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严法师

　　一种宗教之能激发其教徒的宗教情绪，往往是赖于宗教生活或宗教仪礼的推动；宗教徒之能够由其一已之信心，而感通诸佛菩萨或上帝或鬼神的灵验，往往也是导因于宗教仪式的实践，例如：祈祷、礼拜、持诵、观想等的媒介。所以诵经礼忏，并非属于佛教的特色，佛教有诵经、有忏悔、有礼拜、有祝愿，基督教（含新旧两教）也有，伊斯兰教也有。因此，如想确认佛教具有宗教的功能，如果还希望佛教徒们保留若干宗教家的气质，那么对于经忏佛事的问题，谈修正则可，若言废除则断断以为不可。
　　一、经忏非佛制
　　经忏佛事，在时下听来，总觉是个不太高尚的名词，总觉得比不上讲经说法，能够令人肃然起敬。所以尽管有人要求继续维持下去，但也有人不时透出几句埋怨的呼声。事实上，经忏佛事不是创自佛教的教主释迦世尊，经忏佛事的出现却是由于佛陀的应化人间而来，不过不在佛陀的当世，而是在佛陀去世或入灭之后。在佛的时代，佛陀不但不主张繁文缛节的诵经仪式，根本无经可诵。甚至佛陀的创教，目的正在反对婆罗门教那些繁琐的宗教仪节，宗教师们为了应付这些繁琐仪节，便专习仪节而不求仪节内容的宗教义理了。所以宗教的仪节，一变而成了迷信的排场，只知虚应，不求实际。于是那些宗教师们脱离了宗教的虔诚与宗教的圣洁，除了他们的职业是宗教门庭中的导具之外，渐渐地，他们的生活，便毫无一点宗教的气质可言。尤其宗教的传统观念，使他们早已成了社会之中的特殊阶级，因此，也更容易走上腐败一途。一种宗教，如果到了这一地步，它的接受自然律则的淘汰，乃是意料中事，假使没有原始的真理或价值，作为它们中兴复活的动力，它们便将与人类的历史做永久的告别。比如希腊、巴比仑以及各种原始民族的教派，到目前为止，多已成了历史的陈迹。
　　我们从各种迹象去看，至少在佛陀的当世，并没有也不主张弟子们专靠诵经礼忏，作为一种行持方法的。当时虽有诵经的人，但那是诵来教人如法修行。诵经最有名的，要算是阿难尊者了，他在佛灭之后，由摩诃迦叶所召集的大会中，向九百九十九位大阿罗汉（连他自已共为一千，亦有说是五百人的），宣诵佛在世时所说的一切法要，那就是佛教史上有名的「第一次结集」。在第一次佛经的结集之中，好像还没有作成笔录的文献，此后佛教徒们，学佛闻法，都靠口头传诵，就这样，大概传诵了一个并不太短的时间，然后才有成文经典的出现。最初为求佛法，必须请人背诵，为了使得学的人，深深记住，所以教的人，将其所知的某部或几部经典，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背诵，学的人也一遍又一遍地跟着重复朗诵，这大概就是反复诵经的起因。演变至今，就觉得诵经的遍数越多，功德也就越大了。不过这一观念也并不错（后面将加讨论）。其实像这种情形，岂独佛教如此，基督教的四福音，伊斯兰教的《可兰经》，都不是耶稣及穆罕默德的当世就有的。传说穆罕默德一手执《可兰经》一手执宝剑，用武力传教，其实那不是穆罕默德，而是他的后世信徒。穆罕默德，执剑传教是有的，但其本人并未手执《可兰经》。正如儒家的《论语》，并非孔子的手笔，只是其门人所记孔子的言行录。当时孔门的弟子，并没有《论语》可读，后世的儒生，却非读《论语》不可。并且不怕多读，读一遍有一遍的受用，读一遍有一遍的启发。那么佛教的经典以及佛教徒的诵经，自也属于同样的道理了。
　　二、实践与简单
