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法·重律·与法律并重

2014/9/3    热度：317   

重法·重律·与法律并重
　　仁 俊
　　「法」，是诸佛从旷劫大行中所证得的超特真理，这是生命与物质、世间与出世间无量性相的总汇。以净慧为本的法，透过净识敷演出来，由语言而转为文字，由文字而结为经典，于是，诸佛的精义奥旨阐明了。经典，是法身与正法的所依，圆妙佛境与深密文化由这而体见。「律」，是诸佛从繁复事相中所制立的适正规例，这是生活与重羣、僧格与璟境（等）无尽事行的通依。以净行为本的律，透过直心制定出来，由同持而形成习惯，由习惯而变为程序，于是，诸佛的弘规硕模建立了。程式，是律制与律行的齐限，严正礼防与完备典章，藉这而保持。从法的涵盖性看，律乃是法的流类，法的本身最极殊胜，依之而制成的律当然极公明。从律的实效性看，法绝不能离律而独存，必须藉律作护持，于弘传中始能远离诸弊。法是点化有情契顺于净善，在净善中资熏、涵润着，心地的积垢汰尽了，格局与慧命才会焕然一新。律是调伏有情强化其正行，在行中精勤、惕励着，身口的重罪制住了，威仪与气度才会庄严凝重。在法的体解、领悟、熏修中，新鲜而深刻有力的义蕴常揭出来，佛法的光明、价值才能透人世人心眼而引起其注重、研讨。在律的倡导、练习、严慎的遵循中，健实而不受惑的品德养成了，僧伽的制度、局量才会从山门裹建立而巩固起来。
　　从法与律的运用次第看，则法先而律后，法，普摄利钝二根；律，多半偏于钝根。过去诸佛初转法轮，特重于广摄羣机，所以总是先说法，利根者在法的卽闻卽悟中，当下获得「道共戒」，因此就不用制律。钝根者于闻法中略说五戒就够了，也毋须另行制律。就有情的好乐说，也是对法的兴趣比对律来得浓，况且，律是局于僧事，而诸佛最初的弟子们既都如法而行，不制律根本无问题，这是法先律后的原因。
　　心灵强、知识高的人类，心眼常会扫视而凝注在切要问题上——身心、世界（等）究竟是怎么回事？意念悬在这上面久了，要求认识这的念头就愈切。加之，过去因（善根）力在启导着，于是求真的心就更趋活跃，如取宝者已见到宝的前相——光明，充满着喜心与信心必得之而役快。内因具足了，一遇到外缘——三乘圣者一点就成了，这点他的是什么?法。简明而透快的三法印：诸行无常将身心、世界交代清楚了；诸法无我将世出世实相说明了；涅盘寂静则指出业尽情空后的究竟归趣。从修学次第说，由无常而体解无我，由无我而悟入涅盘。从一门直入说，单观无常或单观无我，均可趣入涅盘。流转与还灭，全在法的迷与悟，是故过去诸佛出世首重说法。
　　释迦佛初成道的十几年中，其重点也是偏于说法，这是有时代背景的。就当时的思潮看，婆罗门的思想早有了弊，互倡新说而与之对抗的是六师等，单就六师的思想观察，不外乎常、断、自然、无因等邪见，这些，比婆罗门的见解——梵天生（常见之一），也不见得高明（就中删闇夜毘罗胝、尼犍若提子比婆罗门的业报观、道德观高些），甚至更剧烈而危险。在这文化失常与社会混乱的当儿，安定思想与指点人心成了唯一大事，法，在这时显得太急需了，于是世尊就广说法要。正法一昌明了，由婆罗门与六师所酿成的不良影响就会衰息下去。这证明着破外道也必得先说法。
