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学的黄金时代(2):壁观婆罗门——达摩
2015/5/23   热度:192
我们都知道,禅宗的真正开创者是慧能,但在当时已有达摩及其后继者的传说。由于前人对达摩的记载纷纭不一,因此今天我们已无法知道他究竟是谁、究竟在什么时候来到中国。有人说他是波斯的和尚,在公元四八零年来到中国,也有人说他是属于南印度的婆罗门族,在公元五二七年来到中国,死后五三六年。在本书中,我们无须去为这种说法辩证,不过后一种说法在慧能当时已流行,而且确认达摩曾见过梁武帝。究竟这种传说含有多少史实,虽不可知,但却为唐代的禅师们所公认,把它当作活的传统。
依据这个传统,达摩于公元五二七年到了中国南方,便受梁武帝之邀到首都南京,这位信佛虔诚的皇帝便问:“自我登位以来,建了不少庙,印了不少经,供养了不少和尚,是否有很大的功德”?
达摩回答说:“没有”
梁武帝奇怪的问:“为什么没有呢”?
达摩回答说:“因为你所做的只是一点世俗的小果报而已,谈不上真功德”。
梁武帝又问:“那么,什么才是真功德呢”?
达摩回答说:“真功德是最圆融纯净的智慧,它的本体是空寂的,你不可能用世俗的方法去得到它”。
梁武帝又问:“那么,什么才是圣智呢”?
达摩回头说:“廓然无圣”
梁武帝不禁诧异的问:“既然无圣,那么,你是谁?”
达摩回答说:“不认识”。
达摩发现梁武帝和他没有缘份,便渡过长江,到了河南的嵩山,住在少林寺中,据说他整天的丰壁而坐,有人便称他为壁观婆罗门。
关于“壁观”两字,有人就字面上解释,也有人就精神上了解,例如铃木大拙认为,“壁”的意思是精神集中,屏息诸缘。他把壁观解作金刚经中所谓的觉观,这是批一种开悟的境界。以笔者的看法,这个“壁”字,是指我们突然而临着一片悬崖绝壁、无法以普通方法攀援而过。这使我想起了颜回向孔子问学,到最后耗尽了心智,好像突然面临着绝壁时,不禁叹着说: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在这里,我们无须去辩证“壁观”究竟应从字面上来解,或精神上来看,也许两者都兼而有之。
最值得注意的是,达摩并不反对读经,而且还热心的以那部充满了玄味,极为烦琐楞严经教人。事实上,他是印度人,脱不了印度教的传统、所以他之被认为婆罗门教徒、也是不无原因的。
达摩留下的唯一著作是一篇关于入道二法门的散文,即使这篇文字和后代禅师的风格大有不同,但值得重视的是,它至少可以作为后代禅宗的发展的背景。
入道的法门很多,达摩把它们归纳为二途,就是“理入”和“行入”。
所谓理入就是由教理入道,相信有生之物都具有共同的真性,只是被外物所障蔽,未能发挥出来罢了,因此我们要舍伪归真,专心于壁观,达到物我双忘,凡圣等一的境界,这样才能寂然无为,与道相合。
所谓行入有四种,就是:
①报怨行:求道时如果遭遇困苦,应想到这是前世造的孼,现在虽然已不作恶,但却仍须承受以前的报应。能够体念到这一层,便不会怨天尤人,而能逢苦不忧,化怨愤以入道。
②随缘行:我们应知道世界本无我,一切苦乐都是外缘,荣辱祸福,都是前世的孼,现在虽有,但缘尽了又归于无,因此得之不喜,失之不忧,一切都随缘而行。
③无所求行:世人常执迷不悟,贪求无厌。而修道的人却不然,他们能够处心于无为,顺天安命。深知生活在这个世界中,苦海无边,正像热锅上的蚂蚁,无处可安。真是所谓“有求皆苦,无求乃乐。”
④称法行:佛法就是纯粹的至理。这个至理光明纯洁,不受污染,不分彼此。正如经中所谓:“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有智慧的人懂得这个道理,便应该一切循道而行。
以上所论在宗教的文学中,无异是一颗芒四射的珠宝。它显示了作者在佛教和印度教的作家中,是位杰出的人才。他的“二人”,和基督教中所谓的“冥想之路”,和“实践之路”甚为相似。这个生死和孼的观念在佛教和印度教中,都是属于信仰的范围。但在那篇文字里,这两个观念也都没有脱离理性的思考。达摩“行入”的重要,并不是在于它是实践的,或入世的,而是在于它把理和法看成一体,合为一条方法。这种把抽象和具体打成一片的精神,也许是中国思想带给达摩的。
但尽管这篇文字颇为深刻,却不是后代禅宗的特色,因为在该文中,没有顿悟,棒喝,公案,和那幽默的言词,及美丽的构想。
假如达摩和后代的禅宗之间有任何关系的话,那可能是他运用反问法(即逆喻法)来开导学生,例如二祖慧可有一次问达摩:
“我的心不安,请师父替我安心”?
