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代的人物画

　　在蒙元统治下，绘画艺术受到打击。聚集了很多画家的南宋画院瓦解了。元代的一部分知名的画家可能与南宋画院有关，如王振鹏、陈鉴如、吴垕、孙君泽等都是杭州人，前二人工人物及写真，后二人工马夏山水，他们的籍贯和特长都足以说明他们的艺术的渊源。但大多数画院画家下落不明。出家为道士的也有，如景定年间的待诏宋汝志。

　　元代，南北各地有若干作品流传下来。元代人物画的材料不够丰富，但可以看出有一些画家仍在努力工作着，并获得成绩。

　　张渥的《九歌图》描绘了屈原的诗篇的神灵们的形象，自然而且生动。他另一单幅《湘君湘夫人图》藉两名年轻妇女的优美形象表达出寂寞心情，在细致地表现诗歌的情感上获得了成功。

　　王振鹏和他的学生朱玉也是长于插图，他们曾画佛经引首，佛经引首在古代版画中有重要地位。王振鹏的《鬼子母揭钵图》可以看出他的才能。五百鬼子之母的一个鬼子被佛用法力罩在钵下，众鬼子前往搭救。此图中描写了被置于“邪魔”的地位的鬼子们的不驯服和反抗，虽然经过了歪曲，却异常夸张地描写了他们的力量（图278）。王振鹏更擅长以表现贵族生活为题材的界画，据说他画中的建筑物都是根据了南宋修内司的法式，认真地加以描绘的。

　　另一幅佚名画家的《归去来辞图》，描写一个人回到他的朴素简陋的住居时的刹那，家人和犬都热烈地飞奔出来迎接他的即将拢岸的小船。明确的主题得到集中地表现。陶渊明原诗中的回到朴素的，与劳动生活相接近的生活中去的思想和对于统治者的政治的反感结合起来，在元代是有现实主义的意义。

　　另一幅佚名画家的《桓野王图》表现了细腻的感情。画中是一个把笛子斜插在腰带上（因此而这幅画被认为是描写晋代的名笛手桓野王），意态从容闲适，在剔指甲，这幅画在内容上虽不是很有意义，但抓住了动作加以描绘，艺术表现上是成功的。

　　元代的道教画，特别是神仙像，显著地流行。道教题材在艺术的各领域：戏曲、雕塑、壁画中普遍出现，是因为北方沦陷于金人统治下，新兴的道教成为某些有爱国思想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精神上的出路。新兴的道教随着时间的演变，其反抗性和妥协性更复杂的交织起来了。元代的道教神仙像的画家中，颜辉是很有名的一个，他画的铁拐仙、刘海蟾等都是在褴褛的外表中描写了不平凡的性格和巨大的精神容量。

　　元代的肖像画家名家很多。刘贯道是一时名手，他能画道释人物、鸟兽花竹与山水。此外如叶可观、叶清支父子及礼霍孙等都和刘贯道一样因画皇帝的肖像而被重视。他们的肖像作品虽不存在，而现存的元代帝后的肖像，可以看出，是以性格表现为目的的。

　　元代有名的肖像画家王绎的著作《写像秘诀》有重要价值。其中提出了肖像画的要求是追求人的“真性情”，而要在“彼方叫啸谈话之间”求之，要能作到“闭目如在目前，放笔如在笔底”。反对“⋯⋯正襟危坐如泥塑人，方乃传写”的方法。此外，他还举出了观察和落笔的从大处开始的正确顺序和四十五种配色的方法，都值得进行科学的整理。

　　以上所举的例子，其现实性，不可避免地会因不是直接描写现实生活，而有所减弱，但在元代的绘画作品中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从一些着重内容的表现及真实的形象刻画的代表作品，可以看出元代的绘画一部分面貌。

　　二、钱选等花鸟画家

　　钱选（字舜举），在元代的画家中间有特殊地位，他代表一部分遭到亡国痛苦的士大夫画家。他最擅长的是花草蔬果等平凡的题材，画风与他同时的画院画家不同，以色彩的渲染为主，更接近北宋时代的风格，他的人物画多是历史人物，而且着重描绘陶潜及竹林七贤。而他的山水画则以山居、桃源为多。这一些都说明，钱舜举的绘画是联系着自己的生活理想的。

　　宋末的士大夫寄情于书画，画水仙的赵子固、画兰花的郑思肖和画鬼和马的龚开，他们把爱国主义的思想用曲折隐晦的方式和绘画形象联系起来，作为一种表现思想的方式，并且形成了一定的传统，应该予以重视。

