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师长一起或与同学朋友一起，都一样。陈之藩引林语堂之说云：“导师坐在那里喷烟；喷得你天才冒火”。当然此言“不是字面意义”。也就是说，不一定真的喷烟；因为还是不吸烟的人多。可是我记得费孝通先生回忆当年留学时，那位导师爱吸烟，每周有一天聚会，他在一边听人谈话，可真的是被烟熏得够呛。但是他也说，在那里可以长真学问。

　　最近读王则柯《感受普林斯顿》，回忆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他说有位闻名的数学家对学生说，课可以不听，“惟一要求就是天天参加下午茶的聚会”。可见早有学者指导学生这么做。中国大学里似乎没有这种“下午茶”之类的聚会。也有学者教授说过，这是一个缺憾。

　　中心电视台的第二套节目，在11月中旬接连几天播放当年西南联大的故事，很有趣，而且很动人。教师和学生，在那么困苦的环境里教书读书，大家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但是当年出了那么多的人才。我记得在11月<p>18.日播放的内容里，有李政道、杨振宁等大学者的回忆。李政道说，当时学校晚上电灯不亮，无法看书，只好到街上茶馆里去坐。茶馆里有汽灯挂着，比较亮。花很少的钱，泡一杯茶，坐一个晚上或一天，老板都不会撵人。于是一到晚上，茶馆里满是学生，一人抱一本书看。他说，这不妨叫做“茶馆方式”的读书。杨振宁说得更具体，他记得，有一天几位同学在茶馆里谈到物理学中“哥本哈根学派”。到底这一派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同学们争论不休，没有结果，回到宿舍不睡觉，还争。都到下半夜了，有人爬起来。点火照明，查书，才得到结论。他说，同学们在一起探讨的机会多，更轻易求得学问。我想起外国学者在学生期间也有这样的事。读《伯林传》（伊格纳季也夫著，罗妍莉译），有件趣事我记得最清楚。在1934年，伯林25岁左右，在剑桥大学工作，结交的朋友也都是一时之人杰，年轻高傲，才华横溢。有一天晚上，四人聚会，忽然谈到德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那时候维氏在哲学界如神明一般，人人读，人人谈。这四人想到维氏的一句名言：“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这话是人人记得的，问题是维氏在他的大著《逻辑哲学论》里把这话说过几次。四个人，两人认为说了一次；两人认为说了两次。争论不下。怎么办呢？打赌。而且马上“打的”去找书，去查，输者请客。后来查清，维氏说了两次。一次在序言里，一次就是书的最后一句话。而这事，同杨振宁先生回忆里那一次“夜查哥本哈根学派”故事很相近。这只有“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时才能发生。算来，两件事前后只差五六年时间吧。不过，一在穷国一在富国罢了。说来也许好笑，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还不大知道“打的”是怎么回事。但是，现在想来，那种学风可是很近似。

　　现在，我们各处的大学自然富裕了，这种茶馆里“泡”学问的学风可是中断了。喝茶喝咖啡喝啤酒者仍有，少的是谈学问。看来，当年昆明的茶馆里“泡”学问的事，只是那里文化氛围的一点外延。有心人去坐，“泡”的是学问；无此心者，则泡别的，或竟“泡妞”。茶馆，咖啡厅，也看怎么去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