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佛典印禅心——评吴言生《禅宗思想渊源》

2014/9/3    热度：244   

禅宗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也是最中国化的佛教，因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而得以在中国长久存在和蓬勃发展。由于唐代是一个文化开放、思想宽容的时代，三教并存，互相融摄，作为唐初思想产儿的禅宗自然亦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结果。儒家心性论、道家本体论以及玄学内圣外王等思想对禅宗佛性论都有极大影响。
　　诚然，儒道二家思想对禅宗思想体系的形成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作为佛教宗派之一，禅宗思想的主要渊源无疑应该是佛教本身。禅宗作为一个宗派，虽然始于慧能，但作为它的前身的禅学却更加源远流长，由释迦讲授、迦叶集结弟子整理的佛经实际上向来为禅宗所重视。禅宗以前的各宗派皆以佛经中某一部或几部加以发挥改造而成（如华严宗依《华严经》，法华宗《法华经》等），而禅宗则汲取了大乘佛教大部分经典的精华，因此它的思想更具融摄性，要理清它的思想渊源，并非易事，以前几乎还没有从佛经与禅宗关系角度考察禅宗思想渊源的专著出现，吴言生博士新著《禅学三书》（《禅宗思想渊源》、《禅宗哲学象征》、《禅宗诗歌境界》）的问世填补了这一空白。
　　《禅宗思想渊源》（以下简称《渊源》）一书以佛教经典与禅宗思想的关系作为切入点，具体而深入地论述了《楞伽经》、《起信论》、《心经》、《金刚经》、《维摩经》、《楞严经》、《华严经》、《法华经》、《圆觉经》、《涅槃经》等十部佛经对禅宗思想的影响。作者在导言中指出，‘禅宗对大乘佛学精华广为汲取，于堂上说法、机锋应对之际，时时揭举大乘经典的话头’（第１页），‘考察禅宗典籍，可以发现，很多著作都有大量引用了佛教经典。……可见禅宗对于佛教经典是非常重视的’（第1～2页）。既然禅宗如此重视佛经，要研究禅宗的思想渊源，就不可对其视而不见。书中分十章分别阐释了十部佛经对禅宗思想的影响：
　　首先是对禅宗本心论的影响。禅宗本心论亦即佛性论，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生佛不二，即生即佛，‘菩提般若之智，人皆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坛经》），这些思想都能在佛经里找到它们的渊源，如《楞伽经》‘佛凡一体，染迷净悟’的如来藏思想，突出了一切众生生来就具有清净的如来法身，《金刚经》强调人人具足，个个圆成，本来是佛的‘如是’，《维摩经》主‘不二法门’，圣凡不二，众生平等，皆得成佛，《华严经》的核心理论为‘圆融’，一切众生无不具足如来德性，众生与佛本来无异。《涅槃经》以‘佛性’为宗，提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口号，都成为禅宗人人皆可成佛的依据。
　　其二是对禅宗迷失论的影响。禅宗迷失论揭示世人逐物迷己，迷己逐物，悖离了精神家园，迷失了澄明的本心。慧能认为众生‘自性常清净’，如同‘日月常明’，只是因为‘为云覆盖’，所以才‘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坛经》）作者认为这一思想，主要还是来自大乘佛典。《楞伽经》‘佛凡一体，染迷净悟’的如来藏思想，认为自性清净的如来藏，因为‘为无始虚伪恶习所熏’，而成了‘善不善因’。（《楞伽经》卷四）《起信论》从相用上指出心性随缘起染，被‘无明’所覆，所以才有生灭流转，烦恼妄念。《维摩经》认为世间一切长短、方圆、美丑、善恶等，皆空无实体，众生烦恼产生的根源就是对此种对待的执着和攀缘，只要泯灭差别，能所俱泯，悟得‘不二法门’，即可证入菩提。《法华经》以‘穷子’喻澄明本心的迷失，禅宗将‘穷子’创造性地理解为精神流浪，将各种迷失本心的情形都看作是‘舍父逃走’。
　　其三是对禅宗开悟论的影响。禅宗开悟论是运用种种机法获得开悟。佛教经典对此亦有深刻影响，《楞伽经》认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如镜花水月，虚幻不实，若明白‘缠缚由心’，就可得到解脱。《起信论》认为烦恼的产生就是因为妄念，而妄念的产生乃是因为‘我执’与‘法执’，因此强调破除法我二见，即能从心生灭门进入心真如门，而得解脱。《心经》认为只要运用般若智慧进行深邃透彻的禅悟观照，照见‘五蕴皆空’、‘诸法空相’，（《心经》）即可明心见性，‘度一切苦厄’，（同上）解除身心的束缚。禅宗受此影响，亦力主破除我执，心物双泯，无念无住，居尘不染，‘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坛经》）
　　其四是对禅宗境界论的影响。禅宗境界论是开悟之际的体验与感受。《起信论》认为‘本觉’（本心论：清净本心的特质）与‘始觉’(开悟论：运用种种方法回归清净本心)是合一的，‘以始觉者，即同本觉’，本始合一，即是明心见性（境界论：清净心的体验），这对禅宗明心见性、始本合一的境界论影响很大。禅宗的终极关怀是彻见‘本来面目’，彻见‘本来面目’就是通过‘始觉’复归于‘本觉’。此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维摩经》‘心净佛土净’、‘无住而生心’深刻影响了禅宗‘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坛经》）的思想。《维摩经》‘在欲而行禅’、‘处染而不染’等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禅宗‘烦恼即是菩提’、‘出世即是入世’以及‘运水担柴，无非妙道；扬眉瞬目，皆是修行’的思想。
