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学的黄金时代(6):禅门的龙虎
2015/5/23   热度:206
禅门的龙虎——百丈怀海和黄檗希运
前面我们曾提到“百丈清规”一书,虽然该书原本是百丈怀海所写的,但今天保存在大藏经里的,却是元朝百丈德辉的作品(成于公元一二八二年)。不过这本书完全采自百丈怀海的著作。由于这本清规的产生才真正奠定了禅宗的制度。本书强调道德训练,可与圣本笃(St.Benedict)的清规比美。书中,对于方丈和其手下人员的职责都有严密的划分,每天的生活都有详细的规定。最有趣的是关于受戒和田间工作的礼仪。一个人要想出家做和尚,首先要立誓做到五戒,即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YIN,不妄语,不饮酒”。
以上的五戒只是入道的初步,接着还要做到:“不坐高广大牀,不歌舞倡伎亦不往观听,不着华鬘好香涂身,不得蓄钱金银宝物,不非时食”。
达到了这五戒后,才正式剃度,做个成色十足的和尚。
然而百丈当时最先确立的制度是从事耕种,不仅一般僧众,就是方丈也要工作。在百丈以前,和尚不从事生产,而是靠乞食为生的。在印度,和尚是禁止耕种的,因为在锄土或犁地时,不免会伤害了昆虫。这种制度也只有热带气候的印度才适合,因为他们可以吃椰子等水果腹。百丈的清规就是先要革除这种乞食的寄生生活。为什么一个身心健全的和尚要像寄生虫一样,及取俗人的血汗呢?因此他要求所有的僧众必须腾出时间来开垦荒地,从事耕种,以自食其力。同时他强调生产的所得也应和俗人一样纳税。这种具有革命性的见解,反而使得他遭受那些保守和尚的攻击。但他像许多伟大的革命家一样,具有不屈不扰的勇气。在他方丈的时候,比其他的人更卖力的工作,他那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话,已成为各宗佛家的格言了。
百丈活到九十四岁的高龄,在他快临终时,曾有一段动人的故事。据说他的学生们因他年老,常劝他不要再工作,但他却屡劝不听,学生们只好把他的工具收藏起来,而他遍寻不得,便拒绝吃饭,最后还是他胜利了。
百丈这种改革的重要影响,也许不是他自己能预见的。他死于公元八一四年,而在三十年后,佛家曾遭遇到一次大厄运,就是唐武宗的灭佛,主要的理由是经济的问题,正如武宗在一对敕令中说:“有一人不耕,便有人挨饿;有一女不织,便有一人受寒。可是现在庙中的和尚尼姑不知其数,都赖耕种以为食,织布以为衣。寺庙不在宫廷之列,却装饰得巍峨富丽,和宫殿争美。这也就是晋宋齐梁之所以衰了”。
这次灭佛,一共破坏了四万四千六百余所寺庙,有二十六万五百余僧尼被迫还俗,一万五千余奴仆被政府所接收。
奇怪的是在这次佛教的大劫中,各宗派里只有禅宗能够幸存,而且更蓬勃的发展开来。陈观胜博士研究其中的原因不外于二:第一,点是禅宗的不须依靠宗教的附属品,如经典,佛像等,因此即使被破坏了,他们仍然能够发挥作用。第二点是他们不再寄生于社会,他们最重要的一条清规是每个和尚每天都要劳作,这个清规的建立者是百丈怀海,在他年老时还坚持要到田间去劳作。
如果只是把百丈看作一位僧院制度的改革者,这种看法仍然是肤浅的。因为他坚持劳作,对于人类的命运有着很大的意义。他承受了马祖的思想,要使此心成为超越的,同时又是内在的绝对。在他眼中,只偏于超越一面,仍然会把这个绝对的本体割分为二。他认为本体是包括了形上形下的。知道这一点,我们便会了解他们帮助老狐狸求道的故事,虽然神秘,但也自有其意义。这故事是说:每次百丈上堂讲法时,总有一个不相识的老人跟着和尚们进入法堂听讲。有一天,大家都走了后,只有这位老人逗留不去。百丈便问他是谁。他说:“我不是人。很久以前,在迦叶尊者的时候,我本是山上的方丈。一个学生问我是否道行很高的人仍然会落入因果的法则。我回答说:‘不会落于因果的法则’。这话使我被罚而变为狐狸身,整整有五百世之久,现在我求你的指示,以解脱狐狸之身”。
百丈说:“你要问我什么”?
