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与唐代山水诗派

2014/9/3    热度：146   

一、“神韵”与禅
　　唐代以王维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山水诗派的创作及其艺术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诗歌的特质。
　　清代著名诗论家王士祯(渔洋)论诗“独以神韵为宗”(《清史稿》卷266)，标举“神韵”，作为其诗论体系的核心范畴。无论是否明确地使用这个概念，渔洋处处是以“神韵天然”作为评诗的价值尺度的。以他的“神韵”说来衡量诗史，最为符合渔洋审美理想的就是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唐代山水诗派的创作风格。在渔洋诗论中，对王维、孟浩然、常建等人创作，是非常推崇的。
　　同时，我们不难发现，王士祯的“神韵”说与禅学有十分深刻的联系。从渔洋的诗论中可以看出，渔洋以禅论诗，并非是在一般的比喻层次上，而是将禅的特征内化到“神韵说”的美学内涵中去。在这点上，王渔洋比严沧浪的“以禅喻诗”又大大推进了一步。
　　王士祯在论及山水诗派诸家创作时，常常以“入禅”的独特情境来形容诗的妙谛。如他说：“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观王(维)裴(迪)《辋川集》及祖咏《终南残雪》诗，虽钝根初机，亦能顿悟。”(《香祖笔记》)这里侧重指出王维、裴迪等人的五言绝句与禅悟相关的“得意忘言之妙”。又说：“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刘眘虚‘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蚕尾续文》)论旨与前语相近，都是推崇一种超越语言局限的浑化境界。渔洋还论山水诗派诸人差别说：“会戏论唐人诗，王维佛语，孟浩然菩萨语，刘眘虚、韦应物祖师语，柳宗元声闻辟支语。”(《居易录》)都以佛事喻之，而论其他诗人“杜甫圣语，陈子昂真灵语，张九龄典午名士语，岑参剑仙语，韩愈英雄语，李贺才鬼语，卢仝巫觋语，李商隐、韩偓儿女语”等等，都不涉佛教。实际上是透露出王孟一派诗人与佛禅的内在渊源。
　　王士祯以“入禅”论王孟一派诗人，并且以之为“神韵”在创作上的典范，并非主观虚拟，并非凭空比附，而是从这派诗人的身世与创作中总结出来的。也就是说，以王孟为代表的唐代山水诗派，无论是在思想观念上，还是艺术风貌上，都与佛禅有客观的渊源关系。揭示其间的内在因缘，对我们了解这派诗人的艺术传统，确实是有一定裨益的。
　　二、山水诗派诸人与禅的瓜葛
　　我们所说的山水诗派，包括盛唐时期到中唐时期以山水为审美对象来表现诗人内心世界的一些诗人，不仅是王维、孟浩然、裴迪、常建、储光羲等主要活动于盛唐的诗人，而且也包括如刘长卿、韦应物、柳宗元等主要活动于中唐的诗人。在时间上，这些诗人往往都经历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沧桑变故，很难做机械的划分；在艺术上，他们的题材大致相近，手法、风格又有一脉相承之处。而且，他们大多数都与禅学、禅僧有密切关系，思想观念上深受禅风的熏陶。
　　王维之笃于佛，染于禅，已是治文学史的学者们的常识，勿庸赘述。清人徐增曾将王维与李、杜相比较，指出其诗与佛禅的关系：“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太白千秋逸调，子美一代规模，摩诘精大雄氏(指释迦牟尼)之学，字字皆合圣教。”(《而庵说唐诗》)说王维诗“字字皆合圣教”，虽然渲染过甚，但却道出其诗深于佛禅的特点。
　　关于孟浩然，论者们极少提及他与佛禅的关系，可资考证的文字材料也很少。但是最有力的论据莫过于他本人的诗作。从孟诗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孟浩然与禅僧往来颇为密切。与他经常唱酬的禅僧就有“湛法师”、“空上人”、“皎上人”等。诗人还常栖宿于禅寺僧房，与禅师们讲论禅理。题写于禅寺的诗作有《题终南翠微寺空上人房》、《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游明禅师西山兰若》、《题大禹寺义公禅房》、《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登龙兴寺阁》、《登总持寺浮图》等二十余首。从这些诗作中，可以看到孟浩然是深受禅风熏染的。
