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对禅宗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中国学者的研究可以说来自国内外两方面的影响而致。从国内的影响来讲，主要是一些传统的学问家出于对佛教的爱好而自发地对禅宗进行了研究，例如像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吕澂、王恩洋、梅光羲，国学大师钱穆，北京的周叔迦居士等人，他们在从事佛学研究时都曾涉及了禅宗。从国外的影响而言，主要是受到欧美和日本等国学术风气的影响，例如像陈寅恪、胡适等人即比较典型。此外，还有像陈铭枢、黄忏华、罗福成、朱自清、任继愈等人，也发表了不少心得。胡适则是国内较早在这方面取得成果、影响较大之人。在僧界中则有法舫、东初、圆瑛、太虚等人，出版了不少经解注疏，但这一部分成果仅在教内流通，进入学界的不多。

　　平心而论，20世纪初的中国佛教的禅宗研究并不是十分热烈，据袁宾《禅宗辞典》附录《禅宗研究论文及著作目录》，1950年之前，发表禅宗研究论文60篇，著作2本【实际上数目比这要多。】。这与现在每年发表数百篇禅宗论文与著作相比，真是太少了。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在来看，应该有这样几个重要的因素：

　　一、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原有的封建清王朝彻底覆灭，"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西方的民主思想与科学思想广泛宣传，打倒孔家店的呼声日益高涨，批判封建思想和非难宗教的思想一时成为思想界的新文化任务之一，于是在当时大多数人看来与封建思想和落后宗教相联系的佛教自然受到了冲击，很多人都指责佛教愚昧与落后，将佛教斥为"死人的宗教"与"鬼的宗教"。在这种文化启蒙思潮下，佛教为了生存，不得不将主要的精力对付外来的批评和致力于内部的整理及改革。这在一部分僧人如释太虚等人的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二、是西方思潮的侵入、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中国社会的衰落，使一部分国内的传统治学学者感到彷徨，于是他们将国家的振兴寄托于佛教，认为佛教里面有很多思想与西方的思潮可以找到共同点，或是佛教里早已有之。但是他们所说的佛教，并不是讲的禅宗，因为在他们看来禅宗是一种实践的宗教，他们所说的佛教是属于学理性特点较为明显的唯识宗与华严宗等，希望用这些宗派的思想来振衰起弊，最后达到救国的目的。这在一些士大夫，如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三、是中国佛教自明以后，只有禅宗与净土宗两支尚存。天下寺院"七分临济，三分曹洞"，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甚至代表了中国佛教。然而由于佛门内部弊病较多，积重难返，法门秋晚，人才难觅，故佛教界内部，特别是一些居士对这些现象深痛扼腕，他们自发读经看论，撰写著述，组成团体，与佛教僧伽并立。这些人主要以推崇教理性的知识佛教为主，旨在提高知识，专研教理，尤其注重唯识宗的教学，或者追求净土一宗。这在一些居士，如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吕澂、王恩洋等人身上表现明显。

　　四、是当时国外的佛教学正处在一个文献学研究的高潮，不管是欧美还是日本，学者们注意的是梵文与巴利文经典的注疏和翻译工作，在佛教史方面则注意印度与日本佛教史的研究，对汉文佛典的研究，因受到语言的制约开展不多。虽然一些日本学者对此下了功夫，但是其重点是在与日本佛教有关的一些中国佛教的问题上，例如对中国隋唐以前的佛教，尤其是对魏晋南北朝的佛教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而对自宋以后成为主流佛教的禅宗，确实还无暇顾及，所以他们撰写的一些成果，从现在来看，属于一些资料整理性的著作，但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应当指出的是，虽然世纪初敦煌佛教的资料被发现，无疑给学术界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但是由于敦煌资料分散在世界各地，所征的有关历史性文献不足，加之人才匮乏，准备时间不够等等，还不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果，这决定了对禅宗的研究还得有一个过渡的阶段。

　　五、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大多数时期一直出于动荡的时期，军阀混战之后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又进入了解放战争时期，所有这些，对做学问的学者而言，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因此对相对于与现世比较远的学问--佛学来讲，是不可能有一个很好的研究环境的。

　　由于以上几个原因，使得中国的佛教研究对禅宗的投入不够，就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成果而言，主要有这么一些特点。一是对禅宗进行批评或予以判教，这主要反映在内学院的一些人身上，如欧阳竟无和王恩洋等人都在著作中对禅宗作过一些评论【值得注意的是，欧阳竟无与王恩洋等人都没有写过专门论述禅宗的文章或著作，他们仅是在自己的著作中论及了这一部分内容。参黄夏年《王恩洋与禅宗四题》，载《禅学研究》，2001年刊。】，认为禅宗"禅属般若，净附真言，摄论、地论瑜伽之支隅，俱舍、成实小宗之余绪，皆非能别创义趣者也"【《唯识通论》，南京支那内学院本，5页。】。"余闻瑜伽声闻地、世出世间资粮、加行作意现观之道，而后知宋明儒者，禅净诸宗，乃至一切外道之修持，皆缺而不全，偏而不中，偏而不赅，一曲之学也?quot; 【《人生学·解脱道论》，1934年，上海佛学书局，157～158页。】二是对某一部禅经的个案研究，以陈寅恪为代表。他对《六祖坛经》的"传法偈"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一）此偈之譬喻不适当。（二）此偈之意义不明确。"【参《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4～18页。】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华书局，1964年。】研究也属于个案，但是他的研究重在历史时代的考察，对西南地区的禅宗史实作了详尽的梳理，材料丰富，观点鲜明，立论公允，此书至今还没有人从整体上能够超过。虽然近年来有人已从国外找到一些新的资料，但是这也只是作一些补充而已，并不能推翻他的研究。至少目前研究明清佛教的人，还必须参考这本著述。三是佛教界人士的研究，例如大虚大师对禅宗就有过评论，指出"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他撰写的《唐代禅宗与现代思潮》，将禅宗的精神概括为：反信教的学术思想、反玄学的实用精神、 反理论的直觉精神、反因袭的创化精神、全体融美的精神、自性尊圆的精神、虚无主义的精神、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精神、德莫克拉西主义的精神等几种特点【参《太虚大师全书》第13编。】。四是胡适的实证主宓难芯糠椒ā?0世纪上半叶，胡适的禅宗研究非常引人注目，正是他的独特研究方法?quot;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用，提出了"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创立者，《坛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的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大的功勋，永久的影响 "【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97页。】。这个惊世骇俗的观点，无疑对教界和学界是一个极富刺激的挑战。他的许多观点直到今天也不尽为人同意，但他的许多研究与精神仍为中外学者所称道钦佩。正如张曼涛所说："鼓动禅宗研究的，则仍以胡适为一时俊彦。尽管他的研究，为佛教徒或真正禅宗学者所反对，可是由他的鼓动，而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引起广泛的重视，影响甚深，则是不可否认之事实?quot;【《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唯识学概论》之《编辑旨趣》，台湾大乘出版社，1978年。】此外，受日本佛学研究风气的影响，中国学者也曾经译介过日本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像忽滑谷快天的《禅学思想史》之片断，曾经由苏晋仁先生译出刊于《微妙声》上。但就研究的重点而言，这一时期主要还是集中在《坛经》与慧能和神会的身上，这又与当时国际的佛教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对后来的禅宗研究产生了至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