老人便把学生问他的话重复了一遍,百丈回答:“你应该说不昧于因果法则”。
老人于言下大悟,便向马祖礼拜说:“我已解脱了野狐之身,我住在山的那头,请你按照和尚死亡的礼仪埋葬我”。百丈便命庙中管总务的和尚向大家宣布饭后举行葬体,大家都非常惊奇,因为庙里根本没有人死去。饭后,百丈便他们到后山的洞穴中,找到了野狐的尸体,便以礼把牠火葬了。
当天晚会时,百丈把整个故事告诉和尚们,黄檗便问:“这位方丈因答错了一句话,被罚做了五百世的野狐狸,那么答对了所有的问题,又将如何呢”?
百丈说:“你前来,我将告诉你”。
黄檗走向前去,便给百丈一巴掌。可是百丈却拍手大笑说:“我以为你的胡须是赤的,那料更有一个赤须的胡人”。
这个野狐的故事不能照字面解释,它的含意很明显,一个真正得道的人,是不会抹煞由因果法则所支配的现象世界,他看到超越界的永恒,也看到现象的变幻。而道是超越这两者,也包涵这两者,正如庄子所说:“是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
这两行之道,是超越一元和二元的唯一之道,庄子又说:“盖师是而无非,师治而无乱乎,是未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者也。是犹师天而无地,师阴会无阳,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语而不舍,非愚则诬也”。
野狐的错误是很容易看出的,但假如百丈把自己的答案看作唯一最恰当的解释,那么他的错误也犯得不轻。黄檗问:“答对了所有问题,又将如何”,这句话却触及了这问题的核心。百丈叫他走近来,也许要给他一掌,告诉他这个最根本的本体,最真实的自我,是超乎肯定和否定。但没有等到百丈打他,他却先打百丈,这表示他们所指的绝对相同,百丈本以为黄檗只囿于形而下,但却发现黄檗已进入形而上,又安能不笑呢?所谓胡须是赤的,这本是一个现象,但最重要的不是胡须,而是那个赤胡人的真身。某次,有个和尚问百丈:“佛是谁”?
百丈回答:“你是谁”?
这是说只有你自己才能使你自由无碍的出入这个世界。当你一发现真我时,你便能挣脱了小我的许多偏执,因为真我与道合一,无所不包,使你生活在这个世间上,而没有尘累,使你深入禅境,而不汲汲于寻求自我的片面幸福。
这使我们想起了黄檗的一段趣事。
黄檗是福建人,自幼便出家为僧,有一次他游天云台山时,碰到一个奇怪的和尚,两人谈笑,一如故人。当他们走到一条小溪前面时,正好溪水暴涨,那个和尚叫黄檗一起渡河,黄檗便说:“老兄,你要渡河的话,你自己渡吧”!
那个和尚便提高了裤脚过河,好像在平地上行走一样自然,他边走边回过头来说:“来呀!来呀!”