　　在这派诗人中，裴迪、常建、刘眘虚、綦母潜等，都与禅僧多有往还，诗风也深受禅的影响。裴迪是王维的挚友，也是他的“法侣”。所谓“法侣”，也就是禅门中的同道。裴迪现存诗二十九首，《辋川集》二十首是与王维唱和之作，其中颇多禅韵。而其余九首中，与禅寺禅僧们有直接关系的就有《青龙寺昙壁上人院集》、《游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西塔寺陆羽茶泉》等四首。在诗中多次表达了对于禅门的向往，如“浮名竟何益，从此愿栖禅。”(《游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灵境信为绝，法堂出尘氛。自然成高致，向下看浮云。”(《青龙寺昙壁上人院集》)“有法知不染，无言谁敢酬。”(《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等等。都可以说明裴迪与禅有较深的关系。常建的诗也以富有禅意而为人知。其中最有名的是《题破山寺后禅院》，明显地表现出诗人对禅学的涵养工夫。綦母潜在这派诗人中不太惹人注意，但是他的诗作却颇能体现出山水诗派的艺术特色。綦母潜存诗只有26首，但与禅有直接关系、并在诗题上明确标示的，就在10首以上。如《题招隐寺绚公房》、《题灵隐寺山顶禅院》、《过融上人兰若》等。《唐才子传》评其诗：“足佳句，善写方外之情。历代未有。”“方外之情，正是栖心释梵、远离尘俗的情味。刘眘虚，也是山水诗派的诗人。他于开元十一年(723)进士及第后曾任洛阳尉、夏县令等职，”性高古，脱略势利，啸傲风尘。”“交游多山僧道侣。”(《唐才子传》)一方面是与禅僧多有往来，另一方面也就使其诗“善为方外之言。”(同上)诗中如“心照有无界，业悬前后生。”(《登庐山峰顶寺》)等句，流露出他的禅学修养。储光羲是山水诗派中较为重要的诗人，其诗中与禅僧、佛寺直接有关的有十余首，如《题辨觉精舍》、《题慎言法师故房》、《苑外至龙兴院作》、《题虬上人房》等。号称“五言长城”的著名诗人刘长卿，人们很少把他和王孟一派诗人联在一起，实际上，就艺术上看，刘长卿正是这派诗人中的劲旅。他的诗作，更多地表现出由盛唐而入中唐的士大夫的心态。长卿诗中那种清冷幽邃的山水画面，是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惊悸之后的士大夫心灵的外化。刘长卿的诗，有更深更泛的禅迹。与禅寺禅僧有直接关系的篇什有近三十首之多。从中也可看出，他与禅门关系之深。禅的幽趣，完全渗透于山水清晖的描写之中。如《和灵一上人新泉》、《送灵澈上人》、《游林禅师双峰寺》都是如此。韦应物是中唐著名诗人，一直被视为王孟一派的有力后进。“王、孟、韦、柳”并称，说明中唐时期韦应物和柳宗元对从陶、谢发端的山水诗艺术精神的继承与发展。韦诗中与禅寺禅僧有直接关系的也有近三十首之多。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的禅学意识是自觉的，也是很浓厚的。如诗中说“心神自安宅，烦虑顿可捐”(《赠李儋》)分明是“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坛经》)的禅学观念在人生观中的推衍。“缘情生众累，晚悟依道流”(《答崔主簿问兼简温上人》)是佛教十二缘起说的回响。柳宗元对佛教的信奉，更为人们所熟知。尤其是被贬永州之后，对于佛教有了更深的领悟。他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柳诗中如《晨诣超师院读禅经》、《禅堂》等作，都是借禅宗的观念来使自己达于“忘机”的境地。
　　综上所说，唐代山水诗派的诗人们，大多数与禅宗有着密切的关系，浸染于禅悦之风中，他们同禅僧有或多或少的交游。由此使我们不能不考虑到，禅的观念，禅的思想方法，对于这派诗人的艺术风貌，是否有着较为内在、深刻的影响呢？易言之，唐代山水诗派的艺术特征中是否有着禅的基因呢？答案是肯定的。
　　三、空明诗境与淡远风格
　　从质实到空明，这里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上的一个跃迁，这个跃迁的实现，主要是在盛唐时期，而主要是体现在以王孟为代表的山水诗人中。这方面王维的诗作是最为典型的。如有名的《终南山》一诗：“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入处宿，隔水问樵夫。”这首诗描写终南山的雄浑气势。“白云”两句，把山中的云霭，写得闪烁不定，飘渺幽约，诗的意境阔大雄浑，但又有一种空明变幻的样态。《泛前陂》一诗也是如此：“秋空自明回，况复远人间，畅以沙际鹤，兼之云外山。澄波澹将夕，清月浩万闲。此夜任孤棹，夷犹殊未还。”也创造出十分空明灵动的境界。这类诗作在王维集中比比皆是。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汉江临泛》)“高城眺落日，极浦映苍山。”(《登河北城楼作》)“寥廓凉天净，晶明白日秋。圆光含万象，醉影入闲流。”(《赋得秋日悬清光》)都有着空明摇曳而又雄奇阔大的境界！
