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经》研究述评

2014/9/3    热度：478   

《金刚经》研究述评
　　杜正乾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210097)
　　《金刚经》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金刚”是金中之精坚者，百炼不销，能断万物，佛教以此来比喻佛法，喻其能断除人的贪欲恶习和种种颠倒虚妄之见。“般若”为梵语音译，意指明见一切事物及道理的高深智慧。“波罗蜜”亦为梵语音译，意为到彼岸，即离生死此岸，渡烦恼中流，达涅架彼岸。《金刚经》自传译到中土，就成为一部家喻户晓的佛教经典，[1]，达到了几乎人人持诵，家家传习，不唯佛教奉为圭臬，即外道异宗，亦复尊重的程度。[2]《金刚经》历来被认为是大乘般若类经典的精髓。[3]
　　《金刚经》在佛教经典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因此历代高僧大德对其研究、注疏的成果层出不穷。粗略言之，梁代昭明太子曾对金刚经科以三十二分，晋傅大士居士、宝志和尚撰有《金刚经赞》。唐禅宗六祖惠能撰有《金刚经口诀义》一卷、《金刚经大义诀》二卷，大白和尚《金刚经诀》一卷，卢求《金刚经报应记》三卷、《金刚经口诀》一卷，郑覃等撰《唐六译金刚经赞》一卷，僧应之有《四注金刚经》一卷。[4]（P5186）明清时期，明太祖有《集注金刚经》一卷，并且明成祖作序。[5]宗泐《金刚经注》一卷，洪恩《金刚经解义》一卷，王日休有《金刚经解》四十二卷，何湛之《金刚经偈论疏注》二卷，张有誉《金刚经义趣广演》三卷等，[6]（P2455）形成五十三家注《金刚经》的盛大局面。[7]（P844）
　　近年来，《金刚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共发表论文40余篇，专著20余部。现分以下几方面，对已有的论著成果予以概述：
　　一、关于《金刚经》的宗教哲学思想
　　《金刚经》所反映的哲学和宗教思想，历来是对其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金刚经》可以说是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经典。《金刚经》包含了大乘佛教般若学说的精华，其“性空幻有”、“扫相破执”为主要内容的般若思想是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大智度论》中说：“般若波罗蜜，是诸佛母。诸佛以法为师，法者即是般若波罗蜜。”《大般若经》中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是诸菩萨母，能生诸佛，摄持菩萨。”《金刚经》也说：“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从现代哲学的眼光来看，《金刚经》之所以被奉为诸佛之智母、菩萨之慧父，众圣之所依，是因为其般若思想关涉的达成佛教的认识论问题。18，赵建军先后著文对《金刚经》“妙行无住”、“正信希有”、“法会因由”之义理进行了阐释。认为佛教经典《金刚经》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对这部佛经国内学术界还重视不够。如有的学者提出此经为晚出佛经中的精品，因此不必过于推重。而事实上《金刚经》的思想最为朴素并体现大乘般若的思想特点。“法会因由”是《金刚经》的开篇部分，述及释迦牟尼的起居、行乞生活，其中隐含着整部经义理诞生的信息。并对其中第四分“正信希有”分进行了分析和阐释，认为之中包含着大乘般若学的核心原理、佛学证悟的途径、方式及释迦牟尼对佛教未来行世的预测等内容，认真研究这些内容对于准确把握《金刚经》和佛教义理具有重要意义[9]慧昭法师著文认为《金刚经》对禅宗六祖慧能及其禅宗经典《坛经》、对荷泽神会以及南岳怀让系、青原行思系，乃至于近代禅门临济派下星云大师均产生了深刻影响，《金刚经》的人间佛教思想使“星云大师不但继承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理念，而且承袭着慧能大师以来南宗禅的最上乘法，更是真正将《金刚经》的重点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实践与人世间。”对星云大师弘法取得的伟大成就，第一次从佛教义理上探讨了其根源。[10]冯殿忠认为《金刚经》可以说是阐述佛教世界观的根本著作，《金刚经》所阐述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而且可以说是“最精妙的唯心主义”，作者对这一“最精妙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进行了探讨。[11]艾畦认为《金刚经》是一部产生于公元一世纪时的最早的大乘经典之一，它基本包括了可直接溯源至释迦牟尼的有价值的大乘思想，并阐释、发挥了释迦牟尼的不少其它重要思想。在佛教经典中属于相当好的一部。但也有对释迦牟尼思想的偏离和不足之处，主张要全面分析，不可盲目信从。[12]此外，田光烈对吕潋先生提出的法趣义、三假义、无住义进行了详尽的解读。[13]
　　二、关于《金刚经》的美学思想
　　关于《金刚经》所蕴涵的美学思想，赵建军认为《金刚经》作为在我国佛教史上影响深远的重要经典，其中包含了一些独具特色的、尚未引起学界重视的美学命题，如“美是虚幻的感知”、“美无表象”、“美感即了悟”、“美，即非美，是名美”等等。剖开这些命题的宗教神秘主义外壳，我们不仅可在其中发现与儒、道并行的东方美学的另一侧面，而且可在其中找到至今仍值得批判继承的东西。《金刚经》中的美学思想对中国美学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金刚经》中的某些美学观点与儒道的合流。儒家的重视德性、内在人格的修养，道家的崇慕虚静、净心养性，都与《金刚经》的修炼智慧、超度无极能找到聚合点。另外，《金刚经》中的美学思想也是独特的。尽管人们多从宗教角度研究它，但它所倡导的关于美在虚幻，美无表象，以及了悟心性的主张，都鲜明地体现出与西方美学不同的特点，而且还在挖掘美的奥秘方面有不失深刻之处。[14]
