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来,中国词人多矣,而写羁旅行役相思之苦的高手当属柳永。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第一次知道柳永是在1980年的春末,那时我正为自己的功名前途在高考搏杀中焦头烂额。可就在一大堆公式名词间隙,不经意间看到了邻桌同学不知从那儿弄来的“文革”前的高中语文课本,柳永的《雨霖铃》一下子攫住了我的心。夕阳下,我坐在校园外金灿灿的麦田里,嗅着成熟的清香,默默把这首词印在了枯燥而又膨胀的大脑。现在想来可笑,不知道自己一个-贫寒的学子竟有如此浪漫的闲情逸致。

少年不识愁滋味,记住了柳永,却并未走进词人的内心。之后二十多年的人生沉浮,当青春的一腔豪情渐渐化作点点无奈时,对柳词也由感性喜欢渐渐变成了理性的感喟。柳永风尘仆仆的脚步渐渐敲击着我的耳膜。

面对柳永,我常想:他究竟算不算一个成功者?如果说他是成功者,可他一生颠沛流离困苦潦倒。如果说他是失败者,可他生前身后却又声名显赫。如果用“自古圣贤皆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这个惯有定式来推理,柳永的所作所为似乎又不太合格。于是我翻阅了许多史料,研读了他许多作品,终于得出一个矛盾结论:柳永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者。

词,成全了柳永,也害苦了柳永。因为词,,他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布衣书生竟让高高在上的皇帝记住了姓名。也因为词,导致了他与宋仁宗赵桢之间一场不对称的恩怨纠葛,招致了许多文人士大夫的排斥和鄙视。

我们常把一个人的成功归结为天时、地利、人和。其实天时地利都有极大的偶然性,人和是首当其冲的硬件。柳永的人生遭际就说明了这一点。

柳永,原名三变,做过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在家排行老七,又称柳七,生活在十一世纪前期。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张先、晏殊、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秦观等等,个个耀目,人人生辉。而柳永又是群星中极具魅力的一个,也是最潦倒的一个。

不能说柳永生不逢时,比起同时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柳永没有卷入朋党权争的政治旋涡;比起后来的李清照、辛弃疾,他没有家破国亡的忧患。北宋前期,内忧外患还凸现,自上而下享乐风气弥漫,从皇帝到普通文人都以填词作曲为能事。柳永从福建老家风尘仆仆来到京都汴梁,本为科举功名,可面对歌舞升平的万般气象,颇有作词天赋的柳永也自然而然地卷进了这股潮流。勾栏瓦肆,吟和酬唱,频频出彩,柳永很快就名噪京师。“仁宗颇好其词,每对宴,必使侍从歌之再三”,皇帝犹且如此,那些乐工歌伎们更是趋之若骛,每得新曲,,必请柳永填词后再唱。

风光八面,如鱼得水,潮流簇拥着柳永,柳永又领导着潮流。之前的词多为小令,是文人士大夫花前樽间的消遣雅趣,而柳永把词从皇室豪宅的象牙塔一步步引向市井里巷,运用民间俗言俚语,委婉通俗,音调优美,开创了慢词这种新形式,使词由无病呻吟的涓涓细流,哗啦啦流淌起了平民百姓的厚重气息,尽管受到了不少文人士大夫的轻视,可还是出现了“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盛况。

得意忘形,乐极生悲,正当柳永在瓦肆歌馆忘情驰骋之时,科举失意的阴云陡然大雨浇头,年轻气盛的柳永哪肯接受这个无情的现实,于是挥笔写下了《鹤冲天》来纡解忧郁安慰自心: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字里行间无不透漏着书生幼稚的狂傲:本来我是要独占鳌头的,这么清明的时代竟把我这个宪材给漏忘掉了,虽然没有考中,可我这个才子词人,也是没有穿官袍的卿相;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那我就只好把这身外浮名放下,去烟柳花巷与美酒靓女寻欢作伴。

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一向热中功名的柳永不过是意气用事、小资情调,可宋仁宗赵桢却较上了真儿。再次科考时,柳永虽榜上有名,,宋仁宗却皱起眉头,气冲冲地说:此人花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一句话断了柳永的前程。无奈的柳永只好打着“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招牌,专职写词谋生去了,这大概是我国最早的自由撰稿人。

宋仁宗也真没雅量,自己天天锦衣玉食美女如云,却不能容忍一个穷酸文人的几句牢骚话。这一下,使正在功名路上热情奔跑的柳永面前,骤然阻挡起了绝望的堤坝,那湍急的才情洪流便在市井坊间婉约词派旖旎迷人的千年风景,铸就了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个里程碑。