　　不仅是摩诘诗，山水诗派其他诗人的创作也多有这种诗境。如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立公房》：“何如石岩趣，自入户庭间。苔间春泉满，萝轩夜月闲。”《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夕阳度西岭，群壑倏已暝。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宿王昌龄旧居》：“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渔浦》：“碧水月自阔，岁流净而平。”储光羲的《钓鱼湾》：“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等等，这类空明澄澹的诗境，在山水诗派中的作品是俯拾即是的。
　　与唐诗相比，魏晋南北朝诗尽管在形式美感的追求上下了很大功夫，但还较为质实，缺乏空明灵动的神韵。而盛唐诗之所以被推崇，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有了这样的诗境。严沧浪谓：“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花，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诗辩》)主要指这样一种诗境。
　　由质实到空明，决不止是一个诗歌的风格问题，也不止是个意境问题，而是诗歌艺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着它对于人类的价值。人们不再以客观摹写自然山水为目的，而是使山水物象成为心灵的投影。正如黑格尔所说：“在艺术里，这些感性的形式和声音之所以呈现出来，并不只是为着他们本身或是他们直接现于感官的那种模样、形状而是为着要用那种模样去满足更高的心灵的旨趣，因为它们有力量从心灵深处唤起反应和回响。这样，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显现出来了。”(《美学》)第一卷中译本49页)对于空明诗境，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它们的价值的。
　　那么要问，禅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回答是佛教禅宗的“空观”对诗人艺术思维的渗透。“空”是佛教第一要义。在佛家看来，“四大皆空”、“五蕴皆空”，只有把主体与客体尽作空观，方能超脱生死之缘。但要把实实在在的事物说成是虚无的，无疑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于是便“以幻说空”。大乘般若采用“中观”的思想方法，有无双遣，把一切事物都说成是既非真有，又非虚无的一种幻想。正如僧肇在《不真空论》所说：“诸法假号不真。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僧肇以“幻化人”为喻，说一切都非有非无，而是一种“幻化”。在哲学上，这当然是地道的唯心主义。但它对文学创造所形成的影响，便是复杂的了，难于用“唯物”和“唯心”来划界。
　　王维信奉佛教，主要是禅宗，而禅宗主要是发展了大乘般若学。对于这种有无双遣的理论，王维深谙其妙，在《荐福寺光师房花药诗序》中，他写道：“心舍于有无，眼界于色空，皆幼也。离亦幻也。至人者不舍幻，而过于有无之际。故目可尘也，而心未始同，心不世也，而身未尝物，物方酌我于无垠之域，亦过殆矣。”王维是以这种“幻化”的眼光来看人生，看世界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非有非无，亦有亦无，一切都在有无色空之际。这种思想方法，渗透在诗歌艺术思维中，便产生了空明摇曳、似有若无的审美境界。
　　山水诗派诗歌艺术风格，总的说来，以淡远最为突出，诗人以恬淡之心，写山水清晖，意境悠远，词气闲淡。前代诗论家不约而同地谈到这派诗人的淡远风格。胡震亨引《震泽长语》中说：“摩诘以淳古澹泊之音，写山林闲适之趣，如辋川诸诗，真一片水墨不着色画。”无非是言其“淡”。胡应麟把王孟与高岑相比较：“王孟闲淡自得，高岑悲壮为宗。”(《诗薮》)胡震亨又引徐献忠评孟浩然语：“襄阳气象清远，心悰孤寂，故其出语洒落，洗脱凡近，读之浑然省近，真彩自复内映。虽藻思不及李翰林，秀调不及王右丞，而闲澹疏豁，悠悠自得之趣，亦有独长。”(《唐音癸签》)“淡远”，是这派诗人的共同风格特征。
　　举几个具体作品为例。王维的《归嵩山作》：“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山中寄诸弟妹》：“山中多法侣，禅悦自为群，城郭遥相望，唯应见白云。”的确可以称之为“水墨不着色画”，“淡”是最突出的特征。这种“淡”，不仅是语言色泽上的“淡”，更多的是创作主体心境的“淡”。
