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你根本想不到，马铸铭此时最喜欢的睡觉地方，是医院里堆放医疗垃圾的污物间。那里有将死人推到太平间用的推车，躺在上面就像睡在床上一样舒服安稳。

　　直到除夕，父亲说：“过年了，咱上旅馆里好好睡个觉吧。”父子俩在一家招待所的地下室里要了一张床，儿子白天去睡，父亲夜里去睡，“好好奢侈了一回”。

　　王翠霞在北京第一次住院的71天里，父子俩加起来在旅馆总共只睡过3天。

　　1998年初，当王翠霞做完肾移植手术，他们租了一间9平方米的平房在北京住下，定期去医院复查。接下来，这家人才真正发现，自己正滑向一个不见底的深渊。“原来换肾还不是最贵的，最贵的是没有尽头源源支出的药费！”马铸铭说。他拧紧了眉头，镜片后的眼睛里，透着一种找不到渲泄的怨恨。

　　为了不让身体对移植的肾脏排斥，王翠霞每月要吃两瓶油状的药。马铸铭说，仅这一项，每月费用就要3400元。

　　这个家庭同时还遭受着另一种动荡：马国林兼职的日资小企业倒闭了，货运公司彻底解体了。这家人的月收入跌回了1000多元。

　　接下来的日子里，马国林一次次回内蒙古筹钱，亲戚朋友都被借遍了，连家里的房子也被抵押给了银行。

　　那段时期，马铸铭偷过旅店的一块毛毯，后来又在一家医院偷过一床沾着血迹的被子。

　　“现在我坦白承认，”这位中学教师低下头，“我穷，我没钱，我得活下去，那个时候我就这样想，想得理直气壮。”

　　他们没想到，更惨重的打击还在后头。

　　“命都快没了，还要脸干什么？”

　　2000年前后，王翠霞体内植入的肾脏开始被身体排斥。

　　这一次比上一次更糟糕。因为肾脏已经不能良好工作，王翠霞体内再度开始积液，每周需要透析。同时，由于植入的肾脏还在体内，抗排斥药也不能间断。每月的医药费，上涨到六七千元。

　　“就是那段时期，我们家一下子彻底垮了。”马铸铭说。

　　马国林尽管有中级会计职称，但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找不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只是偶尔帮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打零工，一天能有100元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