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

　　与中国文化相适应是禅宗得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机制，同样，直接参与现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也是禅门获得发展的重要机制，是其社会参与的一种方式。由早期庐山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到后来禅宗顺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认可并将社会的政治伦理纲常纳入禅门思想体系之内。“世间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间法。”随顺社会发展而获得自身的发展早已成为禅佛教发展的大道，大慧宗杲禅师只不过是戳破了这层窗户纸而已。这一层面自不必赘述。问题在于间接参与往往引起种种误解。
　　超越性与现实性是禅宗相融并进的二维。超越性在形式上体现为出世的倾向，在实质上却是一种更深度的社会关怀，是一种间接参与社会事务的方式，隋唐之际，由道信、弘忍所开创的“东山法门”，恪守不与上层统治者合作的态度，据说道信曾多次受唐太宗之诏请入京，均以年老多病相辞。甚至当唐太宗命使者持刀威胁，若人不来则取头来之时，他仍旧力辞不去。弘忍更是在东山传法，二十余年足不出山。显庆年间，唐高宗多次派使者迎请入京，均遭弘忍拒绝。保持与社会的一定距离和张力，实际上也是对社会事务的一种间接参与。禅宗以后经会昌法难之后死灰复燃，迅速蔓延全国而得以勃兴，这应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据王维于安史之乱后所作的《六祖慧能禅师碑铭》，慧能曾受“则天太后、孝和(即唐中宗，引者注)皇帝”并敕书劝征赴京，竟不奉诏。这种精神似乎与社会参与相悖；但事实上，正如《罗湖野录》所载惟正禅师之偈：“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仗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岩谷，国土筵中共不宜。”(转引自林子青《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257页)又如唐韬光禅师答白居易之偈：“城市不堪飞锡到，恐惊莺啭画楼前。”(同上第258页)这种与现实社会保持适度的张力，是禅法神圣性的保证。我们尽可以释读为禅门人格高致的体现，但似乎更是一种立足红尘之外对社会的更深层的洞察与批导。直接参与是必要的，间接参与作为另一种形态的社会参与，同样也是必要的。

经济参与和社会文化参与

　　“农禅并重”是禅宗得以兴盛的重要基础，至今已成为禅门的优良传统。“农”系指有益于社会的生产和服务性劳动，“禅”系指宗教学修的修持活动。农禅并举而不偏废，以自己的努力，创造人间乐土。当今，作为禅门僧众，要发扬百丈怀海“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服务，自食其力；作为禅门寺庙，要参加社会生产服务，以寺养寺。事实上，作为人间佛教，其基本精神对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适用的。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依靠自己的劳动和工作，做到自食其力等等。禅门的身体力行与社会的广泛回应，使禅宗社会参与的思想深入人心。
　　禅门更以多种方式参与社会政治及文化活动。在政治思想上，大体上可以说，禅门自弘忍后与皇权往来愈来愈频繁。神秀甚至被尊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其弟子普寂、义福等与皇权的关系亦十分密切。历代禅师往往多与士大夫官僚相互往还，皇权则往往热衷于给禅寺赐额、给禅师赐号，如此等等，都是明证。这种政治参与有利于社会教化的提升与禅门形象的树立；在文化思想及伦理思想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禅佛教的共同理念。同时，每一座寺院，尤其是都市寺院，事实上都是一所文化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学校，在新时期理应发挥文化辐射的积极功用。
　　这种多层面的社会参与可以发挥其积极的伦理教化功能，对于树立正信消除迷信，提升社会道德水准，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有其作用。同时，能取得禅宗与社会共同发展的积极效应。如神会禅师在唐代宗财力匮乏之际，出售度牒为唐王朝提供经济资助，不仅使安史之乱得以平息，而且使得南禅得到了长足发展的历史机遇，即为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