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升----

　　镰仓佛教的特点

　　镰仓幕府时代，翻开了日本佛教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灿烂辉煌的一页，以法然、亲鸾、道元和日莲为代表的佛教革新运动，分别创立了净土宗、净土真宗、禅宗(曹洞宗)和法华日莲宗，彻底改变了日本佛教的原来格局，展现出古代向中世、由贵族向武士政权这一巨大历史转变时代，佛教崭新的精神风貌。

　　在佛教变革中，创立新宗的先驱者，无不是自幼出家的僧侣，这与前代颇有中途出家的开山祖师的情况大不相同，反影出随著佛教传播日久，积累日深，佛教的水平大有提高，出现了专门研究佛经的知识僧侣阶层。以出身而论，除了日莲出自渔夫家庭外，其他各位祖师都是出身于官人家庭，道元甚至还出自皇室远亲，他们都曾在当时佛教的中心地睿山学习，对佛教有著深刻的理解和很好的素养，但他们最后都打破山门，创建新宗，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这十分典型地表现出在社会变革的时代，部份知识僧侣与官僚贵族的觉醒。

　　如果说法然、亲鸾和道元都有丧亲之痛；如果说佛教只是给予遁世者以心灵的安慰，那么，随著他们遁入空门，这一点微薄的要求即已得到满足。然而佛教并不是如此的狭隘消极。相反，随著他们对佛经的钻研，个人不幸的经历转化为对社会的关怀，使得他们都具有救世的热切愿望。个人的不幸，使他们很早就体会到个人的软弱无力，而力图找到人与佛之间的接点。因此，他们把新宗的基础建立在对佛的绝对信仰之上。

　　在传教方面，他们从不故弄玄虚，不用咒术、显灵或宗教器物等手段煽起信徒的迷信。相反，不论是通过他力的或自力的方法，他们都只是用浅显易懂，且最能直接表现新宗本质的教义，说服并赢得听众虔诚的归依。因此，他们所创立的新宗，无不是在信仰的基础上，尽量排除原始咒术的因素，激发信徒反复的自我认识，达到无我的境界。这样，他们把佛教从前代与咒术迷信混杂状态中提纯出来，促进其理性化。就此意义上，镰仓佛教革新运动可谓是一次思想革新运动。

　　镰仓佛教新宗的开山祖师，都是具有深厚佛学修养的高僧。虽然他们各自开创的宗派大相异趣，却都不约而同走上简化教义的方向，这充分反影出时代的特点。亦即在国家政权由贵族向武士阶层转移过程中，也相应出现了自上而下的文化转移，在佛教方面同样出现由知识僧侣向基层民众的普及。这些开山祖师并不以自身的修行去证得个人的正果，而是致力于简化教义，说明他们始终把一般民众作为传播佛教的对象。因此，镰仓佛教的革新意义还表现为在救世使命感召下的普及佛教的特点。

　　宗教的普及同时也是宗教的世俗化过程。对于宗教的发展来说，专门僧侣的修行研究固然是维护并发展自身的重要方面，但是，把真实准确的教义深入浅出地向民众传播，则是宗教社会化的源泉。中国后期佛教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脱离社会民众的需要。这一点，若与日本镰仓时代的佛教相对照，就表现得更为明显。

　　宗教的世俗化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向一般民众传播普及宗教知识；二是把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相结合。镰仓新宗的祖师，如净土宗的法然和净土真宗的亲鸾，从净土宗角度促使人们认识烦恼出于欲望，因而造下恶业；禅宗的道元则教导人们认识失去真实自我的根源在于沉迷于世间的名利，从而唤醒个人的自觉，一心向佛向善，把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结合起来。日莲更经常向听众宣讲世俗的伦理道德，进而说明世俗道德学问与佛教间的相互关系，最后统一于《法华经》的世界。简化教义以及普及宗教伦理，使佛教在镰仓时代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作用，其开创的文化氛围甚至规范著以后日本文化的发展。

　　正因为镰仓佛教变革的目标在于把贵族和僧侣的佛教变为武士和庶民的佛教，所以，必然特别强调宗教的实践意义。这与简化教义和普及佛教伦理是完全一致的，即尽可能把知识的佛教变为实践的佛教，以充分发挥佛教的社会功能。新宗的开山祖师们简化教义，是因为新宗都是建立在虔诚的信仰之上，因此，缩短修行的过程，就能更加充分地进行实践活动。修行表现为宗教实践，实践也就是修行。净土真宗的亲鸾进一步主张具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则无论出家与否都能证果，开在家修行成佛之门，使得更多的人们投身于宗教的实践行列中，上述新宗的特点和祖师们的努力，使得镰仓佛教运动完成了宗教社会化的变革。

　　镰仓佛教的历史地位

　　以上所述镰仓佛教的特点，若与前代日本佛教的状况作比较，就会表现得更加明显。

　　镰仓佛教的祖师们，因为他们都是新宗的开创者，所以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破旧立新的共同特点。亦即在教义上，他们多采取“弃”，而不是“取”的立场。净土宗和净土真宗从对既有文化的批判出发，以下层武士和民众为对象，力图在旧宗外部构建全新的宗教文化；禅宗和日莲宗则试图通过对原有文化的扬弃而赋之予新的活力，其与他力宗不同者，在于他们是从旧宗内部的“破”来实现扬弃的目标。从哲学的角度上看，新宗对于佛教教义并没有多少建树，甚至以偏概全，但其社会意义要远远超过理论意义。在镰仓后期的日莲身上，若抛开他对其他各宗偏激的批判，而注意他力图把僧俗伦理都融于《法华经》的世界以统一佛教的方面，已可看到在佛教理论上的回归。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运动，已经暗示著镰仓新宗运动完成了佛教社会化的历史任务，在总结前阶段成果的基础上重建佛教世界的趋势。

