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隋唐书法与禅宗的关系
2014/9/8 热度：358
浅析隋唐书法与禅宗的关系
李旭琴
(太原大学外语师范学院，山西太原 030002)
摘 要：对照中国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与书法相对疏淡的关系而言，书僧现象
是书法和佛教紧密结合的特殊~文化历史奇观，不啻于文化史上的一次寒武纪生命大爆炸。怀素先
锋、狂热、反叛，成了当时和后世书僧竞相效仿和崇拜的偶像，也成了那个时代佛教和书法艺术相
得益彰的标志，无可争辩地影响了那一代人和那以后的书法史。
关键词：隋唐书法；禅宗；书僧现象
中图分类号：B9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06)02—030—04
隋唐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佛教也在唐朝进人了鼎盛时期，唐文化是中国割·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盛唐气象”促使文化艺术也全面繁荣，必然会产生文化巨人，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唐朝优容宗教，儒、释、道三教并存，尊孔子为“文宣王”；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大力提倡佛教，先后有名僧玄奘、义净等赴天竺取经，大量翻译佛经，太宗还亲自撰写《圣教序》。文宗时，曾以考试佛学经论，选拔出家僧众，网罗人才人佛，佛门一时人才济济，佛教高僧大德都是学识渊博、注重教化之士。华严宗、法相宗、密宗、天台宗、禅宗等各宗蓬勃发展，期间虽历武宗辟佛，但唐代中后期禅宗几乎垄断了佛教，禅学和佛学几乎成为同义词。六朝隋唐是佛教与书法紧密结合相得益彰的时代。佛教宣扬写经功德殊胜，《金刚经》云：“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放光般若经》、《瑜伽师地论》云：“书写”于“十法行”中居首位，行此法能远离魔害，得天龙护卫，不久当得菩提。佛教要求佛徒通“五明”(内明，指精通佛典。医方明，指精通医术。因明，指精通佛教逻辑。声明，指精通语言。工巧明，指精通佛教书画音乐算术等种种技术)，书法对僧人而言是自我修行之道，又有助扬佛教之功。印刷术发明之前，纸墨抄缮和碑铭摩崖刻经是汉译佛典弘布流通的主要途径，佛教即与中国书法结下不解之缘。佛教理论玄奥，思辩精密，深深吸引文人士子。六朝至隋唐，佛教写经、抄经、摩崖刻经、佛寺碑铭书法名作不胜枚举，王羲之、欧阳询、褚遂良、张旭、颜真卿、柳公权、李邕、李阳冰等书法巨匠都有许多佛教题材的书法名作，这些作品既成为圭臬而垂范后世，又成为佛教的珍贵历史文物。佛教丰富了书法创作的题材，书法由于佛教活动而得以保存流传，佛法又于书法艺术的传播加速了弘扬的进程，对于佛法的弘传与书法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怀素禅师(725-785)，字藏真，俗姓钱，长沙人，以狂草名世，是我国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僧人，也是隋唐书僧中最有个性最具代表性的一人。怀素草书得张旭真传，以狂继颠，与张旭并称“颠张狂素”，似乎更有出蓝之胜。他们一改二王以来的简约平和的理性草书，不注重文字的可读性，强调情绪的表达，以狂为特色，大胆突破传统草法，章法连绵萦绕，改变了字不相连的旧格式，字里行间大小对比极为狂纵，改变均匀整齐的旧格局，间用渴笔枯墨，笔画苍劲古朴，极大的丰富了草书的表现手法，对后世草书影响极为深远。
怀素“幼而事佛，经禅之余，颇好笔翰”，身在佛门，却执着于书法艺术。这是因为唐代统治者积极提倡书法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太宗酷爱书法，尤其崇拜王羲之，重金购求二王墨迹，“人间购募殆尽”，设立弘文馆，命欧阳询、虞世南等教授书法，诏令五品以上官员就馆学书。唐朝的国学分为六科，书学为第五科，还设“书学博士”的职位。朝廷铨用人才之法，第三种即为“书”。在太宗的大力崇扬之下，其后诸位皇帝也非常爱好书法。朝廷设立了崇文馆、修文馆、集贤院等机构，还把当时的著名文人搜罗来宴饮赋诗，厚加赏赐。“上好下甚，风偃化移”，学书蔚然成风，影响无远弗届，甚至连远离尘俗的佛门也是学书者众。隋唐书僧对于书法艺术的执着到了惊人的地步。智永楼居三十年，退笔成冢，写《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怀仁历时二十四年，集成王羲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怀素初时身贫无钱买纸，“乃种芭蕉万余株，以蕉叶供挥洒，名其庵曰‘绿天’。书不足乃漆一盘书之，又漆一方板，书之再三，盘板皆穿”。弃笔堆积，埋之山下，号“笔冢”。
