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严禅的“即事而真”与程朱理学的“即物穷理”

2014/9/3    热度：448   

华严禅的“即事而真”与程朱理学的“即物穷理”
　　晚唐五代以后，禅教合流，华严宗与禅宗交融渗透，华严宗的理事圆融、理事双修被禅宗所吸收，在青原行思一系列的南宗禅下遂有“即事而真”的华严禅兴起，影响深远，流风所被，由唐入宋，由禅及儒，直接开启了程朱理学的“即物穷理”。吕曾独具慧眼指出，理学之受华严佛说影响乃“通过禅学特别是所谓华严禅而间接受到的影响，并非是直接研究而得之华严的。”(《佛学源流略讲》)在华严佛学到程朱理学之间有一个特殊的中介环节--华严禅，由此构成了唐宋时期由华严理事双修→禅宗即事而真→理学即物穷理的儒佛文化交融进程。
　　华严禅作为禅教合流的新禅，是如宗密那样把“教”定于华严、把“禅”定于禅宗的合二为一，“禅尊达摩，教尊贤首”，尤以青原一系的南宗禅曹洞、云门、法眼三宗为代表。华严“教”以理事关系问题为核心，其法界缘起以法界为体，以缘起为用，一切诸法相互为体、相互为用，缘一法而起万法，缘万法而入一法。发而为六相圆融、十玄无碍、四法界之说。六相圆融以总、别、同、异、成、坏六相论物物各各不同而又融通无碍，法藏称“一即具多名总相，多即非一是别相；多类自同成于总，各体别异现于同；一多缘起理妙成，坏住自法常不作。唯智境界非事实，以此方便会一乘。”(《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十玄无碍用教义、理事、境智、行住、因果、依正、体用、人法、逆顺、感应十玄门论圆融，即“用”即“事”言，举示一切万有相入无碍，多能容一，一能容多，一中有多，多中有一；即“体”即“理”言，一法即一切法，一切法即一法，相即无碍，融摄无间。四法界则以理事关系论述天地同根，万物一体，一即万，万即一，故法藏云：“事虽宛然，恒无所有，是故用即体也，如会百川以归于海；理虽一味，恒自随缘，是故体即用也，如举大海以明百川。”(《华严经义海百门》)理事圆融无碍是说理即事，事即理，理含事，事含理，理与事之相遍、相成、相夺、相即、相非五重关系，均在显示理事的统一不离，相即相入，事以理为体，理以事为用，一理摄万事，万事归一理，理寓于事，事统于理。因此华严宗人主张即事观理，从现象认识本质。法藏以为：“理事合论，况阿赖耶识，令生正解，名托事显法生解门”。(《华严金狮子章》)理事合论，要求通过事体现理，托事而显法，即物而求真，这种“托事显法生解门”强调观察事物应把理与事、本体与现象结合起来，就事识理，即物求道，从现象认识本质，即承迁所谓“睹万法相，用显真理。”(《华严金狮子章注》)天台宗有三种观心法，其一亦名“托事面”(又名历事观)，也是要求事相一一入于心而于实理成观。法藏这种“理事合论”，也就是澄观所说的“理事双修”，澄观以为：“真妄交彻，即凡心而见佛心；事理双修，依本智而求佛智。理随事变，则一多缘起之无边；事得理融，则千差涉入而无碍。”(《大方广佛华严经疏》)事理双修乃在即事求理，事得而理融，事变而理随，依事而求理，依万殊而求一贯。这种理事双修、理事合论，既是华严圆融无碍的法界观，又是华严托事显法的唯识观，南宗禅的“即事而真”便从此发展而出。
　　青原一系南宗禅实即一方面吸收华严的理事圆融而为“教”，一方面又吸收华严的理事双修而为“禅”，合而为自己即事而真的华严禅。禅宗在慧能以后已开始融取华严教理，故南宗禅中最早提出“即事而真”说者，是慧能弟子永嘉玄觉禅师，他的《禅宗永嘉集》中便有“理事不二”一章，明确提出：“事理不二，即事而真”，前者本自华严的理事圆融，后者本自华严的理事双修。到青原门下石头希迁，在《参同契》中较完整地建立了事理圆融、即事而真的华严禅。他把理事、心物、内外关系作为他的佛学思想的中心问题。在理事关系上他主张不执理事两边，“灵源明皎澈，支派暗流注，执事元着迷，契理亦非悟。”心为灵源，物为支派，执于事固迷，单契于理亦非悟，应当即事即理，贯通事理，即事见真。石头吸收华严十玄门思想，提出“回互”说：“门门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尔依位住。”回互便是圆融，理事交涉，触会之境贯于各各门类之中。他把理分为“物理”与“性理”，由物理上观，事各住一方；由性理上观，事融贯统一，他比之为“事存函盖合，理应箭锋拄。”以函盖喻事，是说事之随器，能大小变化，方圆宛转；以射箭喻理，是说理之贯物，如箭箭相顶，一以贯之。
　　石头以后，青原一系演而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家，南岳一系演而为沩仰、临济二家。五家门庭设施虽异，但都以理事圆融为中心。五家之宗眼，沩仰方圆默契，临济互换为机，曹洞敲唱为用，云门函盖截流，法眼一切现成。沩仰以方圆喻理事，理为圆，事为方。临济以宾主喻理事，理为主，事为宾。法眼主一切现成，“理事相资，还同目足”，以为理事圆融、相即相入乃自然天成，如同目与足，互相协调，非人为安排。云门以三句、一字关、三字旨光大石头即事而真思想，三句云：“函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这是以函盖喻理，以截流喻事，认为理普遍存在，函天盖地；理为整体，事为个别，事只如截流的一个断面；事之随理，即事而真，有如随波逐浪。曹洞主偏正回互，是以理为正，以事为偏，因相互配合不同，因而有敲有唱，从中可辨听出偏正。