　　再就释迦佛建僧的方面看，起初，他对比丘们的形仪不大关心，成千的婆罗门出了家后，头发照常留着，一切道具也不完备，表面同外道无大分别。但是，他最注重比丘们根本观念——无常（等）的建立，这一建立了，本质上与外道才不同。厌生死、求涅盘，是比丘与外道的共同意愿，不过外道的涅盘建在「我」与「定」上的，将这卽看作涅盘的证得，实是陷于「情」诳与「静」醉中，生死根株盘结如故。依佛法说，无我才能悟入涅盘，着我绝不能悟入涅盘。当时外道们跟佛出家的非常多，佛为着彻底破除他们的谬执，于是便开示出「新涅盘道」——无我寂灭，作他们的得度因缘。新涅盘道卽是新知见的揭出；这新知见一揭出了，许多利根灵机一着耳根就被吸住了，舍利弗、目犍连，伽旃延等都是因此而得度。根性利的只有法才收拾得住，对深法未彻悟或者虽悟而不善于用，慧高眼锐的就瞧不起了。从法的赅摄而纯彻的性质上看，其功效比律来得直接而了当，这说明了要度出家众，也是法先而律后。
　　世尊早年摄化弟子，其重点确是在法，中、晚年就特别重律了。这时，从质说，出家众已不如早年那么单纯易教；从量说，人多了根性也复杂了，因之，内内外外的关系也一天天交错起来。比丘个人如何自处，僧与僧如何相处，僧与俗及俗与僧如何相处，这其中包括着许多最现实的大事，律，是解决这些的凭准。本来，舍利弗见到僧团逐渐庞大了，总觉得离以保持纯净，早已屡次请佛制戒，佛答以「未犯不制」。后来，此丘真的出了事，大众也紧迫地感到非制戒不行了，世尊这才制戒。同时，外道们早已立了严格的戒条，虽然这是「戒取」，但他们的修持与道德却建立在这上面，世人对他们信敬心都由此而起。佛教在这样的比观之下，就非制戒、非重戒不可了。由此，就知道戒是在内切需而外压激的情况下产生的。不制律，僧与僧相处固然无凭准，僧与俗及俗与僧相处也难以正常；就是阿罗汉也不能将僧与僧及惽与俗和俗与僧的相处关系全措理得适当，于此，便见出世尊制律的重要性。
　　律，是因事而制的，僧团中的事特别多，所以因事而制的律也就多了。现实界的一切都离不开事，由于与事接触而引起善、恶、无记性的反应来，从当下反应中不落入无记与恶而直提善念，这全靠从精持律仪中练成强大的警性才做到。警性，是趣善除恶的提托力与撇落力，运两种力增积而充沛了，脚跟与腰干才会稳而挺。
　　制约与方便是律制的总赅，从欲边说，特重制约；从慈边说，则重方便。真能制欲的比丘才能行慈，于行慈中顾到戒律精严才不会着情而引起流弊；真能行慈的比丘才能制欲，于制欲中顾到有情痛苦才不会躭乐而漠然无视。谈律制，太偏重于制约，则失之于慈，「瞿昙家中甚深广大」的涵量就显不出。太强调着方便，则失之于滥，「佛法大海不宿死尸」的严性就会坠失。制约与方便相互调剂，始能体见律制本一意。我们应该着眼于此。
　　对自己要特重制约，对大众要善用方便，这样，才能立己而和人。制约，是强化意志与净化行为的基力，大小乘者的刻苦呵欲，卽是制约精神的表现。僧团中重秩序、重威仪、重（僧与僧及僧与尼并僧尼与俗人的）界划，这些，要是照着律制做似乎太拘束了，然而，不如此做，怎能收到制约功效，真强真净的品德又怎能养成?当然，那些地域性及失去时代性的律制，我们仅能留作参考而毋须奉行，但是，今时、今地、今僧所最急需的制度不得不建立，写到这里，我对新侰制的出现感到无限渴望，
　　比丘们的心是否见法，一般人不知道；此丘们的身（口）是否如律，一般人都知道的。能如律则佛法使受人尊崇，不如律便受人抨击，在家众对三寳的信与谤与比丘们持律的严与弛成正比例。行为上的染净、邪正；用戒律一勘验就会知道，所以要辨染净、辨邪正，就必得要学律、持律。比丘们只要勤勇学法，现生不见法不要紧，但如果不学律、不持律，现生就会随时随地招致许多讥恼，这个人与僧团都会受到损失。专就世俗作用上看，律的重要性超过了法，所以，南传佛教先律而后经，东晋译经大德也有先译律后译经的，其用意就在乎此。