黄檗便叫道:“嘿,你这个自了汉,如果我早知你如此,便把你的脚根砍断”。
那个和尚被他的骂声所感动,叹道:“你真是位大乘的法器,我实在不如你啊”。说着,便消失了。
在黄檗,以及所有神师眼中,“自了”并不能得到真我,一个自了汉只是追求以自我为中心的幸福,却得不到真正的幸福,因为真人本身就有幸福,而他却向外追逐幸福,像追逐其他的物质一样。事实上,他只是迷头认影而已。
黄檗把本体看作心——惟一的真心,这个心能产生有形和无形的一切,它是智慧的活泉,我们的身内都有这个活泉,但由于我们追逐外物,被小我的分别意识所作茧自缚,使这个内在活泉不能畅流。正像黄檗所说:“如今学道,不悟此心体,便于心上生心,向外求佛,着相修行,皆是恶法,非菩提道,供养十方诸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这也就是说,假如我们要体认真心,便必须先要远离那个自作聪明的辩巧之心,黄檗所谓的“一心”就是“无心”,也就是说我们要透过无心,才能归于真心。
在黄檗眼中,“真心”是无心,是没有任何形体的,因此它也超越了善和恶。他说:“造恶造善,皆是着相”。
事实上这个“真心”,即是我们本来的佛性。它是虚空的,寂默的,又是纯粹的,无所不在的,它是光辉的,微妙的,又是安静的,快乐的,只要你能深切的悟入,直下便可以看到它的真面目,恰如黄檗所描写的:“此灵觉性,无始以来,与虚空同寿,未曾生,未曾灭,未曾有,未曾无,未曾秽,未曾净,未曾喧,未曾寂,未曾少,未曾老,无方所,无内外,无数量,无形相,无色象,无音声”。
这也就是说它超越了一切相对观念。不能言传,只能意会。禅师所用的文字和动作都是在时机成熟时,唤起觉悟的一种手段而已。当你开悟时,你和禅师将会无言的默契,这就是所谓的“以心传心”。
黄檗要我们超越善恶,其用意正和庄子相同,并不是鼓励我们放任,而是认为有道之人不应把善当作一种物体来追求。他把善看作发自内心智慧的一种活泉。他只是随着外境很自然的行善,当外境一迁,他仍然保持住原有的宁静。在行善时,他没有一丝求报之心,因为他知道自性是“圆满具足,无所欠少”的。
黄檗对于一般佛家强调“六度”及其他许多繁文缛节的态度,正和庄子对于儒家着重道德教化的态度相同的。他说:“修六度万行,欲求成佛,即是次第。无始以来,无次第佛,但悟一心,更无少法可得,此即真佛,佛与众生,一心无异”。这种反对传统佛学的精神,是和庄子反对儒家的精神是一致的,汤姆士默灯会描写庄子说:“庄子的反对儒教,并不是由于个人不愿受责任约束的一种私欲,而是有更高的目标,这对于我们西方人去了解这种舍弃道德,只求个人证悟的庄子和禅家,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庄子所要求的,是超过了仁义,他之反儒,是因为儒教尚有所不足。儒教只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有德行的官吏,或有教养的人,但它却是用外在的规范来的约束我们,使我们无法自由的去满足一种不可思议的新需求”据笑者所知,这种看法是非常公正和深刻的。禅宗和老庄子的思想正是如此。不过笔者要补充的是,默灯神父所指的儒家不能代表孔子,因为孔子到了晚年,他的言行已显得非常圆融而具有超越性了。
黄檗和庄子的思想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他们两人都谈到绝对,只是黄檗称它为“真心”,庄子称它为道而已。由于他们都是深思的伟大神秘主义者,因此他们洞见绝对的悟力也无疑的是相同的,事实上,像西方的神秘主义者,如罗士勃洛克(Ruysbroeck)十字若望(John of the Cross)和爱克哈物(Meister Eckhart)等人的悟力也完全和禅宗及道家相似。
黄檗在禅宗史上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的见解新颖,而尤其在于他那强烈的个性,和激烈的方法,深深的影响了他的学生临济,和整个临济的宗风。他的作风如此猛烈,使他的老师百丈曾把他比作老虎。有一天,当他工作回来时,百丈问他去了那里,他回答:“到大雄山去采菌子了”。
百丈再问:“你碰到老虎没有”?
黄檗便故意作老虎的吼声,而百丈也故意拿起斧头要砍,这时黄檗便打了百丈一掌,百丈却笑嘻嘻的回到房中。后来在集会时,百丈向大家宣布说:“大雄山下有一只老虎,你们要好好留心,我今天已被牠咬了一口”。这话乃是暗身他已发现黄檗可以作为他的继承者了。
有一次,黄檗拜访监官禅师时,曾向佛像行礼,这时旁边有个和尚问他说:“求道之人,不应执着于佛,不应执着于法,也不应执着于僧。请问你为什么要行礼呢”?
黄檗回答说:“我并没有执着于佛,执着于法,也没有执着于僧,我之所以如此,只是随俗而已”。
那个和尚又问:“请问行礼又有什么用处呢”?
黄檗便打了他一掌,打得那个和尚直叫:“你这人怎么那样粗野呢”!