　　不过，凡是一桩事物，有它新生的因素，有它成长的因素，也必有它衰败的因素，日久成习，习久成弊，积弊成非，这是世间法则的必然现象。好像我们人类，从初出母胎的婴儿，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而复归于一死，如果根据物质不灭、灵魂常在的原则，一个人的死去，也正是他另一次新生的开始，如同我们穿旧穿破了一件衣服，必须再换一件新的穿上。佛陀的出现应化，革除了婆罗门教的腐败，重在实践，重在简单。佛陀初期随处说法，随处即是道场，佛在随处坐下，随处便是狮子之座。他不选择地点，只要机缘需要，随处都可说法，总有千万凡圣弟子围绕，诸天菩萨种种宝物庄严供养，那种绚丽宏伟的场面，实在不能称为简单。再如王舍城的竹林精舍，舍卫国的只园精舍，都是非常庄严宏伟的道场。但这不是佛的本意，我们知道，佛陀生在蓝毘尼园的无忧树下，修道在雪山的野外，成道在尼连禅河边的菩提树下，初转法轮于鹿野苑中，开宣华严法会于尸陀林中，涅盘示寂于拘尸那罗城外的娑罗双树间。可见，佛陀的一生，与林间，与树下，特别有缘，中国唐代禅宗祖师创建大众修持的道场，称为丛林，这也可能是其原因之一。那么佛陀当时的佛事，中国初期的禅门，可能表现得最为接近，所谓担水砍柴，舂米洗碗，日常的生活，无不都是佛事。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经典的传诵，由于虔敬的表达，渐又使简单的切实的佛教，演成了仪节与义理并重的佛教，再演变而成只行仪节不重义理的佛教；到最后，僧徒们便将经忏佛事，当成了鍸口的营业。到此地步，佛教的衰微，也就难免了，革新的呼声，也就出现了。这在世相的变迁上，好像是必然的行程，也是意料中的结果。所以我们不必惊讶，不必哀叹，但看我们能不能担起中兴奋发的任务，做一番改革，做一番澄清。
　　三、读诵礼拜与益生荐亡
　　我们在大乘经典之中，差不多每一部都会看到，诸佛菩萨鼓励并赞叹受持、读诵、书写、礼拜，以及为他人说的无量功德。每说凡为经典所在之处，即是如来法身所居之地，亦为如来舍利塔庙所现之境，所以读经的人，等如佛陀的再次说法，也同阿难口诵「如是我闻」的当时，同样的庄严，读经者于读诵之时，彷似亲临佛陀时代的各大胜会。佛陀时代的常随弟子，因其根机深厚，所以每逢一次法会，每听一次开演，就有很多弟子证得各种圣位圣果，所以佛陀也不必再将同样的经典，重复宣说。事实上，佛陀说法四十余年，演教三百多会，虽然没有重复过一部经典，佛法的内容，往往总是三法印、三学、四谛、六度、八正道、十二因缘，加上依报正报、四圣六凡、生死涅盘等等，故也没有重复开演某一部经典的必要。再说所谓经典，在佛的当世，根本没有成文，佛陀只是随缘相机而说，绝不会肯定那一部经是最好的，那一部是次好的，所以经中要说「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并非教人仅仅捧住某一部经来死读死诵。当然，如果我们在经藏之中，涉猎一番之后，觉得某部经典或某几部经典，最合自已的胃口，因为我们根机浅薄，那是不妨专门反复读诵它们、礼拜它们的。那时，我们多读一遍、多礼一拜，将会多一分的收获，渐渐地由于读诵礼拜，而能化经中之境于身心之内，化此身心而通感通达，乃至通透于诸佛的性体。至于一般人的盲目读诵，不解经义，只求功德，如果不能由于读经而放下散心入于定境，或借恳切的虔诚而感应神灵，那他除了薰习作用的一点所谓功德之外，并无多大的意义。
