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并不在外在于众生，而且就在众生的“自然”之中。佛性是遍在于一切“有情”的，这在南朝高僧竺道生高倡的“一阐提人悉有佛性”的命题中已经有了理论根基。禅宗进而揭橥出“无情有性”的响亮口号，进而使大自然一切都闪烁出禅的光彩。“无情有性”就是说不但“有情众生”悉有佛性，而且一切山河大地、草木土石等无情物也都有佛性，“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禅宗融摄了天台的“一念三千”和华严宗的“理事无碍”，把山河大地、草木瓦石，看作佛性的荷载。“一切声色，是佛之慧目，……诸佛体圆，更无增减，流入六道，处处皆圆，万类之中，个个是佛。譬如一团水银，分散诸处，颗颗皆圆，若不分时，只是一块。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2卷第4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２２１页。】这里集中体现了后期禅宗“无情有性”的思想，“万类之中，个个是佛”，更多的是将佛性放进大自然中加以体验妙悟。

　　这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甚是投契，不能不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思考。斯宾诺莎哲学把自然与神等同起来。在他看来，“实体只有一个，就是‘神即自然’，任何有限的事物不独立自存”【罗素：《西方哲学史》中译本下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９５页。】。斯宾诺莎认为，大自然之所以是统一的，就是因为神作为统一的实体在大自然中存在着。斯宾诺莎认为，在自然中只有一个实体，一个无限的实体，而不会有另一个实体，因而，自然的本身也就是神。在任何自然物中，都具有无限的圆满性【参《神、人及其幸福简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１３９页。】。这种观点与中国佛教华严宗的“理事无碍”观，颇有相通之处。华严经典云：“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遍。何以故？彼真理不可分故。是故一一纤尘，皆摄无边真理，无不圆足。”【《华严法界观门·理事无碍观》，《佛教经籍选编》，１９９页。】这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几无二致。禅宗的“万类之中，个个是佛”，很明显是融合了华严宗的思想的。在有限中包容无限，在片刻中寓含永恒，在任何的“事法界”中都包含着“理法界”，本体也就在生灭变化的现象界之中。禅宗对这些是说得了了分明的：“所以一切色是佛色，一切声是佛声。举着一理，一切理皆然。见一事，见一切事，见一心，见一切心，见一道，见一切道；一切处无不是道；见一尘，十方世界山河大地皆然。见一滴水，即见十方世界一切性水。”【《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2卷第4册，２２９页。】

　　诗人爱自然。因为大自然比朝廷、比市井都纯净得多。越是政治昏昧、世风日下之时，诗人们越是渴望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以净化自己的灵魂。真爱自然的诗人，是把自己的灵魂投入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耽禅的诗人爱山水，亲自然，王维、孟浩然如此，刘长卿、韦应物、柳宗元也如此。禅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心灵的存在方式。当他们在仕途上受到挫折后，或在精神上、心灵上饱经忧患之后，往往会顿悟禅机。“人生如梦”的观念就会变为亲在的体验。尚有一份正义感、正直心的士大夫在饱谙了官场龌龊后，就会更钟爱于自然。王维在经历了“安史之乱”的磨难后，虽然仍在朝廷任职，却更为栖心释梵。在辋川别业写下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山水诗。孟浩然在长安求宦不成，再返江南，“山水寻吴越”，在山水诗中所表现的心情，十分清远恬淡。白居易在饱谙朝市争夺、官场倾轧之后，晚年一心向佛，澄心静气，在他眼中的自然是清悠闲远的。当诗人以禅的眼光来看自然时，自然物象进入诗中，也就有一种若有若无的禅味。受禅风薰陶的诗人，写出的山水诗，都有着渊静的氛围。禅宗喜爱自然，是把自然作为“佛性”的寓含。染禅的诗人们，有禅的意识，禅的眼光，他们面对自然，往往借物象来品悟、咀嚼禅理，自觉不自觉地在诗中道出参禅的心得。如白居易的《闲咏》：“步月怜清景，眠松爱绿荫。早年诗思苦，晚年道情深。夜学禅多坐，秋牵兴暂吟。悠然两事外，无处更留心。”再如苏轼的《吉祥寺僧求阁名》：“过眼荣枯电与风，久长哪得似花红。上人宴坐观空阁，观色观空色即空。”都是在诗中表述出自己的宗教情感体验。禅的意识在这种情境中，转换为在有限中见无限的审美能力。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千差万别、各具形态的，又都是千变万化、生灭不已的。禅宗善于即色谈空，在万法的殊相中品味真如。诗人则善于捕捉活生生的物象，剪裁下大自然鲜活的一草一木，摄入诗中，使它传写出宇宙的脉息，留住美的永恒。

　　禅宗把自然作为“真如”的表象，认为一花一叶，都含有佛性。因此，一切都有了灵光；诗人，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是将自然作为诗的渊薮，作为逃离世俗丑恶的精神绿洲的。杜甫即云：“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寄题江外草堂》）而禅的介入，使那些山水诗，又多了些奇妙的氤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