　　画竹和梅，应该是花鸟画的部分，但从宋朝已逐渐独立发展，成为士大夫们自我标榜的譬喻。

　　元代画竹的重要画家有李衎，编有《竹谱》一书，详细地记述了他的观察所得和他体会出来的真实描绘的方法。基本精神是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的。

　　元代画梅的名手，王冕是享有一定的声誉的。他的作品能表现出生机勃露的梅花姿态，极富朝气。具备同样特点的还有邹复雷的作品。他们描写的梅都表现了健康的思想（图289）。

　　三、赵孟頫

　　赵孟頫（公元一二五四——一三二二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是元代最显赫的画家，也是在当时、并在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的画家。

　　他是赵宋一个没落贵族，后来与元朝合作。赵孟頫等二十余人是至元二十四年（公元一二八七年）第一批被征召，其后，屡次征召江南士大夫，也有通过赵孟頫而求得利禄职位的。赵孟頫受到元代皇帝的宠爱，“荣际五朝，名满四海”，官至翰林学士，艺术上成为元代文人画的领袖人物。

　　赵孟頫的才华也表现在诗文、书法等各方面，但最受推崇的是他的绘画。他擅长画鞍马人物山水竹石，他的鞍马人物，就现在所见到的，在画法上是工整着色的方法，例如有名的《秋郊饮马图》画了马的多种动态，造型坚实，在构图上疏密的布置能收到表达主题的效果，还不失传统的旧规范（图280）。他的山水竹石，多是用了简率的水墨法，富于笔墨趣味。例如他著名的《秀石疏林图》线纹的熟练活泼（图281）和另一著名作品《鹊华秋色图》画面上的稚拙的风致为后人推崇（图279）。

　　他的主张可以归结为最基本的两点：标榜复古和提倡笔墨的书法趣味。

　　他提出绘画艺术的标准不是作品内容的真实性，而是“古意”。向古人学习不是学习古人怎样观察生活与表现生活，而是模仿其“古意”的“笔墨”。

　　他曾说：“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敷色浓艳，便自谓能手；殊不知古意既失，百病横生，岂可观也。吾所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此可为知者道，不为不知者说也。”此外，他还有一段话：“宋人画人物不及唐人远甚，予刻意学唐人殆欲尽去宋人笔墨。”这里，他坦率地承认他反对宋代的绘画传统，特别是宋代绘画的主导——画院。

　　赵孟頫提倡笔墨的书法趣味。他在《秀石疏林图》后面的自题诗很有名：“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

　　在这里他再三强调的不是形象的真实与笔墨的关系，而是孤立地谈绘画笔墨与书法一致性。笔墨趣味不应一概地加以反对的，但如果离开了艺术是形象的反映生活的原则来谈笔墨趣味，其真正含意就是取消作品的内容，或置作品内容于次要地位，也就离开了现实主义的艺术观点。

　　赵孟頫的鞍马人物画的复古风气影响到他的儿子赵雍和朋友任仁发。

　　任仁发（公元一二五四——一三二七年）字子明，号月山，松江人，是元代水利学家，艺术上能从古代绘画中推陈出新，有一定程度的自己创造，在元代是一个较重要的画家。他的《二马图》画一匹肥马、一匹瘦马，在题诗中说明是对于贪官污吏的讽刺。他的《张果见明皇图》生动地描写了张果以法术吸引人们的兴趣的情景。

　　王渊是优秀的花鸟画家，也受复古思想的影响。据说他得到赵孟頫的亲自的指教，所以他的画“皆师古人，无一笔院体”。他的富丽的装饰风格和描绘技术很引起重视（图288）。

　　赵孟頫的鞍马人物远不如他的山水竹石的影响范围之大。一些有名的元代士大夫山水画家都是和他有关系的：高克恭、曹知白、商琦、唐棣、朱德润、陈琳、崔彦辅、王蒙、黄公望。因而造成元代后期士大夫山水画的发展，所谓“元四大家”是其中有代表性的画家。

　　四、元四大家

　　“元四大家”在明代中叶被认为是：赵孟頫、黄公望（字子久，号大痴道人）、王蒙（字叔明，号黄鹤山樵）、吴镇（字仲圭，号梅花道人），明末董其昌等认为赵孟頫应有更高的位置，而替换上了倪瓒（字元镇，号云林子，其他别号很多）。他们都是明清以来山水画家心目中的旗帜。

　　黄公望（公元一二六九——一三五四年），常熟人。最初曾经随了元朝在浙西的统治者作小官，黄公望曾两次下狱，几乎丧命。出狱以后，改名“一峰”，作了道士，并且开始画画，这时他已经是五十岁左右。初隐居在杭州，最后住在浙江富春。