　　佛教诵经礼忏，在原始的乃至小乘的，多不如中国大乘佛教之来得隆重，就尊法崇道的立场说，身为中国人的佛教徒，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佛教来中国，自成一个形态，而成为纯中国的佛教，中国佛教的经忏佛事，也与其他国家的佛教不同。经忏佛事的起源已如上述，佛教来到中国的初期，所做的佛事，大多是译经的工作，甚至把诵经讲经的事，也合并在译经之时举行。比如鸠摩罗什法师及玄奘法师，他们的译场，同时也就是讲堂，主译的人，往往手持梵本经卷，口宣汉译经文，边译边讲，边加研究，边予指导，所以主译者既是译师也是导师，助译者既是译员也是弟子。至于专门读经，那是经本译出之后的事了。不过我们可以肯定，读经或诵经的最初，目的是在自修，至于受雇于他人的所谓「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或「超荐亡灵」的读经诵经，既不是原始佛教的色彩，也不是中国初期佛教的形态。因为中国的社会，先已有了道教的流行，佛教这种「消灾」与「荐亡」的佛事，非常可能是受了道教所谓「作法」的刺激，所以应运而生，以资抗衡道教，免得道教在这方面优势独占（此系个人的假设，究竟是不是如此，尚待做进一步的考证）。因此，直到目前，如《水陆仪轨》，虽经唐之法海、宋之四明、明之云栖等数度删增，它的文字之中，尚有一些道教的观念。然而笔者又可肯定，凡以虔诚恳切，感念求法之心来读诵经典，他必能有得于心，有了心得，他又必不甘心永滞于读诵的一个境界，必定会油然生起弘法度生的利他精神；所以小乘人的不会永停于自利阶段者，原因也在于此。否则的话，似乎也可反证，他虽读诵经典，等于没有读诵，正如拳击虚空，没有反应，等于不击；同时也可证明，读诵的目的仅为利养，并不在乎求法。
　　上面说到中国佛教之有消灾荐亡，可能是受了道教的影响，但是中国佛教之有荐亡法会的开始，有史可考的，则起于梁武帝萧衍，最有名的梁皇宝忏及水陆仪轨，都是梁武帝时代的产物。发起于梁武帝，助成于同时的宝志公大师。志公大师，传为大士菩萨化身，应化当时，颇能显示神异，所以梁武帝迎供之后，每有疑异，必请志公相议。相传梁皇宝忏之由来，系因武帝怀念皇后郗氏之亡，郗氏转堕巨蟒之身，求乞超度。询以志公大师，志公则说：需要礼佛忏悔，为其涤除罪障业垢，方可拯拔郗氏皇后。于是梁武帝便礼请志公从诸多佛经之中，采录诸佛菩萨名号，其中忏文，全为佛说法语，削芜取菁，共成十卷。以我们现在来看，《梁皇宝忏》的内容，的确可诵可读，可礼可阅，除了圣号的插入，实即一部综合性质的佛经，所以相传至今，礼诵不衰，而且常有灵验。再说《水陆仪轨》的缘起，据说是梁武帝在梦寝之间，有一高僧示梦，教他普度水陆仪轨有情，一切含灵，所以他在宝志公的协助之下，遍览大藏，以<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如来陀罗尼>为其中心，制成《水陆仪轨》。故以《水陆仪轨》的内容来看，实即是瑜伽焰口的扩大。焰口之产生，是由阿难林间习定，观音大士化饿鬼王身，告诉阿难，三日之后，当堕饿鬼道中，阿难急向佛陀请示解救之道。佛陀即以佛在过去无量劫中，曾做婆罗门时，于观世音菩萨及世间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如来之所，所受<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如来陀罗尼>法，授予阿难，命其加持此一陀罗尼法七遍，能令一食变成种种甘露饮食，即能充塞法界，能使无量恒河沙数一切饿鬼，及婆罗门仙，异类鬼神，皆得饮食饱满，并能解脱苦趣，超生天界，或得圣果。能以此一广大布施的功德之力，便可使得行者，福德增加，寿命延长，此是消灾植福延年益寿的最佳法门了。所以<水陆纶贯文>的开头便说：「面然兴权，真是所谓冥被阿难，我佛慈济，开演妙法，此最初施食之大因缘也。」