　　律的特殊作用：曰制我，曰舍私。凡事都必须经过大众的公议、公决、公办（这是佛教民主精神的最高发挥），个人主见与权威绝不许伸张，这叫制我。发心为大众服务，尽量限制个人财富膨胀，不许任意取纳、挥霍，这叫舍私。佛教说破我必须先从制我始，说断私必须先从舍私始，若是撇开了律制，一般比丘制我与舍私尚做不到，遑论破我与断私?从修学的渐门看，律制成了初学最实际的矩矱，一举一动都不能离了这，是故世 尊中、晚年就特重于律。
　　「圣戒为无上」（杂含卷三一），「戒德重于地」（杂含卷三九），世尊从此丘们的生活中深加体验，越发感到戒的重要，谈吐闾也就特别强调戒了。阿那律证了无学果，一个人住阿兰若，他觉得三业清净了，不想参加讲戒，世尊却郑重地亲自去唤他。这显示着圣凡都必须 尊戏。有一次，他这样问世尊：戒与闻究竟谁为重要?世尊卽答道：「戒胜于闻者，于中何所疑」（增含卷三七）?闻法而不加以体思、勤修，的确不抵持戒来得稳当。「若人有信心，恒生惭愧，好学戒律者，佛法得久传；是故人欲得佛法久住，先学毘尼藏」（善见律毘婆沙卷四）。「律藏卽是父母」（卷同上），「佛说持律人卽是功德根，因根故摄领诸法」 （卷同上）。这些话含有持律护法、以律摄法的意思，重戒精神更强烈了。
　　世尊临灭时，格外敌诫弟子们以「波罗提木叉」为「大师」，这定别有深意的，他对弟子们早已觉到：法是重于「知」性的，律是重于「制」性的，自动对于法求知者多，自动对于律求制者少，不求制则僧伽难以清净，而佛法亦难以常任世间，因此临灭时就特地嘱付以戒为大师。
　　从根性的利钝与时代意识的倾向看，的确，诸佛最初度生是先法而后律。从法、律相通看，就不能说诸佛最初只说法而不说（戒）律，因为诸佛起先都说过「略教」，这是最简单的法与律的合说。这，我们与看得活泼些。
　　现在，再说法、律并重。法的重点——悟理，律的特质——净事，从悟理断惑边看，法最重要，从净事除非边看，律最重要。上根人悟理彻故措事颇当，虽不学律而自然合律；下根入迷理深故触事常乖，必须学律而做力持律。这个世间上根人太少，下根人太多，因此迷理迷事的就数不尽，要学佛惟有法、律并重了。偏于学法则特重于教理的体玩，词辩与笔墨虽运用灵活，于身口严净的律师终不能合。偏于学律则着重于事相的拘泥，开遮与作止虽织芥不苟，于教义圆通的法师终有所距。对法与律各执一边而各行其是，则将佛法的整体分裂为二，精义与正行绝难从此丘身心中圆满显露。不但如此，法与律分开了，重法与重律的便会引起酷烈闘诤。据杂阿含二十五卷悬记：佛灭千年顷，藏法师的弟子将持律阿罗汉杀死了，阿罗汉的弟子也将三藏法师杀死了，从这含意中揣测，乃是世尊预知偏重法与偏重一律的此丘们必然会酿成的恶劣惨象!依善见律十八卷说：佛在世时，拘睒弥的经师与律师就会经闹涡闘诤了。僧团内在的不和，常是因「知」（重法）与「行」 （重律）不能调协所引起，这情势太激化了，重法的反而俘法，重律的反而破律，偏学之害这么严重，吾人实应悬以为诫！
　　法譬如生命，律譬如血髓，生命没了纵有血髓也无用，血髓枯了纵有生命也难活，必须命与血相济身体始能健壮。法与律亦复如是，彼此并重佛教始能昌盛。世尊曾经将戒与慧譬作左右手，可以互为清洁；戒能净慧，慧能净戒也是这样。「三学具足者，是比丘正行」（难含二九），以戒持身、以定澄心、以慧断惑，这才算是均衡修学。但急于断证的小乘者，没有定不要紧，戒与慧差了绝不或。此丘们有的不爱专学戒，跋耆子就是这样，世尊并不怪他们，只是以三学相劝，不久就证了无学果。阿难最爱多闻，但是持戒极严，当世尊没有制定对女人「说五六语」戒前，他总不敢随便对女人说法。这证明上等比丘都是法、律并重的。在这风气的蒸陶下，造成了佛灭百年中一味和合的兴盛气象。
