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旧瓶子对渔网有害无益，大多数打鱼人都讨厌它们。但是我不。我家里收藏了不少我在过去20年打鱼生涯中，从英吉利海峡中打捞上来的旧瓶子。它们大小不同，颜色各异。

　　我将它从渔网里拣了出来，它的瓶塞还在，从外面仔细往里看，我发现里面有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封折叠的信。

　　在收藏瓶子的这些年里，我从没发现过装信的瓶子。我仔细撬开瓶塞，惊喜地发现里面没有进水。我用工具从瓶子里取出一个封了口的信封。信封上的收信人是英国都罕姆市的伊丽莎白·胡格斯。还有另外一张纸条，上面简单地写着：“请拾到瓶子的人转交此信，并接受一个可怜的英国士兵的祝福。”士兵？难道这瓶子真的从二战以来一直躺在海底？我犹豫了一会儿，不知是否应该拆开这封信。那位“可怜的英国士兵”愿意我拆开它吗？犹豫再三，我还是拆开了它。我马上意识到原先对瓶子的估计是错误的。这封信上的日期是1914年9月9日，它的作者——列兵托马斯·胡格斯所在的部队是都罕姆步兵第二营，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9月9日——他一定是第一批上战场的士兵之一。

　　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亲爱的妻子，我正在船上给你写信，我将把此信扔进大海，看它能否到达你的手中。”信的开头这样写着。
 
　　信中并未说列兵托马斯·胡格斯的部队要去的地方，也未说部队此次行动的目的——显然是出于保密的考虑。他只是想在上战场之前，向他亲爱的妻子保证：对她的爱将永恒不变。

　　“亲爱的，暂时拜拜，”信的结尾这样写道，“你的丈夫”。回到家，我给妻子简看了这封信，“真不可思议！”她说，“你打算怎么处理这封信呢？”这是一封85年前被扔进海里的信，算起来现在托马斯·胡格斯和他的妻子都已不在人世了。这个瓶子是否也将和我以前发现的其他瓶子一样，被我摆放在书架上就完事呢？还是应该多做一点什么？“我不知道。”我耸耸肩。遇上别的打鱼人，肯定会想都不想就把它踢开了。

　　也许这个瓶子落在我的手里是有原因的，说明我跟它有一种缘分。我突然感到一种重大的责任,似乎有谁在催促我赶快行动。“简，我有一种感觉，也许这对夫妇的孩子还活着，想想这样一封信对他们来说将会意味着什么。”“去问一问帝国战争博物馆怎么样？”简说，“他们可以帮助查找这些士兵的亲友。”“但那得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如果这对夫妇的孩子还活着，他们恐怕也有80或90岁了。这些年来，这个盛着一个家庭亲人信息的瓶子一直等在滚滚波涛之下，我必须现在就把它转交给他们。

　　简能够跟上我的思维，“如果有人能写一篇有关这个瓶子的报道，他们的亲戚中也许有人能读到，然后和我们联系。”她说。
 
　　第二天，我给当地一家英文报纸《太阳报》打电话谈了此事，一位记者随即赶到，写了一篇报道，并附上了我和瓶子的照片。

　　报道一发表，不少报纸杂志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有关瓶子的故事。他们来到我的渔船上，为我和瓶子照像，我希望，这办法有助于一步步接近我们找到托马斯与伊丽莎白后人的目标。

　　终于盼来了结果。“他们有一个女儿还活着！”一天早上，《太阳报》那位记者在电话那头兴奋地告诉我。“她叫爱米莉·克劳荷斯特。托马斯上战场那一年，她才两岁。现在她已经87岁了，住在奥克兰。”奥克兰！那是跨越半个地球之遥的新西兰。上帝呀，感谢您让我们找到了她！几天以后，BBC广播电台安排我和爱米莉联系上了，我们的交谈通过电波被播放了出去。我告诉她我是怎样发现那个瓶子的，并就不能亲自前往新西兰面交瓶子和信向她道歉。

　　一位老年妇女的声音通过话筒清晰地传了过来。爱米莉解释说，托马斯写这封信时，由于特殊的原因，不可能在信中过多地谈论当时的情况。他是一秘密特种部队中的士兵，当时正奉命前往法国。写下这封信仅仅12天之后，他就在战场上遇难了——他是那场战争的首批英国牺牲者之一，其时年仅26岁。

　　事情似乎到此结束，我们找到了这个瓶子的谜底，得到了相关信息。但是我并不满足，我不断地想到当年爱米莉和她的母亲这一对孤儿寡母。一个年轻的寡妇带着一个年仅两岁的女儿，是什么原因使她远离故土到了新西兰？她在那里靠什么过活？不行，这事到此还不能算完。

　　这事确实没有结束。几天后，我接到一个来自奥克兰的国际长途电话，那里的一家广告公司在电话里询问我，想不想亲自转交那封信。

　　“绝对想！”我回答说，“但我恐怕无法负担昂贵的路费。”“我们可以帮助你。我们公司代表新西兰邮政服务局通知你，他们将会为你提供机票，你将作为他们的特别信使。”两周后，我和简站在了奥克兰爱米莉的家门口。媒体得到了他们寻找的故事结尾，爱米莉拥有了她父亲留下的最好的纪念品——这位在上世纪一天的黎明，在她仅仅两岁时看了她最后一眼的父亲留给她的纪念品。我得到的礼物也非同寻常。

　　爱米莉和她的女儿贝蒂送给我一本奥克兰风景画册，她的扉页上写着：托马斯最后的信息多亏了那一条特殊的渔船，在那一个特定的时间，载着那一个独特的对瓶子感兴趣的打鱼人，才传递到他亲人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