怀素学书“恨未能远睹前人之奇迹，所见甚浅，遂担籍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错综其事，遗编缺简，往往遇之豁然，心胸略无凝滞”。唐代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海内承平，当时的人们充满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社会主流思想乐观积极进取，最容易激发文人的创作热情。达官贵人和文人士大夫普遍雅好诗文书画，这为文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和创作条件，他们纷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南北漫游，遍涉祖国的秀丽山川。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杜甫“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怀素生活的时代，禅宗兴盛，世间参禅风气正盛，僧人们不辞千里，云游天下，怀素也远游求学，这对开阔视野，提高技艺，激发雅兴是极其有利的。
怀素虽在佛门中成长，但“气概通疏，性灵豁畅”，个性颠狂，充满激情，不拘细行，食荤，嗜酒，一日九醉，人称“醉僧”、“狂僧”。高僧传中形容他：“时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怀素自言“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唐朝是一个思想解放、观念宽容的时代。最高统治者从善如流，绝少忌讳。唐代文艺创作基本没有题材和主题的禁忌，即使“直刺至尊”，“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怀素时代及其后的禅僧道一、希迁、从谂、宣鉴等推动禅宗发展，“机锋”、“棒喝”盛行，禅宗开始出现狂禅。狂禅颠狂放浪，反叛教条，批判权威，张扬个性，率真任性，敢于诃佛骂祖，视佛门清规如无物，甚至有僧人提出“饮食酒肉，不碍菩提”。狂禅之风影响禅僧，进而影响书法。当时的僧人写爱情诗、边塞诗、食荤嗜酒，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但在当时的人看来他们却并没有什么不可容忍的。在这种大环境中，怀素生活上和艺术上的反叛性和激情没有受到打击和压抑，而是受到欣赏和崇拜，成为人们争相吟颂的对象。
唐代各种艺术空前繁荣，书法方面也掀起革新的浪潮，各体书法进一步发展，形成书法史上的第二次高潮。张旭创立了狂怪百出的‘‘狂草”。怀素上承盛唐张旭的豪迈，下启中晚唐书僧狂草。他的草书不以平淡恬静的面目示人，而是将禅法三昧融人草书，按本性去进行狂纵的草书创作，化心为气，以气达狂，体现了一种“贵在无羁束”的自然美，将“狂草”一体推至巅峰。怀素生活的时代发生了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其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政，朋党之争，朝政紊乱，风纪败坏，弃巾裾解绅缙而为僧的大有人在，湛然、贯休等书僧就是出身儒学世家。人们渴望精神寄托，统治者尤其提倡佛教，禅宗在士大夫中广为流传，成为中晚唐士大夫精神上的避风港，士大夫推崇禅僧，而禅僧书法成为了书法艺术和佛教禅道的最佳结合点。怀素的草书和个性魅力对中晚唐书僧影响极大，开创了禅僧草书的先河，晚唐禅僧都擅长狂草，喜欢用草书写《千字文》。禅僧草书迎合了士大夫的审美趣味，盛行一时。
隋唐尤其是中晚唐的书法界，书僧引人注目，他们偏爱草书，卓有成就，从“经禅”中得到证悟，书法能表现禅意，又能表现艺境，这其中与禅宗思想的催化作用是分不开的。禅宗讲求自然清净、行卧自由，和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心态、情趣、思维方式契合，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唐代佛教与儒、道进一步互相融会贯通，全面影响到中国文化，中唐到五代的中国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都陶冶于禅宗的韵味之中，充满禅佛余韵。隋唐书僧书法就是渊源于禅宗的深深陶染。
“禅”意为心绪宁静专一，深入思虑义理。禅宗主张从自身下功夫，“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提出“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主张“凝神观照”、“沉思冥想”，要求人舍却一切荣辱得失，一念不生，万缘俱寂，在观照自然中求得净心，顺乎万物自然之性，达到“梵我一体”的境界，认为唯有禅境才是人生至境。“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等人也都提出了“凝神”、“绝虑”·、“静处”的观点，书家必须排除杂念，澄心静虑，只有这样，自然万象才能奔来心底，经过方寸之心熔炼陶冶，再组合为书法艺术中的意象，即是所谓的“心源为炉，笔端为炭”。书法家作为一个艺术家与禅僧作为一个彻悟者都要求精神上的完全解脱，悟入佛心，直探如来本怀，达到如此奇妙的境界，才能领略到书法艺术的真谛。