达摩反问说:“请把心拿来,我替你安”。
过了好一会,慧可回答说:“我已寻了很久,可是找不出心来”。
达摩回答说:“好,我已把你的心安放了”。
这是中国禅宗的第一次传灯,达摩便成了中国禅宗的第一祖。他所运用的方法,是反问法的典型例子,也是整个禅宗传统的一大特色。达摩,像后代的所有禅师一样,并不否定心的存在,但慧可拼命的要去寻,去安的心,并不是真心,而是一种幻影。真心是常安的,是思想的主体。一当我们想到它,或要把握它时,便不是主体,而是客体,当然也就不再是真心了。达摩告诉慧可:他的心已安,只是指示他真心是常安的,无须再去安了。达摩要慧可拿心来,只是要他自己发现他所谓的心是虚幻的。这样一来,由于祖师这种出人意料的话,唤起了学生的直观,使他体悟到自己的真心。
在公元五三六年的某一天,他感觉自己应该离去了,于是便召集学生,要他们发表悟境。有一位名叫道副的学生说:“依我的看法,我们应该不执着文字,也不舍弃文字,要把文字当作一种求道的工具来运用。”
达摩听了后便说:“你只得到我的皮”。
有一位尼姑说:“依我所了解的,就像庆喜看到了阿閦佛国,一见便不再见。”
达摩回答说:“你只得到我的肉。”
另有一位名叫道育的学生说:“地水火风等四大本来是空的,眼耳鼻舌身等五蕴也非实有,依我所见,整个世界没有一法存在。”
达摩回答说:“你只得到我的骨。”
最后,慧可行了一个礼,仍然站在那里不动。达摩便对慧可说:“你已得到我的髓。”
于是,慧可便成为禅宗的二祖。这一幕传法的故事,可说是替老子的:“知才不言,言者不知。”作了一个动人的注脚。
现在,我们已无法确知达摩的这些传说,究意有多少是中国人编造的,有多少是来自印度的,不过可以断言的是,两者兼而有之。不容否认的,后代禅师是受到达摩精神的鼓舞,同样的,达摩在中国期间,也受到中国思想的影响。譬如前面那段他对学生修道时度的品评,令人想起了孟子书中的一段话:“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
在慧可得到衣钵后,某次,有位年过四十的居士为对他说:“弟子患了很重的风湿病,请师父替我忏罪。”
慧可回答说:“那你罪拿来,我替你忏。”
那位居士想了一会说:“我找了半天,却找不到罪。”
于是慧可便说:“好,我已替你忏完了罪。”
这位居士听了后,大悟,便出家做和尚,改名为僧璨,就是禅宗的三祖。
僧璨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叫做信心铭,是用道家的智慧来解释佛理,其中最精彩的几段是:
“至道无难,惟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
“莫逐有缘,勿住空忍,一种平怀,泯然自尽”。
“止动归止,止更弥动,惟滞两边,宁知一种”。
“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两段,原是一空”。
不过僧璨的教人方法仍然未脱前人的窝臼。有一天,一位年青和尚向他礼拜说:“请师父慈悲,教我解脱法门。”
僧璨反问:“是谁缚了你”?
那位和尚回答:“没有人缚了我”。
僧璨便说:“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求解脱法门呢”?
这位和尚言下大悟,他就是禅宗的四祖道信。
由道信,传五祖弘忍,再传六祖慧能,便展开了生气蓬勃的中国禅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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