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后秦鸠摩罗什译。《三宝记》(八)以及《内典录》(三)之罗什条下都列有此经，在其注的末尾记有“见于别录，乃什之重译”。但是《出三藏记集》(四)将此经列入失译者杂经录中，并在注中加上了一个“抄”字。由此观之，梁代时此书业已流存，但当时并不认为是罗什所出，而是将其视为失译者之经。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再考虑到经题下所加的“抄”字，我想可能是从某部经中抄出一部分，或是将已经由别人翻译过来的经典加以撮要而来的吧。而且《开元录》(四)之“支派别行经”中就列举此经，其注里写有“抄第一经卷”(“第”字或为赘加的吧)。所谓“支派别行经”，就是从一部经中抄出一部分来另外流布，因此，虽然不能明白将此经的哪部分抄录出了，但毫无疑问，它绝不是这部经的完本。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从罗什的译经中抄出的东西，但罗什并没有译出这种题目的经来。因其传现已失传，无法判明其内容。但若把它当成是抄录出的东西的话，这当然不外于前记诸经了。

　　19．弥勒下生经

　　一卷，失译者。此经出自《出三藏记集》(四)，记为异出本。所谓的异出本，盖与罗什所译的同名经典不一样之义吧。因今失其传，无法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部经。

　　20．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

　　一卷，闰之九，北凉安阳侯沮渠京声译于公元455年。向来的目录里都将此经记成单译本①（注释：参照《法经目录》一卷、《静泰目录一卷》。），惟有《大周目录》记与《下生经》属同本别译，但如前所述，这是错误的。此经也是所谓的“六部经”之一。

　　21．弥勒成佛经

　　一卷，释道标译、道政改删于公元480—500年。《三宝记》(十一)、《大周目录》(四)、《内典录》(四)中又称《下生经》，这实在有点奇怪。《成佛经》和《下生经》本来不属同本，但《内典录》却记这二经先于此经由长安的释道标(又作褾)译出，此经是第三出，与罗什本稍有不同。南齐之世，江洲沙门道政又对道标所定之处作进一步删改，使之首尾一致，亦名《成佛经》，而且自此经首始有了大智舍利弗。虽也明确标有年号，但仍不知为何帝。之所以称为第三译，依其经题《成佛经》来看，是因其次于法护和罗什所译之经之故。不过，在《成佛经》经首却并没有出现大智舍利弗这几个字，有这几个字的，就是《下生经》。虽然《内典录》里也说道政将其删改或使之首尾一致，但他只是将《成佛经》和《下生经》杂糅而造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来，《大周目录》中也称之为《下生经》。

　　22．弥勒下生经

　　一卷，陈真谛译于公元554年。《三宝记》(十一)、《内典录》(四)认为此经是真谛于承露三年在豫章的宾田寺所译，是第二译；《大周目录》(四)记为三纸。但这里所说的第二译是指从何经而来的第二译?书中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开元录》(六)里也有上述记载，但已订正为第五出，而且还说与罗什等人所译经同本。真是这样的话，我认为第五出的观点当正确。即此表中的第12经为第一译，第13经为第二译，第14经为第三译，第17经为第四译；而《开元录》(十四)将此经列入“三存三缺”经的“缺”部中，是因为《开元录》的作者智升根本就不可能看到这部经，又如何知道其同其异呢?关于《开元录》(六)所录真谛著书，该条记见于《长房内典录》等目录。可以认为它是依据此类书所成，但《三宝记》和《内典录》都将其记为第二译，也并没有讲与罗什所出本是否真的是同本。由此来看，不能不说《开元录》所记颇令人感到奇怪。有人或许认为是与《开元录》同时代的《三宝记》很可能把“第二出”记成了“第五出”了。如果真的是误笔的话，那连《内典录》也出现同样的误笔，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况且，这也仅仅是猜想而已，再也没有其它的事实可以证明。《大周目录》(四)仍将此经视与罗什的《下生经》同本，但也将其与《上生兜率天经》视为同本(暂且把与法护和罗什的《成佛经》为同本之说当成误笔)，故此说尚不足以为信。况且，如果真的如其所记，那么罗什的《下生经》就有七纸，真谛的仅有三纸，还不到前者的一半。因为该经现已失传，即使真谛真的译有此经，我们也已无法判断其异同了，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了。只不过在这里想说，即使是古代的记载，我们也不应该言必称信。