　　三、关于《金刚经》的艺术影响
　　在美术史论方面：刘道广认为《金刚经》的义理思想对我国南朝刘宋时代的画论家宗炳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宗炳本人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曾追随庐山僧团领袖、般若学大师慧远。在佛学理论上著有《明佛论》，在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从佛学受惠很多。受金刚般若学说的“见诸相非相”思辨主旨的推动，他写下了《画山水序》，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山水画论的先河。宗炳之所以能对山水的观览、山水画的创作、鉴赏作出系统的认知，从“理人”、“行人”达到“畅神”的领悟，他认为主要是受惠于佛学的修养，这也是以往研究者所忽视的地方。[15]
　　对中国书法史的影响，由中国佛教协会已故会长赵朴初任总编、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刀述仁、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王志远、中国诗书画研究院院长何首巫任主编的《金刚经千禧百家书画典藏》面世。该书木质书封，镀金版上镌刻有赵朴老题写的书名，封面上刻有中国书协主席沈鹏先生书写的经文。该书其内容包括主编及数位高僧大德之题辞，以及唐代《金刚经》扉页的说法图、著名书法家任步武先生用小楷书录的金刚经全文、当代中国100位书法名家书录之精品、100位国画名家配画之佳作。[16l
　　江杰来介绍了生产丝织古籍作品《金刚经》的工艺设计及为提高产品质量和织机效率所采取的措施。丝织《金刚经》融丝织、佛教及书画艺术为一体，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该作品的独特设计，填补了国内外纺织产品的一项空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17]
　　四、关于《金刚经》的语言学
　　《金刚经》流传极广，又为禅宗藉以弘扬之显典，故历代注释者不下百余家。敦煌千佛洞藏经室所藏多部《金刚经》抄写注本，其中以《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最具价值，其写本共有11份之多。但是又与诸多《金刚经》经本及注本，殊多歧异。褚良才对这些版本予以相参互校并训释解诂。”[18]艾畦对《金刚经》进行了释词。在解释“四相”时，作者认为，在众多解释中，以南宋进士王日休的解释最为明白、贴切。他在注释第三十一分中“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时说：“我见者，谓其见识以为宾有我也；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者，谓其见识以为实有人、有众生、有寿者也。”他是解释“四见”，但有此见识必有其表现，见识加上表现就是“相”，所以他的这种解释也可适用于“四相”。在解释四句偈时，认为只有将“四句偈等”这四个字连起来，理解为“四句偈的复数”，即是指本经文中的所有四句偈，这样才行文顺畅、意思圆满。本经中出现了十四次的“四句偈等”四字，从而认为四句偈指的是本经文中所有的三首四句偈，即：1“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2“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3“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做如是观”。并认为“法”字应有四种含义，“如来”、“菩萨”、“福德”均有两种含义。[19]在《金刚经》研究中，即非是名这一特殊句型学者们颇为关注；有人将《金刚经》的这一说法格式作为佛教般若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称之为“般若学的三句话”。日本学者铃木大拙等称此论证格式为“即非”论理学，并给以极高评价，认为远非其它论理辩证者可比。在佛教界，有人将此称为斩绝一切相的“金刚宝剑”。李利安认为“即非—是名”三句话可以简单概括为“现象，非本体，只是假名”。称“即非—是名”为双遣否定法能更直接、更准确地反映这一方法的特点。这种双遣否定法是佛教内部出现的一种新的方法论。这种方法的出现，迎来了佛教变革的新时代，成为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大乘中观学派及中国空宗建立其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方法。[20]
　　五、关于《金刚经》的思想文化价值
　　《金刚经》不仅在古代佛教经典中地位重要，在现今社会，其思想文化仍有可以借鉴的方面。吴言生认为《金刚经》是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佛经之一，其破相破空破佛法，无住生心不染尘的大智慧、大境界，不仅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活化因子，而且对现代人也有着诸多有益的启迪。《金刚经》的无住生心精神，可以缓解现代人的压力感，使其保持澄明心性。人们面对着惊涛拍岸的物质大潮，必须立定脚跟，以金刚般若的破相精神，将该悬搁的坚决悬搁，将该否定的坚决否定，难舍能舍，难行能行，无住生心，才能将生命提升到光明澄澈的高度之境。