　　笔者拜读吴言生博士的新著，倍感欣慰。举其大端，有如下特点：
　　1. 知识性与思想性并行不悖。《渊源》是从佛经与禅宗关系的角度来探讨禅宗的思想渊源，属于一种纵向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历时抑或共时，都必须对所比较的两种文化或思潮进行较为深入的了解和精湛的剖析。因此《渊源》一书除了对佛典对禅思的影响作了深刻的分析之外，亦对各部佛典的内容作了凝炼的介绍和独到的剖析，知识性与思想性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譬如，该书第3章首先介绍了《心经》的名称、译者、思想特征以及在大乘佛法中的特殊地位，然后全文引录并扼要介绍其基本思想，最后该章分四部分（五蕴皆空、色空相即、诸法空相、了无所得）剖析《心经》对禅宗思想的影响，每一部分都是先分析《心经》的般若空观思想，然后再论述此思想对禅宗思想的影响。实质上这四个部分已高度把握了《心经》的主要思想，有利于读者对《心经》作一个基本了解。《渊源》不仅深刻剖析了佛典对禅宗思想的影响，具有思想犀利、哲理深邃的特色，同时又对佛典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为研究佛经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视角。
　　2. 材料与义理相得益彰。材料与义理对于学术著作来说就如同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材料为义理之基础，义理从材料而出；义理为材料之深化，材料依义理而生辉。汉代经学与清代考据学偏重材料与考据，忽视义理，而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又过于讲究义理，而谩于材料与考据，二者虽各有功，但难免失之偏颇，有违正道。今天的学术界仍有此种遗风的影响，偏于一端，不能兼顾。而《渊源》则比较注重材料与义理的有机结合，使之相得益彰。该书材料丰富，引文严谨，不仅有古代原典，亦有近现代论著；不仅有灯录，语录，亦有诗集，除了利用数十部大乘佛经的材料以外，该书引证了极为丰富的禅宗典籍和唐宋诗文集等原始资料，以及近现代学人的禅学研究著作，使人‘如入热带雨林’，在目不遐接的同时，令人惊叹于其论从史出、无虚词套语的厚重与独特。
　　3. 文采与哲理浑然融合。学术论文所要阐明的观念与其文字论述，亦即哲理与文采类似于文于质的关系，‘质胜文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有文无质，空话连篇，文辞再华丽，也只是徒有其名；有质无文，或有质少文，则味同嚼蜡，不可卒读，最深刻的哲理亦会被淹没在平冗的文辞中。只有文质浑然融合、相得益彰的学术著作才会彬彬可观。吴言生博士师从著名学者霍松林教授研治古典文学，又在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师从方立天教授研治佛学，《渊源》一书即较好地体现了哲理与性情的结合。哲理深邃，文笔流畅。各章的目录往往就是一句句美妙的诗句，譬如第4章的‘水月空明’、‘枯木生花’、‘直指悟心’、‘触处皆春’，以及第5章的‘禅林证道发潮音’，‘诗佛妙悟辟新境’，‘东破画赞得禅髓’等等，乃是用诗一般的语言道出深邃的哲理，使人一读就会爱不释手。另外，禅与诗本身亦关系密切，以禅喻诗、以诗论禅向来是禅宗史上一道亮丽景观，吴言生博士在书中引用了大量优美而生动的禅诗来阐发深刻的哲理，使读者一读此书便悟禅门旨归。
　　4. 严谨性与创新性有机结合。学术需要创新，没有创新，学术将会失去生命力，但创新必须是严谨基础上的创新，盲目的创新只会是随心所欲、胡言乱语；严谨对于学术研究固然极其重要，但一味的拘谨则会趋于保守，扼杀学术进步的动力。只有在严谨基础上创新，在创新过程中不废严谨，才是学术研究的正道。《渊源》大胆创新，尝试建立一个新的禅学阐释体系，作者依据对佛教禅宗思想的理解，将其分为四个部分：禅宗本心论，揭示澄明、本觉、圆满、超越的内涵与实质；迷失论，揭示本心扰动、不觉、缺憾、执着的状况及缘由；开悟论，揭示超越分别执着以重现清净本心的方法与途径；境界论，揭示明心见性，回归本心时的禅悟体验与精神境界。其中，境界论又主要分现量境、直觉境、圆融境、日用境四个方面来论述。作者认为，本心，迷失，开悟，境界，基本上下囊括了佛教禅宗的要义。整部著作都贯穿着论从史出的原则，因此，此着的创新绝不是随心所欲地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从佛经史料与禅宗思想体系本身内在逻辑地导出，作者在导言里阐述这一新的阐释体系时，每一部分都用了大量的史料来作严谨的论证，并非空穴来风、臆造新词，从而使其立论建构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总之，吴言生博士的《渊源》是知识性与思想性并行不悖、材料与义理相得益彰、文采与哲理浑然融合、严谨性与创新性有机结合的一部新著，值得一读。出版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国图书评论》、《书品》、《陕西师大学报》、《禅》、《华林》、《觉群》、《曹溪水》、《法音》、《世界宗教研究》等报刊杂志纷纷予以评介，引起了学界与教界的好评，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禅宗思想渊源》，《禅学三书》之一，30万字，吴言生着，中华书局2001年6月出版，9月第2次印刷）
　　(本文作者黄德昌系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唐积柏系四川大学哲学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