　　倪瓒（公元一三○一——一三七四年），无锡人，富于田产，在刘福通、朱元璋先后起义的时候变卖了家产，遁入太湖避乱，过飘游江湖的生活。太湖流域为张士诚占领以后，倪瓒对他保持反对的态度。他的作品上一直是写元朝的年号，在明朝政权建立以后，元政权已经倾覆，倪瓒在作品上只写干支纪年，不写年号，明代文学家和批评家吴宽曾指出这是倪瓒拒绝承认朱元璋的新政权，是有政治的用心的。

　　吴镇（公元一二八○——一三五四年），嘉兴人。博学多识，隐居乡里，在杭州卖卜为生。王蒙（公元一三○八——一三八五年），湖州人。是赵孟頫的外孙，明初因胡惟庸案牵连在内，死于狱中。

　　他们的山水画作品取材是比较狭窄的，只限于某一些自然景象。此外，例如吴镇和倪瓒的竹也很有名。在描写这些事物时，表现出他们对于对象是经过了一定程度的观察的。传说黄公望出门时常带着笔墨，遇到好景物就加以摹写。过去有的书上指出，黄公望画的是虞山风景和富春江上风景。倪瓒画的是太湖水滨的风景。所以他们的作品中的形象是以现实为根据的。

　　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企图表现出一定的生活理想和情感，在画幅上的题字和题诗也帮助说明了他们之具有这样的目的。题诗的办法是从元朝开始流行的。他们的作品往往自命是描写某一可游可居的生活环境。例如：黄公望有《富春山居图》（图282）、《天池石壁图》、《芝兰室图》，王蒙《青卞隐居图》（图287）、《春山读书图》（图286）、《南村真逸图》、《听雨楼图》、《夏日山居图》，倪瓒有《渔庄秋霁图》（图285）、《师子林图》、《雅宜山斋图》、《江岸望山图》，等等。他们采用的不是直接描绘人的生活的方法，而是采用了间接描绘的方法，描绘一定的优美环境以衬托出居住其中或悠然观赏的人们的生活和情感。他们作品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主要反映了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消极、淡泊、逃避的态度。

　　他们在绘画史上获得了地位的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在笔墨技法上获得成就。例如黄公望初创浅绛着色的方法和袭自董源巨然的称为“披麻皴”的水墨皴法，倪瓒的侧锋乾笔的皴法，王蒙的“解索皴”和用淡墨勾染、焦墨皴擦的画法，吴镇的浓厚的笔墨，都是企图用极简单的方法表现空气、阳光、远近等复杂条件下的山石树木的形质神貌，同时又要具有各自表现效果和个人的风格，如黄子久曾被称为“其布景用笔，于浑厚中仍饶逋峭，苍莽中转见媚妍，纤细而气溢其间，填塞而境愈廓。意味无穷，学者罕窥其津涉也”（清王时敏《西庐画跋》）。倪瓒被称为“幽淡简劲”，吴镇被认为“笔力雄劲。墨气沈厚”（清·恽格《南田画跋》）。王蒙的画是“望之郁然深秀”（清·钱杜《松壶画忆》）——这种笔墨的效果和风格是赵孟頫以来的元朝画家开始有意地追求的，他们有一定的成功。后来画家对他们的赞叹可以用清代画家恽格的几句话作为代表：“元人幽秀之笔，如燕舞飞花，揣摩不得。

　　又如美人横波微盼，光彩四射，观者神惊意丧，不知其所以然也。”恽格的话也正是指出笔墨和风格，是强求、模仿不得的。

　　和元四大家同时的还有另一些画家如：朱德润、陈惟允、马琬、徐贲、陆广、盛懋、赵原等，并且也产生了顾瑛、杨维桢等一些诗人和收藏家。他们的交游和社会地位对于传播他们的名声起了很大的作用。倪瓒的绘画见解见于其两段著名的言论：

　　“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

　　“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辨为竹，真没奈览者何。”

　　黄公望有一篇《山水诀》的短文，从形式上讲笔墨、构图。例如第一节讲山水画的总的要求：

　　“山水之法，在乎随机应变，先记皴法不杂，布置远近相映，与写字一般，以熟为妙，大要去邪、甜、俗、赖四字。”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并不是完全不顾客观对象的，例如倪瓒的墨竹仍是既有真实感也很疏朗有致，富于艺术的效果的，讲究“逸气”。赵孟頫和黄、王、倪、吴等人的这种艺术观点，对明清以后的绘画创作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