黄檗却喊道:“这是什么所在?你居然在此敢说精,说细”。
读者如果知道那个挨打的和尚是谁,一定会大吃一惊。那和尚就是后来继承了唐武宗的宣宗。
黄檗有一个居士学生,就是在宣宗时曾任宰相的裴休。裴休是位虔诚的佛教徒。有一次,他买了一尊佛像,跪求黄檗替它取名,黄檗叫道:“裴休”。
裴休应声回答:黄檗便说:“好了!我已替你取好了名字”。
又有一次,裴休把他解释佛理的一篇文稿给黄檗看,黄檗把那篇东西放在一旁,过了好一会才善裴休:“你了解吗”?
裴休回答:“我不了解”。
黄檗便说:“你用我所示这种方法去了解,也许还能把握一二,如果要用文字来表达,那便完全失去了吾宗的精神”。
然而,也幸有裴休的劝勉,我们今天才能读到黄檗的两篇大作,一是“传心法要”,一是“宛陵录”,前者曾被今翻成了英文,后者是记载黄檗裴休及其他几位学生的谈话。在该文的结尾,曾特别强调公案对于顿悟的重要性,这显示了自黄檗开始,已把公案当作禅道的一种特殊方法。他常告诉大家禅是生死之所关,不能等闲视之。他说:“若是个大丈夫汉,看个公案,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但去二六时中看个无字,昼参夜参,、行住坐卧,着衣吃饭处、阿屎放尿处,心心相顾,猛着精彩,守个无字,日久月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花顿发,悟佛祖之机,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头瞒、便会开大口,达摩西来,无风起浪,世尊拈,一场败快,到达里说什么阎罗老子,千圣尚不奈尔何,不信道直有遮般奇特,为甚如此,事怕有心人”在结尾中,他写了一首动人的诗偈:“尘劳逈脱事非常,紧把绳头做一场。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
以笔者的看法,对所有的禅师来说,整个生命就是一个大公案。在我们一开始真实生活时,便应该参破这个公案。只要我们真实的活着,一切平凡的事都曾变得非常奇妙。有一个和尚问百丈什么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事,百丈回答说:“那就是我独坐在大雄峰上”。
这种境地的深度尚含有不同的层次,用理智或直观的了解是一回事,而用整个生命的每个细胞去证验又是另一回事。只有我们大死一番,才能再活现成,当然这事谈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极难。因为我们经常流于矛盾,经常是冥顽不灵的,正如庄子所谓的:“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
在庄子的作品中常有许多类似公案的故事,例如:某次有一位很热诚的学道者来拜访老子。老子问他:“跟随你来的是些谁啊”!
这位学生转身去看,什么都没有,大为惊恐。老子便说:“你不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话更增加了学生的惊恐。于是老子便叫学生告诉他苦恼些什么,这位学生说:“我不知时,别人把我当作笨蛋,我不仁时,伤害了别人,而我为善时,又吃亏了自己。我不义时,有损职守,而我尽职时,又吃力不讨好,究竟怎样才能跳出这种矛盾,这是我所求教于你的了”。
老子回答:“刚才,我初见你时,由你的眼神,知你深陷于矛盾之中,现在听了你的话,现在听了你话,更知你痛苦已深,你惊悸于死亡,就像婴儿失却了父母一样,你拼命的寻求,就像拿着很短的竹竿探测海底一样,你想找回失去了真我,却茫然不知走向何方,真是可怜呀”!
这位学生便请求让他再修炼工夫、要做到想他所愿想的,不想他不愿想的。十天以后,他仍然失望了,便又去见老子,老子对他说:“可怜啊!到处是阻碍,到处是症结,要想打破这些桎梏吗?假如你的麻烦是外在的,要想一个个的抓住它们,摔脱它们,是不可能的啊!还不如忘了它们吧!假如你的麻烦是内在的,要想反它们碎成片片,也是办不到的啊!你所能做的,乃是让它们失去了作用。假如你的麻烦在内外都有,那么即使你持守道德也不可能啊!为了解决你的问题,还不如放于道而行,一切自然的会云消烟散”!
上面所引的一段故事,事实上,就是一个大公案。当一个人被他自己制造的矛盾所困扰而不知所措时,禅师却把他的问题丢在一旁,而直示以道,使他能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再俯看那些矛盾,都只是些妄想幻影而已。学生的问题却不解而自解,这种经验就像从恶梦中惊醒过来,是那样的扣人心弦,那样的舒畅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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