[21]杨明通过对金刚经的翻译情况、对禅宗六祖慧能的深刻影响的分析以及其对僧俗两界的广泛重视，认为其对世界文化艺术都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世界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唐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木刻本；世界上最早的木刻版画是《金刚经》扉页的佛教绘画；现存规模最大、时间最早的石刻经文之一是山东泰山经石峪的石刻《金刚经》。此外，柳公权、赵孟頫等书法大家所书写的《金刚经》手迹已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不少与《金刚经》相关的文学作品仍流传至今”。并对其现代意义也进行了发掘，认为“今天，现代人在物质生活相对满足、精神需求日益突显的情势下，普遍追寻人格的完善，希望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利益民众社会，在实现外在价值的同时达成心智平和的内在状态。《金刚经》中“性空幻有”的般若智慧和“扫相破执”的修行实践对现代人生还是颇有启迪意义的。”[22]济群法师认为《金刚经》是佛经中流通最广、注疏最丰富的家喻户晓的经典，《金刚经》对六祖慧能、禅宗经典《坛经》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认为《金刚经》首要解决的是人心问题，只有降伏其心，“拥有健康心境，是建立快乐幸福的根本”。《金刚经》称：“当知是经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可见受持本经功德之殊胜，表现为增长福德、消除业障、开发智慧、通达实相、消除烦恼以及成就无上道等。[23]
　　此外，在敦煌学研究中，学者们对敦煌出土的《金刚经》及其相关问题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如敦煌出土的《金刚经》达数千号，有的经文上还有题记。过去对此类经典的整理不多，一些题记也未引起重视。方广铝对敦煌文献中的《金刚经》及其注疏进行了梳理，并对现藏国内外的敦煌《金刚经》及其注疏做了较为系统的整理与介绍，对一些题记也做了移录，有的经文还做了版本考证，并指出它们对研究佛教写经、义理探寻、敦煌历史、佛众结社、雕版印刷、官吏宫廷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24]，另外，学者们还对敦煌《金刚经》变文的研究，《金刚经》变相的研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25]
　　综上所述，学界对《金刚经》的研究，在其义理思想、文化价值、现代意义、艺术影响等方面取得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进展。但是仍有一些尚待加强研究的领域。如对中国历代《金刚经》信仰的研究。就中国传统文献记载来看，其中保存了许多有关《金刚经》俗信仰的材料，如唐代孟献忠就搜集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集验记》，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六《金刚经鸠异》和宋代李防等编《太平广记》卷102至108有关《金刚经》的报应类中，前者集中有关《金刚经》灵验故事20余则，后者则保存了100余则，大大丰富了金刚经信仰研究的史料。另外，明代王起隆辑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新异录》一卷，清王泽注编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感应(故事)分类辑要》一卷、周克後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持验记》二卷、[26](P166)甚至邻国日本净慧和尚也集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灵验传》。[26](P183)更值得庆幸的是，20世纪初，在敦煌出土约5万余卷文书中，佛教文献约占95％以上，这其中也有许多关于金刚经信仰的宝贵史料。“一般人佛教之信仰，最显著者二事。一为善恶报应。二为施与功德。”[27]如此众多的灵验记，使得《金刚经在诸多佛经中迥异突出，在中国古代的知识界、思想界形成《金刚经》的普遍信仰。但是，学术界对其研究明显表现的不够重视。佛教俗信仰研究，一直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特别瞩目。就目前所取得的已有成果来看，多集中在观音信仰、弥勒信仰、地藏十王信仰等方面。而作为佛经中流通最广、注疏最多的《金刚经》的信仰，学术界还无系统的研究。[28]
　　金刚经乃至整个佛教经典的研究，必须借鉴其它学科研究法。对《金刚经》版本或文献学意义上的研究，目前是其弱项。严格意义上的版本学，在中国传统学问序列中属于古文献学。而加强《金刚经》研究史，则属于佛教史学的范畴。有学者倡导建立佛教史学，这其中就包括“对佛教史料的整理、研究与阐述，以及对佛教史载和史学的整体评价，都必须以历史的与宗教的双重角度进行之”。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古今佛教徒的心路历程和佛教在中国流传的真实轨迹，对史学与宗教学都有意义”。[29]上文已经谈到《金刚经》在中国历代王朝僧俗两界广为信仰，流通着各种版本，而且其注疏也很纷杂。对于这些《金刚经》的不同文本，如何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找出其在学术意义上的传承与发展关系，很有必要。而今出版的大多数金刚经著作，多在讲说《金刚经》哲学义理，不重其它版本或文献上的考证。[30]这是需要亟待加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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