根据云栖大师《竹窗随笔》中则说：「昔日白起以长平一坑，至四十万，罪大恶极，久沈地狱，无由出离，致梦于武帝，武帝与志公诸师，议拔救之策，知大藏有水陆仪文……而今藏并无其文。」可见面然兴权，佛授阿难施食的法门，传来中国很早，后来失佚了。因为我们知道，焰口施食，现在藏经中最早的汉译，是出自唐代天宝年间的不空三藏之手，叫作《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焰口轨仪经》。但是水陆仪文的内容，又像是焰口的扩大，《水陆仪轨》的制成，却远在焰口之前的梁武帝时代，相差约二百年的光景，那么云栖大师所说，梁武帝时，即知大藏有水陆仪文，也可能是真的。不过梁武帝以后的《水陆仪轨》，已是出自梁武帝及志公等诸师的重制，而不同于先前的水陆仪文者，也是真的。否则《水陆仪轨》的来历，便没有基础了。
　　四、祖师广修经忏非为僧众鍸口
　　我们看梁皇宝忏、水陆仪轨、焰口，身为一个佛教徒，实在不敢主张废弃，其中除了有些观念已不适合今日的时代之外，它们的文字都很优美，情意都很深切，尤其我们如果还能不以为礼佛持咒是一种迷信或浪费的行为的话，我们不但不该反对，并要更加赞叹。在中国佛教史上，提倡经忏佛事最为积极的人，要推云栖大师。甚至有人明知若干经咒如：《血盆经》、《胎骨经》、《高王观世音经》等是出于中国民间的伪造，文字拙劣，义理不畅，但因这些颇受民间传诵，并且时有灵验，所以也加罗列；因其以为，文字虽出伪造，诸佛菩萨圣号，却是出于佛经，所以仍有灵验可观，所以不敢妄自废弃。唯因由于经忏佛事而流为僧众的营生职业之后，僧众天天应赴，精神不能集中，身心劳于疲惫，经忏佛事变成虚应塞责，住持以此作为生意般经营，僧众则以此为鍸口的生计。于是僧格尊严扫地，佛门精神荡然。因此就有一些人们批评云栖大师不该提倡经忏佛事，延留至今，竟是流毒沙门，成为佛教衰颓之祸因。不过我想，云栖广修经忏法要，目的是在弘扬圣教法门的自利利他，并希以此利及法界之内九种十类，一切有情，同得解脱，共证菩提，实出于菩萨救世的大慈悲心，至于经忏佛事的流弊，谅非云栖大师所曾料及。
　　五、勿落原始宗教的泥沼
　　本来，佛教的经忏佛事，是用来自修的，不是用来超度亡灵的，虽在自修之中，回向功德，普为四恩三有，不为自求福报。但是自修出于自动，有人布施，固要自修，无人布施，也要自修。所以受请于人而去诵经礼忏，并且掂斤看两，讲好人数，说好一人几炷香，一炷香多少时间，一人多少钱，一堂佛事多少钱，这种现象在佛陀时代是看不到的，也是佛陀极端反对的。然而人类宗教的最初形态，是巫师或祭师，原始的人类，一切的祸福苦乐，都委命于他们，他们的职掌，便是祷福禳灾。人类需要宗教的安慰，也在于此。人类总希望有一些能够感通于神明的宗教师，来为他们祈求，将他们的愿望通过宗教师的媒介，而达于神明，神明便可为他们消灾降福，为他们解决问题，帮助他们表达对于生者的恩义，对于死者的怀念，对于神明的敬意。这种观念，在人类的潜意识中，直到现在，仍未消灭，这也正是人类之中尚有宗教存在的主要因素。所以佛教传来中国之时，并没有度亡的佛事，到了梁武帝时，由怀郗氏皇后的去世，而创制《梁皇宝忏》忏本。即如水陆仪文，或者传译于梁武帝之先，但水陆之由，起于阿难施食，以理推之，阿难施食之时，除了他本人依法加持<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如来陀罗尼>法之外，似乎没有第二人乃至第三人参加的必要。至于水陆道场的内坛外坛，人数众多，组织繁复，规模庞大的所谓无遮大会，实非佛陀时代的本来面目，而是梁武皇帝的虔心供养。以其君主之尊，一国之富，来庄严此一水陆道场，自属应然。不过我们可以断定，经忏佛事之应用于度亡法门的专课，乃是创自梁皇武帝，但那也是出自原始人类对于宗教要求的同一情绪。这对后世的中国佛教来说，其利实不足与其弊相抵相衡。