　　关于孟浩然的诗作，更是以“淡”著称。明人胡应麟以“简淡”概括浩然风格，评孟诗云：“孟诗淡而不幽，时杂流丽，闲而匪远，颇觉轻扬。可取者，一味自然。”(《诗薮·内编》)如《北涧泛舟》：“北涧流恒满，浮舟触处通。沿洄自有趣，何必五湖中。”《寻菊花潭主人不遇》：“行至菊花潭，村西日已斜。主人登高去，鸡犬不在家。”都是冲淡的。孟的一些名作如《秋登兰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宿建德江》等篇，都以“淡”见称。闻一多先生形容得好：“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地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地分散在全篇中，甚至淡到令人疑心到底有诗没有。”(《唐诗杂论·孟浩然》)
　　王孟一派诗人基本上都有“淡”的诗风，那么，这与禅存在着什么联系吗？
　　禅所达到的，并非事物本身，而是禅本体，但它不略脱事相，而是即物超越。禅宗有“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要旨，所谓“无相”，并非完全剥离“相”，而是“于相而离相”，也就是寄寓于“相”而超越之。正因为如此，禅宗主张任运自在，随处领悟，反对拘执束缚，更反对雕琢藻绘，一切都在本然之中，一切都是淡然无为，而不应是牵强著力的。禅家公案强调这种淡然忘机、不系于心的精神。“僧问：如何是僧人用心处？师曰：用心即错！”(《五灯会元》卷11)禅在自然而然中，不可以用心著力。又如：“问：如何是学人著力处？师曰：春来草自清，月上已天明。”(同上)意谓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如春日青草、月上天明一样自然。
　　“平淡”或“冲淡”的风格，来源于一切不系于心的主体心态，任运自在，不执着，不刻挚，如天空中的游云一般。山水派诗人，多有如此心态。摩诘所谓“万事不关心”是正面的表白。“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正是禅家“不住心”、“无常心”的象征。柳宗元《渔翁》诗中：“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也正是“不于境上生心”的禅学观念的形象显现。“淡远”“平淡”的风格，实际上是与无所挂碍、无所系缚、任运自如的主体心态有密切关系的。
　　四、幽独情怀与静寂氛围
　　唐代山水诗派主要以山水景物作为审美对象，作为创作题材，但实际上是在山水中“安置”诗人的幽独的心灵。这派诗人的篇什咏读既多，你就会发现在山水物象的描绘中，诗人那绋独孤寂的身影，似乎无所不在。最为突出的便是刘长卿的作品，常常出现的是自来自去，幽独自处的身影。有时不是写诗人自己，是写别人的形象，但细读之，就会发现那不过是诗人心灵的投影。如《送灵澈上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归远。”这似乎是写灵澈禅师，实际上却是诗人幽独情怀的外射。再如《江中对月》：“空洲夕烟敛，望月秋江里。历历沙上人，月中孤渡水。”在一片澄明而迷蒙的月光中、秋江里，“沙上人”静消消地独自渡江，诗人偏爱这类意象，不能不说是由创作主体的幽独心态决定的。在长卿诗中，即使是仅从字面上看，就可以随处看到“孤”“独”这类诗句。如“独行风袅袅，相去水茫茫”，“悠悠白云里，独往青山客”、“片帆何处去，匹马独归迟”，“江海无行迹，孤舟何处寻”，“人语空山答，猿声独戊闻”。“芳时万里客，乡路独归人”。实际没有办法多举，到处都是，诗人的幽独情怀是一望即知的。
　　岂止是刘长卿，这派诗人多在山水描写中寄寓幽独心境。孟浩然《涧南即事贻皎上人》：“约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书取幽栖事，将寻静者论。”《岁除夜有怀》：“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王维《答张五弟》：“终南有茅屋，前对终南山，终年无客常闭关，终日无心长自闲。”《秋夜独坐》：“独坐悲双鬓，空空欲二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韦应物《寺居独夜寄崔主簿》：“幽人寂不寐，木叶纷纷落。寒雨暗更深，流莺度高阁。坐使青灯晚，达伤夏衣薄。宁知岁方晏，离群更萧索。”《善福寺阁》：“残霞照高阁，青山出远林。晴明一登望，潇洒此幽襟。”韦的名作“《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似写“幽草”，实则是“幽独人自伤怀抱。”柳宗元《禅堂》：“发地结青茅，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杳然喧中寂。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不仅写出了自己被贬之后的幽独处境，而且道出了禅观对这种心境的影响。