　　镰仓佛教新宗的祖师都出自睿山而最终另立门户，这已清楚地表明他们所要破的，乃是睿山的传统。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何对待天台宗密教和佛教仪式。

　　佛教自六世纪以前传入日本，经历奈良和平安时代，中国所有的佛教经典大都传入日本，中国所有的佛教宗派，日本也差不多都仿效建立起来了。这些积累，已为佛教的消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些佛教宗派仍然还是外来的宗教，南都六宗固不待言，就是平安时代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在国家的保护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它们都不可避免地深深打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在统治者眼里，佛教是镇护国家的有效工具，是消灾避祸的加持信仰，专门为特定的政治目的和少数贵族服务的祈祷咒术。因此，他们对佛教作现实功利主义的利用，建立高大雄伟的寺院来显示国家的政治权威，用经文符咒来消灾治病，高举佛像来进行战争，举办法事来祈雨等等。从根本上说，他们对佛教本身并没有多少了解和兴趣，其所重视的是超越人类的无边法力，是获得这种神力的宗教仪式。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甚么密教传入日本以后，迅速成为日本佛教的主流，形成密教全盛的局面。

　　事实上，如果不能适应国家政权的需要，纯粹的佛教是很难存在与发展的。最澄创立天台宗，达到日本佛教理论的高峰，但他仍需尽力去吸取密教，甚至不耻下问，向空海学习密教，受到折辱。天台思想被空海看作是低级教义，天台密教也被视为杂密。天台宗僧人对此深以为耻，故其第三和第五代座主圆仁和圆真到中国刻苦钻研密教，终于建立起完整的天台密教（台密）。实际上，密教对于天台思想的发展并没有多少理论意义，所以，建立台密的努力可谓是时势使然。

　　由此可知，在镰仓新宗以前，日本的佛教并不完成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其中混杂著许多原始的宗教迷信因素和现实功利主义的思想，宗教为现实政治所左右，则宗教仪式重于经义阐释，权势高于修行。佛教脱离于社会民众，造成门规的败坏和僧兵的跋扈。

　　贵族政治向武士政治的转换，给了佛教新的发展环境。部分贵族与知识僧侣的觉醒，促成佛教的历史性转换。镰仓时代佛教新宗的创建，使佛教排除了迷信咒术的因素，成为理性的、民众的宗教信仰，开一代宗教风气。

　　天台宗的核心是圆教。在圆融思想的指导下，对各宗兼收并蓄，成圆、密、戒、禅并盛的表象。实际上，如何将各种思想融为一体，睿山的大师并没有真正做到反而造成各家互较长短的局面。睿山僧众的分裂，除了世俗权势的争夺外，还有其内在的宗教因素。而且，由此产生的睿山教义，繁复难懂，决非一般民众所能理解。要弄通睿山的理论，非经年累月的钻研不可。因此，睿山的教团越发注重教学，天台宗越发成为知识宗教，则越是远离社会。镰仓新宗正是对这种现象的反动，他们不求其全而求其纯，不求其多而求其真，更通简化教义而抛弃理论的思维，用高度概括的教义去直接把握佛教的本质。犹如禅宗所谓的“直指人心”。

　　因此，新宗的破乃是针对睿山的现实而发的，其反传统的意义即在于此。而其将知识的、教学的佛教变为民众的、实践的佛教，则是出自将佛教与社会紧密结合的救世使命感。

　　为了创建新宗，他力宗系统是通过个人内向式的深入追求去发现佛教的真谛，而自力宗系统则力图通过外在（从中国）的移植来确立新的教义。不管那一种，其起点都是来自中国的佛教，是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发展起来的。离开这片土地又要使佛教之树长青，就必须使之适合于本国本民族的文化特性。佛教既然作为一种世界宗教，其本身包含著广泛的适应性，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如何具体地与某国的国情相适合，这就需要大德高僧殚精竭虑的努力。

　　以禅宗为例，镰仓时代初期传入者主要为临济宗，且多为被动性的简单移植，所以并没有结出人们所期望之果。相反，在中国较为冷清的曹洞宗，却以其注重宗教实践的特点而受到日本人的喜爱，再经道元上人消化发展为“只管打坐”，而发扬光大。他力宗的事例更加典型，他们并不是从中国去引进新的教义，而是从自身的探索中找到日本式的发展，到亲鸾上人创建的净土真宗，其净土信仰要比中国远为彻底。把佛教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就必须将佛教的终极关系关怀始终投向社会。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高度的救世使命感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一本土化的过程，既是对中国佛教的扬弃，也就是民族宗教的成长过程。

　　如此说来，镰仓新宗的兴起，把佛教从古代社会导入中世社会，在排除宗教迷信因素的过程中，使之成为理性的、以信仰为基础并与世俗伦理相结合的、实践的民众的宗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