　　佛教本不是原始的宗教，也不负有原始宗教的使命，但是自有类似情形之后，也就降下一格，迎合了原始宗教的要求。更不幸的，一到后来，竟尔急转直下，一泻千里，佛教的僧众，多从人天师范的宝座上，跌下了巫师或祭师的泥沼，甚至不如巫师、祭师地位的受其社会之尊重。事实上，佛教可以不必同流于原始的宗教，因为佛教的僧众，绝不同于巫师；巫师皆以神明的代言人或化身自居，他们自处于超然的地位，只承认他们才有能力与神明接近。佛教的观念，主张人人平等、众生平等，只要工夫到家，僧众固可感应诸佛菩萨，并且可以自我升拔于诸佛菩萨的地位，人人也可感应诸佛菩萨，并也可以自我升拔于佛菩萨的地位。僧众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是在教导一般人去如何感应诸佛菩萨，如何自我升拔于诸佛菩萨的地位，僧众绝不可能大权独揽，独力经营经忏佛事；为求超凡入圣，僧众固该诵经礼忏，一般人也该诵经礼忏。一般人之供养僧众，绝不是为了将自已乃至亲属死后的前途，委诸僧众，而是为了僧众能够教导自已如何才可于死亡之后，不致堕落三恶道中。这同样是宗教的要求，但已不同于原始的宗教，而是原始宗教的升拔。
　　六、现行佛事的经与忏
　　我们看，现行而被僧众们经常作为消灾荐亡植福延寿的经忏，不出水陆（已少启用）、焰口、梁皇宝忏、水忏、大悲忏、净土忏、药师忏、地藏忏，及《华严经》、《法华经》、《金刚经》、《心经》、《阿弥陀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等等，其中的忏文都是中国人编制的，水陆仪轨与焰口，虽有它们原始的依据，但也出自中国人的众力糅合。水陆仪轨由阿难开始，经宝志公、梁武帝、法海英公、长庐颐公、四明东湖志盘法师、云栖莲池大师、源洪法师，以及东坡苏文忠公、东川节推杨公等的数度修辑，润文阐扬，才存今日的面目。焰口与水陆同根，由阿难发源，经不空三藏于唐时天宝中译出（其实是口述）《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焰口轨仪经》，阿阇梨节之为《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轨》，海上增益科仪，天机节去繁芜，云栖重加修订，目前国内所用《瑜伽焰口施食要集》，则为宝华山癸酉年修正本。可见焰口施食，变迁更改好多次了。今在《大正藏》中，有关焰口施食者，有如下数种：《佛说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佛说救面然饿鬼陀罗尼神咒经》、《施诸饿鬼饮食及水法》、《佛说甘露经·陀罗尼咒》、<甘露陀罗尼咒>、《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焰口轨仪经》、《瑜伽集要焰口施食起教阿难陀缘由》、《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佛说施饿鬼甘露味大陀罗尼经》。