　　这么多表现幽独情怀的诗篇出现决非偶然，几乎成为这派诗人的共同心态。回过头来又可以使我们意识到他们更多地以山水为题材写诗，并非为了摹写山水形貌，而是为了在一方山水物象中，寄寓幽独的情怀。他们渲染山水的宁静与远离尘世喧闹，正是为了寄托一颗幽寂的诗魂！
　　与此密切联系的，就是唐代山水诗人创作中那种共同的特点，静谧的氛围。诗人们在写山水物象时不约而同地烘托山水之静，而没有谁在写它的喧嚷。实际上写山水也正是为了写这种遗弃尘世的静谧。同时写风声、水声、虫声、林声……，却是为了更加反衬其静。王维《过香积寺》、“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泉声，更显得深山古刹的静谧。《秋夜独坐》中：“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这些诗中的果落、虫鸣、鸟声，恰恰是为了反衬山林的极度静谧。诗人是孤独的，似乎这世界只有他一个人，他用心谛听着大自然的心律。孟浩然、常建、刘长卿等人的诗作，也都以十分静谧的氛围来写山水。如孟诗《寻香山湛上人》：“松泉多逸响，苔壁饶古意，谷口闻钟声，林端识香气。”《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樵人归欲尽，烟鸟栖初定。”常建《白湖寺后溪宿云门》：“洲渚晚色静，又观花与蒲。入溪复登岭，草浅寒流速。圆月明高峰，青山因独宿。松阴澄初夜，曙色分远月。”刘长卿《秋日登吴公台上寺》：“野寺来人少，云峰水隔深。夕阳依旧垒，寒磬满空林。”《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履痕。白云依静渚，春草闭闲门。”这类例子甚多，是没有办法尽数列举的。静谧的氛围，是山水诗人的一个突出特点。
　　这与禅有什么关系？有的。禅宗之“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禅那”的修习方式，突出地表现为反对、废弃坐禅，但有一点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对“心”的修养──不过修养方式不同罢了。禅宗不再限于静坐凝心，专注观境的形式，进一步摆脱了心对物的依附关系，把心视为万能之物。
　　禅毕竟是避世的，它尽管可以混迹于尘俗之中，但要取得一份心灵的自在，“参禅学道，须得一切处不生心。”(《黄蘖宛陵录》)“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坛经》)，对一切事物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实际上还是一种“驼鸟政策”。禅又是一种对于自己内心世界的返照，于外间世界的风云变幻不取不舍，而以本心为独立自足的世界。这种对内心世界的返照和体认，必然带来的体验的独特性。参禅者的内心是孤寂的、幽独的。唐代山水诗派诗人们的幽独情怀，是与“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巨大变革有极大关系的。唐王朝从鼎盛的峰巅跌入了一个幽深的峡谷，亲身经历了这场大变乱的诗人们，热情凝结了，心态幽冷了，由外向投射转入主观内省。其社会原因是主要的。但是，诗人们在与禅的接近中，与禅的反照内心一拍即合，于是在幽独情境的描写抒发中，就参入了相当多的禅的底蕴，像柳宗元的《禅堂》、《晨诣超师院读禅经》、王维的《鹿柴》、《过香积寺》、《终南别业》等，都是相当显豁的例子。
　　禅家尽管一再宣称“行住坐卧，无非是道”，而实际上，还主要是在静谧山林中建立寺院，在生灭不已的朝晖夕阴、花开花落中“妙悟”禅机的。禅僧乐于与大自然打交道，倾心于禅的士大夫也乐于栖息于山林，至少是暂时获得一份心灵的宁静。王孟一派诗人，把山写得如此空明静谧，实非偶然，这与他们的禅学习染有直接关系。
　　其实，山水中的静谧氛围，并非全然是客观描写，主要是一种心境的建构。“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坛经》)禅是以心为万物之本体的，所谓“静”，只是一种心灵之静。大乘佛学以“心静”为“静土”，“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境，则佛土净”(《维摩诘经·佛国品》)，把“净”易为“静”，道理全然是一样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公的《饮酒》，说明此意最为恰当，又安知其中没有大乘的影迹？
　　禅与唐代山水诗派的关系很深，也难一一说明；而山水诗派的艺术精神，其形成因素也决非一端，禅的影响也只是一个侧面，然而，从这个视角所进行的透视，会有补于对唐代山水诗的深一层理解。
　　作者单位：辽宁师大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