　　23．弥勒菩萨所问经

　　一卷，地之六，后魏菩提留支译于公元509—537年。《三宝记》(九)记译于赵欣之宅，乃觉意笔受之作；该书、《法经目录》(三)、《内典录》(四)、《开元录》(六)均认为与《大乘要慧经》同本别出；在《开元录》(六)记为第二译；《静泰目录》记有四纸，而缩印藏经《静泰目录》则将其与《大乘方等要慧经》并列与支谦译《慧印三昧经》和《如来智印经》(都属宙之一部)，以及上述四经列为同本异译。但在宋元明藏中，则将这四种经的前、后二部经分别列为同本别译，这原本就是很正确的。这两种经的内容自不必说，就是长度来讲，也有很大的不同。这就像前面讲的情况一样，在《要慧经》和《所问经》之次脱却了“与右二经同本别译”几个字，故后人就轻率将《智印经》之后的二经当成四经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大周目录》(三)中记有：《弥勒所问本愿经》由东晋祗多密译，《弥勒菩萨所问经》由菩提留支译于后魏永平二年至天平年间①（注：其序中云：魏的永平二年相当于梁的天监八年，天平则相当于从梁的中大通六年开始的四年间。），与前二经同本异出。这是大错特错了。如前所述，向来的目录类中一直将此经视与《要慧经》同本；而且，祗多密的译本今虽已失传，但依目录类来看，其当与法护的《所问本愿经》同本。由此来看，彼此两经之间是有明显之不同。而且，造成《大周目录》的谬误的原因也很单纯：与菩提留支同名的翻译家在后魏和唐代都有，而且都翻译过弥勒的经典，因此，人们就把唐的菩提留支的译本和后魏的菩提留支的译本相互混淆了。

　　24．大宝积经弥勒菩萨问八法会第四十一

　　暑之十，后魏菩提留支译。该经与菩提留支的《所问经》(第二十三经)为同本同译。《开元录》(六)《所问经》条云“本编入于《宝积经》，相当于第四十一会，改名《弥勒菩萨问八法会》”。

　　25．弥勒菩萨所问经论

　　十卷，暑之十，后魏菩提留支译。这是前二经的释论，出自《三宝记》(九)和《内典录》(四)，其作者已不可考。《三宝记》(九)记与前述相同，即出于洛阳赵欣宅，僧朗笔受；《开元录》(六)记“五卷、或六卷、或七卷、或十卷，释《弥勒所问经》，即宝积第四十一会也”。五、六、七、九、十卷之差只是分卷之不同，其内容并没有不同；宋藏记为六卷，元明藏记为七卷，缩印藏记为九卷，这样看来，十卷之经大概也有吧。

　　26．弥勒下生成佛经

　　一卷，黄之五，唐义净译于公元703年。《开元录》(九)记为第六出，与罗什的《弥勒下生经》等同本；又记：大足元年(中宗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译于东都大福先寺。该经也是所谓的“弥勒六部经”之一。

　　27．大宝积经弥勒菩萨问八法会第四十二

　　地之六，唐菩提留支译于公元693至713年间。《开元录》(二)记与法护的《所问本愿经》之《宝积所问会》属同本；《大藏圣教法宝标目》(二)也记与上面的旧《弥勒菩萨所问本愿会》为同本异译。前面第二十三经条下的《大周目录》视与祗多密的译本为同一物的，实际就是这部经。