　　其中内容，长短不一，有的很长，包括咒品文相乃至手印观想，有的仅仅一个短咒，然其本质，大致相同。我们由此可见，佛法的流传，同一经本，同一出处，流之越广，传之越久，膺本或异本也就越多，弄到最后，甚至不知究竟那一版本最近原始的稿本。好在不出佛法的大体，全部都可算是佛法。佛口亲宣的是佛法，诸大菩萨，古德先贤，所说所制者，也是佛法。所以除了经典之外，诸部忏仪，皆为我国历代帝皇高僧所作，不过除了《水陆》、《焰口》、《皇忏》之外，皆为自修之用，如《三昧水忏》，是唐朝懿宗时代的悟达国师，以迦诺迦尊者化示三昧法水，洗除他的人面业疮之后，便作忏法，朝夕礼诵，以消宿世怨业。宋代四明尊者知礼大师，根据伽梵达磨所译的《千手经》，作成《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忏法》，简称大悲忏。宋代慈云忏主，根据《无量寿经》、《大弥陀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等制成《往生净土忏愿仪》，也是备作学人自修之用，并且规定，共修此一忏法，多者十人，再多则不可。行此忏法，非常严格，唯恐行者失之流弊，特于忏仪之前，提出十项规定，果真如法而行，不难一心不乱，花开见佛。药师忏是本著《药师经》而来。地藏忏是明代八不道人灵峯蕅益大师智旭所述，因他本人，是在二十岁的那年冬天丧父，及闻《地藏菩萨本愿经》，便发出世之心，故在出家之后，深敬地藏本愿，切念地狱众苦，便以《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占察善恶业报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制成《地藏菩萨忏愿仪》，以期大众，共洗先业，克求圣果。在此我们可以明白，先贤古圣，制作忏法，不是为了后世僧众造饭票，而是出自大慈悲悯的本誓愿力。后世佛子自甘堕落者，实在无理遣过于先贤古圣的制作忏法。再说经典，尝说不读《华严经》，不知佛家的富贵，八十卷《华严经》，如能透底通达，便可事理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不是正等正觉，也是登地菩萨了，所以读诵《华严经》，往往可以开大智慧，得大灵异。《法华经》七卷二十八品，读诵灵验更为卓著，例如天台智者大师，修习三昧，诵经至<药王菩萨本事品>，豁然大悟，寂而入定，亲见释迦世尊的灵山一会，俨然未散，获一旋陀罗尼，自是以后，照了《法华》，如曦和之临万象，达诸法相，似清风之游太虚。《金刚经》、《心经》是佛教阐释因缘生法，性本空如的要典，能够全部受用，便可进入一真法界；不要说全部受用，如果心诚意净，即使听闻一句一偈，也能一念顿悟。例如禅宗六祖惠能大师，他听五祖讲《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句，豁然开悟。《阿弥陀经》是修习净土法门的要典，《药师经》是忏除罪障的要典；一摄弥陀愿海，一归药师愿海；一求西方净土，一望东方净土，都是极好的修行法门。至于《地藏菩萨本愿经》，要在阐扬地藏菩萨本誓大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所以地藏菩萨最易接近，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上要说：「阎浮众生，于此大士，有大因缘」，只要一赞礼，一闻名，一读此经，便有无量福报，终至必出苦轮。
　　由上看来，经忏佛事，并非坏事，相反的，如果不是经忏佛事，我人的信佛学佛，也就无从生根着力。主要在乎经忏佛事，不得视为营生的工具，而是要将经忏佛事当作我人通向成佛之道的桥梁，我人应在经忏之中体认成佛之道的种种方法，以期学佛所学，行佛所行，达于证佛所证的无上佛境。
