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茂良
　　大乘佛教的兴起明显与部派佛教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自佛陀创立佛教以后，对教理的追求渐成为教众的修行焦点。其实，在原始佛教时期，著重的是现世生活上的解脱。在阿含经上，每说到佛陀说法完毕，教徒都是欢喜奉行的情况，可见一斑。虽然，在这时期亦有对教理的解说，如四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但均是为配合修行，只是一些根本的义理。

　　当发展至部派佛教时期，因承传与地域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教团，成份复杂，对教理亦渐显出不同的态度与立场，各自发展。到公元前百年左右，更发展至二十多个部派，如说一切有部、正量部、化他部、经量部等。加上论书（阿毗达磨）的涌现，各部对教理均有不同的演译，甚至到达烦琐的地步，令原始佛教那种投入生活实践的活力渐渐消失，与教众的距离愈来愈远。在这种情况下，佛教变得好像只是为一部份精英份子而存在的，失却原先的生命力（三枝充�睿�1998，P102）。

　　其实，作为一个广度有情，解脱众生苦恼的宗教，一定要开放给一切有情众生才对，否则只会走上被摒遗忘之途。结果引发出后来的回归佛陀本怀的活动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这便是大乘佛教兴起的背境原因。

　　一般相信，大乘佛教是由在家信众首先引发兴起的一种回归释尊精神（令一切众生成佛）的运动（讲义P71），再配合当时的佛学思潮而产生的。大乘就是大车（maha-yana）之意；而小乘则是小车（hina），为“低劣”的车子，是大乘佛教兴起之时，对以前的所有部派佛教的贬称。当然，所有小乘佛教徒是不会认同这种称呼的（讲义P65）。大乘佛教认为本身比小乘更殊胜的地方，在于它不分对象，能将一切众生正确地载往真实“觉悟”的境地。行大乘道的人，称为菩萨（bodhisattva）；行小乘道的人，则称为声闻（sravaka）和缘觉(pra-tyekabuddha)(讲义P65)。

　　传统的部派佛教，接受国王、贵族在政治与经济上的援助，存立于安定与优厚的社会基础上，自然跟一般民众远远隔离。他们致力于烦琐的教理研究，修褝冥想，集中全力于自我、独善的修待。在意识上，部派佛教回避群众，加上群众所渴求的并非这些艰深的教理与严苛的实践。因为若拘泥于这种情况下，群众亦无法过正常的生活。在这种桎梏的环境下，渐渐激发教众对佛陀永恒的怀念。在印顺法师所著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11-15页）（讲义P58）中说：“佛般�飿勊�引起的，是佛弟子对于佛的永恒怀念。”这种怀念爱慕，并未因时间的过去而冲淡，反之通过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例如建佛塔来供奉舍利（sarira）、佛钵等遗物。佛陀当年曾游历说法的地方，均已成为佛教的圣地，不断引领教众朝圣膜拜。

　　另一方面，佛陀的一生事迹，亦不断被传说赞扬，成为十二分教中的“本生”、“譬喻”、“因缘”的主要内容。在这些广泛的传说中，菩萨的慈悲发心，无限的精进修行，誓愿力与忘我利他行为，充份而清晰显现，将一幅菩萨道的庄严历程，树立在教众面前，成为佛弟子修学的榜样。这间接指出佛与一般比丘之间的不同。本来，佛也称阿罗汉，但阿罗汉的不究竟，渐被揭示出来。这种佛陀圆满究竟信仰与理想，当遇上部派佛教的停滞不前，渐渐激出大乘佛教来。

　　这种激发并非突然而来的，而是渐次成熟的。正如如石法师所说：“初期大乘经典之思想型态与佛弟子的心理需求是相呼应的。”大乘思想的经典在部派后期愈来愈多，且受到相当的重视，这就是主导大乘起源与开展的原动力。

　　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漫长的佛教发展史上，早在原始佛教时期，已开始有大乘思想的经典结集出来。撇除部份神话传说，较有说服力的应是在第一次王舍城结集时，另有窟外的大众结集，其中包括大乘经。这催生了大众部的成立，而大众部的开展，亦催促了大乘佛教的成长与成熟。

　　现时，一般学者均认同般若思想为大乘的先河。据《小品般若经》所说：“般若波罗蜜，当流布南方，从南方流布西方，从西方流布北方。”这亦是大乘佛教发展的路向，由南而西而北。

　　因此，大乘佛教极有可能是（小乘大众部）的延伸，也是对小乘佛教的反抗。大乘佛教将原已被僵化的佛教还原，重新回到佛陀的本怀，当时自然引起小乘各部派的不满，甚至唱出大乘非佛说或大乘是魔说的口号。其实，不论是大乘或小乘，其源头均是由原始佛教而来，直至《法华经》出，将大小三乘汇归一乘，调和了大小之争。

　　无可否认，大乘佛教的兴起的原因相当复杂，它并不是在某时某地急速兴起的，而是在经过漫长时间，在各处如火如荼展开的宗教改革运动，将不同的修持取向，彼此混合连结，最终结聚成大乘佛教。所以，即使以前部份佛教教义并不含藏在内，但大乘佛教却保存了不少佛陀的根本精神与根本立场，这点是相当重要的，对日后佛教的发展，起著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