　　28．慈氏菩萨所说大乘缘生稻秆喻经

　　一卷，闰之十五，唐不空译于公元746至771年间。《法经目录》(一)、《静泰目录》(二)以及《开元录》(三)等书中，将此经与下述三经列为同本异译。这三经是：《了本生死经一卷》，四纸，支谦译于吴的黄武年223—253；《异了本生死经一卷》，《静泰目录》和《开元录》未收此经；《稻秆经一卷》，六纸。《法宝标目》(四)又将第二部《异了本生死经》排除，将另二部经视视为相同之译，并详加分别。还认为此经就是弥勒为舍利弗详说十二缘起之经。虽然前二部经均收于大乘方等部(宙之七)，而将不空的这部经则收于秘密部，但不空所译之经也与前者属同本。后来宋代施护又将此经重译，并题名《大乘舍黎娑担摩经》(见于宙之七)。

　　29．佛说慈氏菩萨誓愿陀罗尼经。

　　一卷，成之八，宋·法贤译于公元982至1001年间。

　　30．佛说慈氏菩萨陀罗尼

　　一卷，成之十二，宋法贤译于公元982至1001年间。前述二经虽然都是讲陀罗尼的，但其内容却完全不一样。

　　除了以上所列举的经典外，还有在向来的目录中被视为伪经而收录的著述，其数量也不少。现按顺序将其列举如下：

　　31．弥勒成佛本起经

　　十七卷，《静泰目录》(四)记为十卷、《大周目录》(十五)记为一部十七卷，盖皆为误写。

　　32．弥勒下生观世音施珠宝经

　　一卷

　　33．弥勒成佛伏魔经

　　一卷

　　34．弥勒下教经

　　一卷，《出三藏记集》五的疑经部所记“弥勒下生经一卷”即此经否?

　　上述四经出于《法经目录》，向来诸家目录均将其列入“众经伪妄”之中。由此亦可知，隋以前关于弥勒的诸种伪经曾风行于世。

　　35．弥勒经

　　一卷，《静泰目录》(五)记为欠本，在过去的目录中作为有名无本之物而与《弥勒当来生经》一起收载。简单地称其为弥勒经，这也只限于古代的目录中。我想不一定非要说是伪经，它或许与后人从佛经中抄出之物有关。

　　36．佛说弥勒下生救度苦厄经

　　一卷，《大周目录》(十五)将上经列入伪经之中。

　　37．弥勒须河经

　　一卷，此经收录在《开元录》(十四)的《有译无本录》中，至于为何人所译、其内容如何，已不可考。只因其题名冠有“弥勒”二字，故而将其列举于此。

　　以上，我不问其同本还是异本，也不论其是真是伪，把与弥勒有关的三十七种著述列举出来。当然，如果再仔细地检索《大藏经》或研究目录类的话，也许还能发现一些经典。不过我想，就是仅与弥勒有关的不到四十部的经典在中国被翻译或制作出来本身，也足以使我们很容易推测到中国的弥勒信仰之盛况了。

　　附记：虽然是与弥勒研究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的题外话，但我仍然想就本章所讨论的经典说几句。作为佛教典籍志研究的一种资料而言，中国自古以来的目录类著述，无论哪一本，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知识，但同时，我们又不能绝对地迷信哪一本。因为后世所出的目录大抵都蹈袭了前代的东西，并添加上新翻译制作的内容，所以，前代目录中误写了的，大多亦被后代重复，几乎没有被改正。因此到了后来，所谓的“错上加错，集众错之大成”这种倾向并不是没有。开始的时候，即便有了错，只要稍加注意就立即能够发现，可愈到后来，谬误就愈加复杂，也就愈来愈不能容易地识别了。因此我们在检索目录类的时候，就必须尽可能地参照更早期的东西，而只把后来所出的东西作为一种参考。即使在参考后来的东西时，也有必要依据著作的年代顺序对其加以研究。这样做的话，即使存在错误，也能够看出不断地造成错上加错的脉络，从而使自己较容易地免于重蹈错误的流弊。这是后世学者们应该十分注意的一点。我想，本章中所列举的那些事实也足以证明我的这些话并非言过其实，故在此先向初学者们进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