　　七、焰口内容及佛事要求
　　最觉得荒唐的是，我虽曾由经忏生活之中打滚过来，但对经忏佛事的内容及其意义和义理，却完全不懂，我只晓得人家如何念得好听、唱得好听，我就学着念学着唱（如今时隔十多年，嗓子、中气，以及那些本领，都已不行了），我曾问过一位在小庙上挂头牌，并在宝华山当过维那的师父：「瑜伽焰口四字怎么讲，放焰口为啥要戴毘卢帽？」他的回答是：「阿弥陀佛！我能说法，老早就做法师了，还会在这里做经忏鬼子吗？」（也许是他的客气）不过这次当我再度出家之时，年已三十，知见已较宽广。初以客串身分在焰口台上站空班时，内心非常痛苦，自已不解焰口，竟来超度亡灵，岂不反叫亡灵咒骂！但是跟着大众一字字、一句句、一页页、一段段，唱念下去，边唱边念，边去体会其中的义理所在。首先迎请诸佛菩萨，接着供奉诸佛菩萨，念着缘起文，又念到召请十方，尽虚空界，三涂地狱，乃至诸天鬼神，以净甘露，滋润身田，永离邪行，皈敬三宝，身常清净，证无上道；又念到各种咒印：变食、召鬼、破地狱、开咽喉、摧罪、破业、忏悔、为鬼说皈依、为鬼受戒、为鬼说法，而到一切孤魂洗脚上船、同登慈航、共向成佛之道扬帆为止。凡此，以密法为主，显教为从，以三业相应（即瑜伽之意）为方便：结印、持诵、观想。作法者果能心诚意切，登上三昧耶密坛（焰口台）之后，三业清净，一心专注，必有效应可观。所以作法者的资质，各本之中，均有明文限制，试举数例如下：
　　佛告阿难：若欲受持施食之法，须依瑜伽甚深三昧阿阇梨法。若乐修行者，应从瑜伽阿阇梨学，发无上大菩提心，受三昧耶戒，入大曼□啰得灌顶者，然许受之。受大毘卢遮那如来五智灌顶，绍阿阇梨位，方可传教也。若不尔者，遁不相许。设尔修行，自招殃咎，成盗法罪，终无功效。若受灌顶，依于师教，修习瑜伽威仪法式，善能分别了达法相，故名三藏阿阇梨，方得传斯教也。（《瑜伽集要焰口施食起教阿难陀缘由》）
　　瑜伽法门，皆从梵书字种起观，出生一切广大神变，普利有情。此本首刊二十字，行者切须观想纯熟，才可登坛作法，其字结构，均有天然轨则，不容毫发差殊。（《瑜伽焰口施食要集》卷首）
　　然必三业相应，道行高隆，精研熟练，方能自利利他。不然，罹咎弗少。（《瑜伽焰口施食要集·序》）
　　若请法斋主，与作法诸师，各皆竭诚尽敬，则其利益，非言所宣，譬如春临大地，草木悉荷生成；月丽中天，江河各现影象。故得当人业消智朗，障尽福崇；先亡咸生净土，所求无不遂意。并今历劫怨亲，法界含识，同沐三宝恩光，共结菩提缘种。若斋主不诚，则出钱之功德有限，慢法之罪过无穷；僧众不诚，则是鼓橐钥以为经，交杵碓以成礼。于三宝龙天降临之际，作卤莽灭裂塞责之行，其不至罪山耸峙，福海干枯，生罹灾祸，死受谴谪者，何可得也！（《甲子重刻水陆仪轨·印光大师序》）
　　我们如果看了以上的四段征引，再替人家做佛事，恐怕就有战战兢兢的感受了，无怪乎在现行的焰口本中，召请条理，也有一条是「一心召请，出尘上士，飞锡高僧，精修五戒净人，梵行比丘尼众。黄花翠竹，空谈秘密真诠，白牯黧奴，徒演苦空妙偈。呜呼！经窗冷浸三更月，禅室虚明半夜灯。如是缁衣释子之流，一类觉灵等众。」
　　事实上，能够是五戒梵行，空谈秘密真诠，徒演苦空妙偈的出家人，已经是可以的了，一般的应赴僧众，还不到这一境界哩！说来也真痛心。其实，我们若在经忏之时，果能身敬，口诵，思惟，三业清净，三业相应，不愁不能感应诸贤圣众，不愁不能忏悔业障，比如大悲、净土、地藏各忏之中的忏悔发愿文，诵来都能使人感激不已，甚至痛哭流泪。但是佛事而形同演戏之后，这些宗教的情绪与宗教的功能，也就荡然无存了。
　　八、我的看法与建议
