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的研究重心和史学表现

　　这书是圣严博士的博士论文，其先以日文发表，书名《明末中国佛教の研究》，由山喜房佛书林于民国六十四年(1975)出版，105后来由关世谦先生以中文翻译作《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于民国七十七年(1988)由台湾学生书店出版，仕邦不谙日文，如今所论是据关世谦先生的译本。

　　据这部书的圣严博士〈自序〉略云：

　　笔者之于研究智旭问题，其着手的机缘，是因为来至日本的留学目的，虽然以研究天台教学为着眼点，但由于前年(按，1973)逝世的坂本幸男博士，曾经多次建议：以一位中国僧侣，从事于佛学研究，应以智旭集的灵峯宗论为研究的对象。经屡次相劝才作了定论。(页5)

　　据此，严公的学位论文，其研究论题(Topic)是出诸指导教授的劝诱，而非自行发掘的。本来一位研究生的论题若由老师指示，通常其研究难有所成，106然而圣严博士生具天纵之资，是一位能作出大事业的人，是以虽在此情形之下，依然能够完成排版也有四百八十四页之多的；对智旭大师作相当彻底探讨的史学巨著。

　　至于此书题作《明末中国佛教の研究》，大抵缘于出版者的商业考量，认为如此命题较易吸引读者购买，107此原无足怪。也因为这部书的重心在于明末的蕅益大师，尤其大师的思想，因此本文以下引用之时简称作「智旭研究」。

　　《智旭研究》的优点，翻译人关世谦先生的〈译序〉108和金仓圆照博士(坂本幸男博士生西之后接手指导圣严博士的导师)的〈序文〉109已讲得相当透彻。仕邦向来不愿研究有关思想的题目，110又对明史不熟，无从置喙。因此下面能就史学方面，作些续貂性的探讨而已。

　　《智旭研究》的第一章<智旭的时代背景>是用功甚大的力作，将蕅益大师的整个时代背景探讨得很彻底，因此下面就章中五节逐一加以探讨：

　　第一节政治、社会方面的关联，内分两小节：

　　一、明王朝末期的衰败与紊乱

　　这小节痛论(一)明末帝王不理朝政，(二)君主宠溺宦官与佞幸，(三)忠贞才俊的文官武将被排斥，(四)八股文使科举制度不能产生人才，(五)内忧外患，(六)水旱之灾与流寇的产生。而智旭生于明神宗(1573～1619在位)万历二十七年(1599)，寂于桂王由榔(1647～1661在位)永历九年(1655)，正值这紊乱的时代。

　　二、智旭心目中的明末社会不安

　　这小节述智旭悲世局动荡，愤官员无能，因此不交权贵，唯有经常礼忏来悼念罹难的众生。《智旭研究》页二二Ｏ至二二一有旭公〈礼忏表〉，述蕅益大师三十三岁至四十八岁共礼忏二十五次，而〈大悲忏〉则有八次多。反映出一位法师在乱世中对世局欲救无从的无奈。

　　第二节与儒教的关联，内有三小节：

　　一、宋明儒学与佛教

　　二、少年期的智旭与明末理学

　　三、智旭的思想与阳明学

　　以上三节专论智旭思想所受儒家，尤其新儒学的影响。仕邦对思想史不愿沾手，前已言之，故不敢置一词。

　　第三节与道教的关联及儒佛道三教同源论，内有三小节：

　　一、明朝的道教

　　二、明末的道佛交往

　　三、明末的儒佛道三教同源论

　　以上三小节，仕邦不敢置一词，而其中第三小节将「三教同源」说追溯到《弘明集》(大正藏编号二一Ｏ二)所收的〈牟子理惑论〉一文所载的思想，其有见地，唯是此文作者并非汉代牟融，因〈理惑论〉作者自称「(后汉)灵帝(168～189在位)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今越南河内一带)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牟子常以五经难之，道家术士莫敢对焉」(页1中)，是牟子在汉末大乱时避地交州，而牟融未往北越。不过历来讹传他是〈理惑论〉作者而已。圣严博士立本节，是为了交代智旭思想中的道教成分。