王僧虔在《笔意赞》中首次提出“神彩”论：书之妙，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唐代孙过庭和张怀瓘也都注重书法的内在情意，认为书法贵在抒情。孙过庭提出“穷变化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张怀罐提出“从心者为上，从眼者为下”、“唯观神彩，．不见字形”，是一种大胆的理论，要求对于书法有精深理解的人要对字形视而不见，直接感受到书法中蕴含的力量，超越笔墨技巧程式，摒弃“法”，显然受到禅宗的启示。可以说，禅宗催生了中国书画艺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理论和“意境说”，使之成为中国艺术最重要的理论基石。这是中国艺术在不断吸收外来佛教哲学和佛教艺术基础上的产物。禅宗的“自我彻悟，明心见性”主张，使人的艺术创造潜力得到极大展现。书法讲求“同自然之妙有”，将自然万象升华于抽象的线条中。仓颉“首生四目，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由于文字的诞生，“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栗；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先人们认为汉字之中隐藏着天地万物的所有秘密，汉字几乎受到神灵般的顶礼膜拜。蔡邕提出：“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纵横有可象者，方可谓之书矣”，要求书法将情感和意象寄寓其中，“随手万变，任心成所。可谓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矣”。人们在评论书法时，总是使用一切自然万象的形态来对书法中的线条进行比拟，来还原自然万象的各种形态。生活中的一切体味感悟，都有可能“合情调于纸上”，又在后人鉴赏中 “如见其人挥运之时”，获得新的生命。中国书法里的字，已不仅是表达概念的符号和工具，而是表现艺术家对宇宙及人生的理解。张旭“有动于心，必于草书发之焉。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怀素“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夏云因风变化，乃无常势；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人草；又遇壁坼之路，一一自然”。顿悟是一种高峰体验，唯有极高艺术造诣的人，才会有这种极高的体验，才能有对“书之妙道”的领悟。张旭、怀素、高闲等人都已经到达了“顿悟”、“妙悟”的境界，能从自然万象中感悟人生与书法，再将强烈的个人感情倾注到狂草的创作当中去，他们草书的内在生命节奏和剑器健舞、夏云奇峰、飞鸟惊蛇、长波海岸、大点崇丘等自然美息息相通，心手两忘，人我俱无，使狂草突破实用性的束缚，成为能够痛快淋漓地表达人们各种强烈感情的最自由的纯抒情艺术形式。“书为心画”，禅僧们将书法与人的本心直接联系起来，在狂草中痛快淋漓地抒发直接和强烈的感受，追求愉悦满足。
书僧书法的共同点是具有禅心艺境，他们能以心灵力量来进行书法艺术创作，他们的草书透射出浪漫的激情和悠远的禅气，把中国书法 “线的艺术”推—亡·了抒情的高峰，影响极为深远。
跋涉于史籍诗文中去探寻这些已经远离我们一千多年的书僧的历史痕迹，突然领悟到，对照中国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与书法相对疏淡的关系而言，书僧现象是书法和佛教紧密结合的特殊文化历史奇观。书僧如群星璀璨盛于晚唐，他们的书法艺术风格各异，相对于此前和此后的时代，这不啻于是文化史上的一次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在大爆炸中诞生了这一群灵光独耀、名垂书史的书僧，而那场大爆炸有一个起点，那就是怀素!怀素才华横溢，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他先锋、狂热、反叛，成了当时和后世书僧竞相效仿和崇拜的偶像，也成了那个时代佛教和书法艺术相得益彰的标志，无可争辩地影响了那一代人和那以后的书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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