填词作曲的盛风使柳永赶上了天时,京都瓦肆歌馆的繁华使柳永赶上了地利,惟有人和,虽然他的词作受到了大众的喜欢,可那毕竟是少数人专制多数人的时代,况且他惹恼的是皇帝老儿。

柳永始终在矛盾中挣扎。一方面他鄙视功名,流连于勾栏坊曲,追求个性的充分自由。同时又孜孜不倦地追求功名,希望及第登科,官至将相,像同时代的文人一样,以寻求到一个更好的生活载体。

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隐于山者多是把隐居作为待机而沽的出山条件,而隐于市者多是大彻大悟、放浪形骸。柳永既没有小隐闲云野鹤的耐心等待,虽沉潦于市,他也没有大隐的看破红尘。而在在这矛盾的背后就是他对人生的执着和对生活的热爱。

所以,面对一次次的打击,柳永牢骚满腹却又步履维艰地行进在自己的人生轨道上。直到53岁才得到命运的垂青,因为这次科考有两个对他极为有利的硬条件:连续五年考试不第和年过五旬,他都占,于是按照条件柳永才硬套出了个进士。

尽管他勤勤恳恳,他的才干和成绩不断受到肯定,可他在地方小官任上辗转十年之久,得不到升迁,因为他在文人士大夫眼里仍是另类。无奈之下,他找到了时任宰相晏殊,这个“一曲新词酒一杯”的词人,压根儿就看不起柳词和柳永,不但没有帮忙,还奚落了柳永一顿。

其实,排斥柳永的文人又何止晏殊,就连苏轼这个同样命运坎坷的文人对柳永也是同样不屑。当初柳永声名鹊起时,苏轼便以轻蔑的口吻问门客:我词与柳七相比如何?门客答:柳七的词,只能由十七八岁的小女孩,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你的词须关西大汉,用铜琵琶铁拍板,吼唱“大江东去”。门客的话客观上道出了婉约和豪放两大词派的不同,主观上却是褒苏贬柳。苏轼毕竟是一代大家,当他读了柳永的《八声甘州》后,马上改变了态度,说:人皆言柳词俗,然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佳处,不过如此。

诚然,柳词有它大俗的一面,羁旅行役、闺情幽怨、烟花巷陌,要不就不会受到当时市民的欢迎。可是,柳词也有它大雅的一面,情景兼融、清劲奇丽、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否则就不可能受到历代文人的推崇。那首写杭州美景富庶的《望海潮》大气氤氲,以致在130年后,金国君主完颜亮看了此词,对“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馋涎欲滴,遂立投鞭渡江之志。一首词竟点燃了一个侵略者的占有欲,如果宋仁宗和柳永在天之灵有知的话,不知有何感想。

受皇帝冷落,遭文人排斥,尽管一路跌跌撞撞,柳永却始终没有忘记仕进,为了改变命运,进呈一首《醉蓬莱》,本想拍皇帝的马屁,却又莫名其妙惹怒了皇帝,终致落仕,浪迹民间,以致死后身无余财,还是那些歌伎们集资将其安葬。

夕阳落叶,寒蝉悲秋,这是柳永命运的主色调。在落魄中抗争,在坎坷中追求,可到头来依然“一生赢得是凄凉”。

柳永若是志大才疏花拳绣腿,那么他人生就少一些悲剧色彩。如果他善于察言观色官运亨通,后人就少一些怜悯同情。如果他这匹词坛黑马甘心蛰伏槽枥之间,与那些平庸的文人一起故作清高,也许会减少一些人为的阻力。如果他能割舍那滚烫的功名心,不管不顾地走自己的路,也许就没有那么多的悲戚呻吟。

如果上边的假设成立,那柳永将不再是柳永,历史也许不会有他这么厚重的一笔。可柳永就是柳永,他既有凡人坦荡的性情,又有文人攀龙附凤的俗气,关键是他没有在作词与做官之间找到一个托起自己乌纱的支撑点。他把做官的细腻用于了作词,把作词的疏朗用于了做官,天时地利使他成为词坛佼佼者,却没有把握住那至关重要的人和,以致于在官场屡屡碰壁。他是词坛上的成功者,是官场上的失败者。

伫依危搂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这首《蝶恋花》应是柳永生活追求的真实写照。他虽化蛹为蝶于寻常巷陌,而他所依恋向往的却是豪宅名门雕梁画栋,虽折翅而不悔。衣带渐宽人憔悴,伫依危楼望眼穿,那可怜的功名心有几人知晓,那满腹心事向谁倾诉?

往事越千年,人间几度春,十一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一千年,多少王公贵卿都化作了粪土,而柳永的身影依然在中国文学史上振翅舞动。诗当学杜诗,词当学柳词。如此,柳永这个白衣卿相,当知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