　　第四节与基督教的关联，本节内有四小节：

　　一、在中国的基督教流传

　　二、明末天主教的流行

　　三、明末天主教与佛教的反目

　　四、云栖袾宏的天说与智旭的辟邪说

　　仕邦按，明末天主教经利玛窦(Matheus Ricei)来华交上权贵之后而曾经大盛，至清中叶仍未衰。既然要讲智旭的时代背景，而天主教跟佛教亦曾反目互诤，因此圣严博士为立本节以交代其历史。在本节中，严公为表列智旭出生前十八年(1581)来华的天主教士罗明坚，以迄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在华去世的卫匡国共三十人的原名、汉名与国籍等(页42-44)。搜寻工夫不易。

　　第五节明代佛教的基础，内分七小节：

　　一、明代佛教的基础

　　二、明太祖的佛教政策

　　二、袾宏、智旭的僧侣分类

　　四、明末的性相融会论

　　五、明末的僧团状况

　　六、明末僧众的分类与智旭的理想

　　七、明末的居士佛教

　　这一节讨论范围，可谓涵盖了整个明末佛教的面貌，也可以略知其时高僧与袾宏、真可、德清等的思想。而末一小节论及明末的居士佛教，尤可注意，因为有了大量饱沾儒学的居士因禅悦而信佛，故明末抗清失败之后，追随福王由崧(弘光帝，1645在位)和唐王聿链(隆武帝，1646年在位)的文臣武将中信佛教者不甘降清而在江南和福建出家，而追随桂王由榔(永历帝)抗清十五年失败的信佛文臣武将在云南贵州一带出家，这些佛门的新血在清初振兴了华夏释尊遗教。其详情请参阅陈援庵(垣，1880～1971)所撰的《清初僧诤记》和《明季滇黔佛教考》。

　　从上述五节所论述范围之广，探讨程度之深，足见圣严博士曾下过很大的准备和考据工夫，读了《智旭研究》之后，使人对明末佛教获得一个相当完整的概念。大抵这首章能提供上述的概念，出版者便将此书冠以「明末佛教の的研究」之名付梓。

　　至于第二章以至第五章是论述蕅益大师的生平与思想，这方面请恕仕邦无从置一词，今仅能就有关史学方面略谈一下。

　　首先，智旭的传记资料不多，圣严博士在第二章第二节〈智旭的传记〉中所列举的，仅有：

　　一、智旭五十四岁，公元一六二五年时所投的自传《八不道人传》。

　　二、智旭弟子成时撰于公元一六五五年的《八不道人续传》。

　　三、居士彭希涑(1760～1793)所撰《净土圣贤录》中卷六的〈智旭〉。

　　四、喻昧庵(谦，约1918～1923)所撰《新续高僧传》卷九〈清阳九华山华严庵释智旭传〉，圣严博士认为此书「有不足信赖之处」111(以上见页157)

　　在此数据寡窘的情况下，圣严博士运用了史学方法中的「内证法」，找出藕益上人父母和一、二亲属的姓名。《智旭研究》第二章第二节〈智旭的传记〉略云：

　　智旭的记述中，对家族方面的叙述极为稀少。但经考证加以判断列举如下：(1)父亲锺之凤，字岐仲。(2)母亲金大莲，智旭曾在很多愿文中，列举父母名字，以修行的功德回向父母的菩提增上。在智旭的文献，当生育智旭时，他的双亲已经四十岁，另有智旭在二十岁(仕邦按，公元1618年)丧父，二十八岁(仕邦按，公元1626年)母亲作古。(3)叔父的名字虽不尽明了，但在他出家的前夕，曾与叔父话别。(4)舅父金赤城，在智旭的自白中，曾三次提及，当智旭二十六岁时(仕邦按，公元1624年)，他这位舅父便已逝世。(页154～156)

　　上述的资料，便是严公据智旭的〈发愿文〉和《灵峯宗论》等112搜得的内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