　　就本源说，法是律的所依，无法则亦无律，「设无契经、法（阿毘昙），亦复无戒律」（增含卷一），卽约此意说。「于像法中当有此丘似像持律，少读经典」（大涅盘经卷四），重律而轻经的比丘实应猛省。就规制说，律是法的屏障，持律始能护法，「佛告邬婆离：乃至有秉羯磨，有如说行者，是则名为正法住世」（根木说一现有部目得伽卷第十）。律的精神全在「羯磨」上，如法羯磨是一切规制与一切清净的基因。口萨持戒宁失自身，不毁小戒，是为尸罗波罗蜜」（大智度论卷十四）。重经而轻戒的比丘亟应矫正。断「惑」必仗法，除「习」必藉律，学法与践法的时间愈久则断惑愈多，而慧证愈深；学律与持律的时间愈久，则除习愈多，而戒行愈正。比丘们不于旷劫中广学诸法，就是证了四果，也不能普摄羣机，周利盘特伽就是个例。不于多生中精持戒，就是得了大智，也难以除尽习气，舍利弗就是个例（龙树菩萨说：舍利弗等修学时间最多只六十劫，未能长久习戒故小过难免）。这样看，我们要断二障，除诸习，唯一要着就是发长远心学法学律了（大乘定门也特别要紧）。
　　就律制本身看，也是法、律并重的，僧祇律（这是最古典的律制之一）规定比丘受了戒五年当中，一定要「善知法，善知毘尼」，才准许舍「依止」（师）。五夏以前专精戒律；五夏以后，方乃听放参禅，这是中国南朝陈宣帝所规定的，其实是不大合律的。依善见律说：比丘只知经、律不知阿毘昙，称为下根。如果不善持律藏，但知修多罗、阿毘昙，不得度沙弥，受人依止。毘尼母经也说比丘在安居期中，一定要学戒、学定、学慧。广律中明明开示着通学三藏，而比丘们重法的则轻律，重律的则轻法，这是怎样的违佛本怀?
　　古代印度的那烂陀寺，为大小乘学传授的中心，但对律制也特别重视，据义净大师说，他在该寺学法时，一切事都依律而行，好几百年来一直奉行不替。由此可知那烂陀寺的辉煌声誉，全是从法、律并重上获得的。再说，盛行于迦湿弥罗的一切有部，对论典格外重视，中国所传的（小卺阿毘昙学，大部分都是他们的著述，其杰出僧材自东晋迄唐代来中国的很多，做着传教与翻译工作。但是他们的律典也特别多，律制也特别详（里面含有许多佛教史，由此可知他们是理论的发挥者，也是律制的实践者，这种精神我们应该深刻体认。
　　中国佛教到了盛唐，经论太多太深了，着重义学研寻的比丘们，对律制的奉行无形中简略了。同时，禅者特重于内心的注念提照，力求「理」的通彻无滞，对繁密的律制性难耐守。这种情况一久了，律制在中国佛教中便告解体，维系佛教内部的力量就消失了。就现前大势看，中国比丘学禅的太少而学教的特多，所以律制行否的责任不在彼而在此。这几年来，我特别感到中国佛教的命脉全操在学教的比丘手上，约教的广义说，通摄三藏与三学，学教就是学三藏与三学。太多的三藏（包括南传与藏传）与太深的三学，必须具有大精诚、大（身）勤（心）奋、大气概，才能钻得进，体得透。戒，重在洁己正人；定，重在发通度生；慧，重在观心照理。本文所说的法与律同戒与慧相等（约范围说，戒狭而律广），僧团中员能注重法与律，没有不复位的。我们对法没有深刻体解，精彩发挥，则对内（僧圑）无以教授，对外（国际佛教）无从置喙。我们对律不肯切实提倡，正式奉行，则对内（僧圑）难以严净。对外（在家）难生信重。中国佛教已濒临救危振衰的极限了，惟有法、律并重始能抢救而丕振之，我们学教的人，务要提足了「义龙」 「律虎」的精神刚健豪迈地用力做啊！
　　四十九年九月十二日晨五时于警危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