　　石头希迁--云岩昙晟--洞山良价--曹山本寂以即事而真的“宝镜三昧”为一脉相传的法门与宗眼。石头之说传至云岩，进一步提出“宝镜三昧”，洞山的《宝镜三昧歌》解云：“如临宝镜，形影相睹。汝不是渠，渠正是汝。”人观万象，如照临宝镜，镜内是影，镜外是形，理事宛转正如这形影相睹，内外相即，影即是形，形即是影，即影见形，即事见真，由个别显现全体。洞山进而更有涉水见影、遗像见真之悟，以为理为共相，事为别相，即事而真、事上见理不仅见到理，而且见到事，不仅见到共相，而且见到别相，是就事见理，就别相见共相，犹如见水中影尚是共相，唯有在遗像中才能显现其真貌。洞山与曹山师徒据“宝镜三昧”发明“五位”，君臣之五位论理事之交涉，功勋之五位论修行之深浅。五位法以理与事的关系立五种境界，是以阳爻为正：体、君、空、理、真，以阴爻为偏：用、臣、色、事、俗，叠而为三，变尽成五，即正中偏、偏中正、正中来、偏中至、兼中到五位，一、三两位背理就事，二、四两位是舍事入理，均理事割裂乖违，唯有五位理事并行，体用兼到，君臣合体，色即空，真即俗。故当有僧问曹山：“于相何真?”曹山回答说：“即相即真”。“即事”就是要求不离事事物物，从个别事象上体认性理，即物求道，理不离事。“山青水绿明玄旨，鹤唳猿啼显妙机。”
　　总之，“即事而真”就是强调由个别体认一般，由分殊体认理一，由别相殊相体认共相总相。青原一系的南宗禅的即事而真，把华严理事圆融的教义同禅宗即物求道的禅修结合起来，直接孕育出了程朱理学的“理一分殊”与“即物穷理”。二程与朱熹都好佛禅。朱熹尤喜华严宗与禅宗，但他虽早年师事临济宗杲大弟子道谦学看话禅，后来却主要接受了青原一系的华严禅。他生平最崇仰的禅师便是法眼文益的大弟子德韶。德韶在通玄峰顶洗澡，忽然有悟，写下一偈：“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法眼赞叹说：“即此一偈，可起吾宗。”(《五灯会元》卷十)所谓“吾宗”，即法眼“一切现成”之宗眼，德韶一再说的“事无不通，理无不备。”“佛法现成，一切具足。”“道圆同太虚，无欠无余”。这是说修禅达到顶峰，固然不同于人间；然而心外无法，又随处可以见到青山(禅境)。因此处处皆禅，不待安排。朱熹生平最喜此偈，他年轻时就曾登上安溪凤山，在通玄庵壁题了此偈。中年时仍云：“若圣门(儒)所谓心，则天序、天秩、天命、天讨、恻隐、羞恶、是非、辞让，莫不该备，而无心外之法。”(《朱文公文集》卷三十)晚年时弟子吴寿昌记叙云：“寿昌因先生酒酣兴逸，遂请醉墨，先生为作大字韶国师《颂》一首。”(《朱子语类》卷一百零七)由此足见华严禅对朱熹理学形成的深刻影响。华严禅之理事圆融孕出程朱理学一分殊，华严禅之即事而真孕出程朱理学之即物穷理(分殊体认)。理一分殊实即用理学语言论华严的理与理、理与事的圆融无碍，以为从理与理的关系看，一理(性理)流行于天地之间，是为“理一”；一理散为万物之理(物理)，是为“分殊”，这同石头希迁“性理”、“物理”之说如出一辙。从理与事的关系看，太极(理)散而为万物，万物各具一太极，一道贯事事物物，是为“理一”，事事物物形象变化不同，是为“分殊”。从体与用的关系看，道(理)为体，是为“理一”，物(事)为用，是为“分殊”。“理一”与“分殊”、理与事的关系是“全”与“分”的统一，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共相与殊相的统一，理在物中，由分殊显现理一，故朱熹也强调即物求道，就分殊体认理一，由殊相穷究共相。华严的理事双修讲“即事即理”：“如此华藏世界海中……当知一尘即理即事，即人即法，即彼即此，即依即正，即染即净，即因即果，即一即多。”(法藏)朱熹的理一分殊也讲“即事即理”：“春山朝荣，秋堂夜空。即事即理，无幽不穷。”(《祭李延平先生文》)曹洞的即事而真是要就事上体认理，程朱的格物致知也提出即事穷理，格物求道，即分殊而体认理一。在儒经中“格物”与“穷理”本分在两处，“穷理”见于《易·说卦》，“格物”见于《大学》。程朱却借助于华严禅理事圆融与即事而真的思辨，将《大学》的“格物”同《易》的“穷理”合而为一，以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四书集注》)理一散在分殊，必须就分殊体认理一；理在物(事)中，必须格物(即物)而穷理。朱熹特别强调“格物”与“穷理”是一回事：“《大学》不说穷理，只说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如此方见得实体。”“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语类》卷十五)这种即物求理，也就是由分殊上求理一，所以朱熹又特别强调分殊体认：“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语类》卷十六)这就是延平李侗一再告诫他所说的：“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须是理会分殊，虽毫发不可失。”(《延平答问》)朱熹后来用“随事以观理，以察天下之理；即理以应事，以明天下之事”，高度概括了这种分殊体认与即物穷理--这是理学家的或儒家的“即事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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