吐蕃の写经事业と敦煌》，《中国都市の历史的研究》（唐代史研究会报告第VI集），1988，190~198页；高田时雄《有关吐蕃期敦煌写经事业的藏文资料》，郝春文主编《敦煌研究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635~652页。
　　[9] （日）高田时雄《有关吐蕃期敦煌写经事业的藏文资料》，635~644页。
　　[10] 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一辑）一书辑录了敦煌吐蕃汉文史料中的佛教典籍、释门杂文和写经题记，颇利于吐蕃史、汉藏关系史及敦煌佛教文化的研究。其中写经题记共收录69件（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
　　[11] S.2650《般若心经》题记。以上题记见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一辑），275~284页。
　　[12] 樊锦诗、赵青兰《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
　　[13] 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94~96页。
　　[14] 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258页。
　　[15]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80页。
　　[16]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104页。
　　[17] 以上壁画内容参见李其琼《论吐蕃时期的敦煌壁画艺术》，《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
　　[18] 沙武田《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考察》，《中国藏学》2003年第2期。
　　[19] 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904页。
　　[20] 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一辑），278页。
　　[21] S.2449（2）《尼患文》，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一辑），264页。
　　[22] 马德《敦煌题记辑录》，《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1期：136~137页。
　　[23] 谭蝉雪《唐宋敦煌岁时佛俗——二月》，《敦煌研究》，2001年第4期。
　　[24] 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一辑），219页。
　　[25] 谭蝉雪《唐宋敦煌岁时佛俗——二月》，《敦煌研究》，2001年第4期。
　　[26] 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一辑），248页。
　　[27] 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一辑），213、215页。
　　[28] 冀志刚《燃灯与唐五代敦煌民众的佛教信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29] S. 2146（7）, 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一辑），239页。
　　[30] P. 2807录文见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一辑），222~224页。
　　[31] 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一辑），211页。
　　[32] 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一辑），212页。
　　[33] 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497页。
　　[34] 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一辑），232页。
　　[35] P.2255（3）、2358《亡式叉尼文》，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一辑），255页。
　　[36] P.2341（3），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一辑），262页。
　　[37] P.2237（4）《亡考文》，另见P.234（5）《亡男文》为亡男初七功德施设斋会，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一辑），257、260页。
　　[38] P. 2237（3）《患得损》，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一辑），272页。
　　[39] S. 481《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对该文及毗沙门天王信仰的研究见郑阿财《<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与敦煌地区的毗沙门天王信仰》，载白化文等编《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56~263页；杨宝玉《敦煌文书<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校考》，《文献》2000年第2期；党燕妮《毗沙门天王信仰在敦煌的流传》，《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