　　我们都知道，经忏佛事之被广多僧众，取为衣食之资，作为贩卖之具，不以今日为始，乃是由来已久。忏法之兴，多在唐宋以后，禅宗本无忏法，后亦相继崇效，一则以维持门庭，次则以集体修持，再则以接引初机。佛陀时代，诸大弟子，分化各方，乃以言教身范，深入民间，恢弘佛道。我国唐宋以下，高僧贤德，固然代有人出，然而僧众之间，中下根器者，究属绝对的多数，他们无以为生，无以弘化，但知诵念礼拜，民间信之，则延之请之，邀至其家，超荐先亡，植福延生，遂而相沿成习，相习成风，所以民间中下阶层，往往由此而知有佛教，渐而接近佛教者。所以应赴一门，虽为众弊之流，亦有善端所在，不可一概抹煞。即到今天，请和尚尼姑超荐先亡的，多半不是皈依了三宝的正信佛子，但他们既能上庙做佛事，最低限度绝不是外道的信徒，在他们的情感上，总还承认信仰着佛教。如果佛门之中，一旦中止了经忏的应赴，势将拒绝了许多人的入佛因缘。
　　但是，不能因了开刀会痛，便让毒瘤永远留在心腹之中，时至今日，有怀抱的诸山长老，该为着佛教的前途作想，该为经忏佛事重加改革一番。据我所知，今日台湾的佛教界，无论是长老，或者是青年，对于经忏佛事的应赴，绝无绝对的好感，可是只要斋主上门，无不欣然欢迎，为的是希望替常住增加一些收入；虽不主张青年僧众混迹埋葬于经忏佛事之间，但如能够帮忙自家的佛事，又觉得非常高兴，这实在是一种极端矛盾的心理。然为「现实」问题，或也无可厚非。同时，多数的青年僧众，如果不是「经忏」的收入，往往即使是衣履邮资，日用必需，也将成为问题。不过，若非物质讲求，似仍过得去。否则一旦落入「经忏」的职业圈中，势必意志散漫，毫无奋发的信念了。
　　即使是在如此的情形之下，我仍希望提出自已的建议：
　　（一）各道场尽可能皆以弘法为要务，尽可能都以信施（不是卖买）来维持。不得已而非做「经忏」不可者，则佛事是斋主与僧众双方的修持，凡做佛事，僧众固该如理如法，虔敬以赴，斋主合家，也该跟随僧众，参加礼诵，以其超荐先亡的机会，共浴佛教的甘露法味。最低限度也得于佛事之中，增加一个节目——向斋主说明佛及佛事的大意。唯有如此，庶几不将僧众，当作计时赏酬的工人同等看待，庶几不失佛事之为佛事的庄严。
　　（二）青年僧众，应该立志，精进努力，刻苦以赴，在艰难困苦之中，为个人开创前途。个人都有前途，佛教就有前途，既成就了个人，同时成就了佛教，尤其还是成就了我们的社会，乃至一切的众生。只要自已能吃苦，不怕未来没前途，不愁生活不下去。
　　九、结语
　　佛事总是要做的，不过，理想的佛事，绝不是买卖，应该是修持方法的实践指导与请求指导，因为僧众的责任，是在积极的化导，不是消极的以经忏谋生。但愿我们的时代，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不是旧时代的苟安，或是更糟的延续。如果担心佛事的改良，影响到经济的收入，我想，只要做得认真，行得合理，那是无关紧要的。再如担心一家改良，别家不改，会在某种观点的竞争上失利，我想，只要做得好，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或者也可就此问题，各地区分别召集诸山会议，采取同一步调。事关佛教的兴废盛衰，愿我写下一万余言，不是拳击虚空，希望有点酵素的作用。
　　最后谢谢浩霖法师，浩师知我要写本文之后，特将《水陆仪轨》会本，冒着暑热，亲由台北市送到北投山上，借我参考，盛情高谊，至为感人。
　　（一九六0年九月一日，《今日佛教》四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