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法师的职业伦理思想

2014/9/3    热度：243   

太虚法师的职业伦理思想
　　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 张有才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佛教于此乱世更是风雨飘摇，既有传统佛教的“末流陋习”种种，又要面对社会急剧变革所提出的各种挑战，可以说佛教的命运岌岌可危，太虚作为虔诚的佛教徒以荷担如来家事、挽救佛教于危亡为己任，针对佛教存在的种种陋习与流弊，积极推行佛教改革，并提出“人生佛教”的主张和“积极建设人间净土”的口号，力图改变传统佛教的浓重出世倾向和巫术迷信色彩，使佛教的解脱不离现世，教人以出世的精神去做 好人世的事情，这标志着佛教现代转型的开始。
　　一、从新教“天职”观谈起
　　近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Weber)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西方社会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天才和智慧的分析，他发现正是新教伦理造就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社会精神气质，由此韦伯提出了他的“宗教一伦理一理性经济行为”的“理想类型”，他也据此提出疑问：为什么一个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特殊的理性主义文化仅仅在西方发生，特别是在西欧发生?为什么世界其他地方不能产生西方式的理性主义伦理文化?他继而对世界上诸普世宗教进行了研究，得出了这些宗教，包括早期的基督教和中世纪天主教，亚洲东方诸宗教都由于缺少新教的那种天职观和人世禁欲主义，而无法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形成类似西欧资本主义那样的文明。
　　韦伯通过对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加尔文教的-“天职”观、预定论和人世的禁欲主义培育了一种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
　　传统天主教主张修道院的隐世苦修，并通过种种神秘的圣事活动来获得上帝的恩宠而得到救赎，它反对世间的种种牟利事功，认为贪婪是一种罪恶，从而走向一种出世的禁欲主义。这种传统宗教经济伦理无疑制约着人们的经济冲动，显然不利于工商也得发展。因此马丁·路德认为，这种传统的修道生活不仅毫无价值，并不能成为在上帝面前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且由于放弃现世的义务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责任的。但是路德的天职观是一种消极的天职观，即所谓职业是指人不得不接受的必须使自己适从的神所注定的事。加尔文主义赋予了职业以神圣的积极的意义，它把尘世间的活动或劳动视为一种神圣的使命和职责，把在世俗事务中取得成功视为增加上帝荣耀的手段。这种“天职”观源于加尔文教的“预定论”，预定论认为人能否成为上帝的选民是早就命定的，是选民还是弃民，人还是可以从上帝的召唤中感受到一些信息，即可以根据自己在俗世生活的表现中加以揣摩。因此信徒们必须应把尘世的努力工作视为天职，并完善自己的道德，以事业上的成功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预定选民，并以此来展示上帝的恩典和荣耀上帝。因此，加尔文教要求信徒积极投身世俗生活，追求事业的成功和道德的完善。此外，加尔文主义提倡严格的禁欲，认为增加财富不是为了个人的YIN逸享乐，而是为了荣耀上帝，因此不能妄花一厘钱，还认为，劳动是一种最好的禁欲手段，节俭和克制则是保持人的崇高道德境界的最有效手段。因此韦伯指出，加尔文教把限制个人消费或享乐同合理牟利的行为结合起来，产生的结果必然导致了资本的积累。
　　新教伦理有助于人们把发财致富的经济冲动力从传统宗教伦理禁锢中解放出来，在世俗的事功与增加上帝的荣耀并证明自己是选民的宗教神圣性之间建立了联系，强化了资产阶级合理谋利意识，有助于形成经济一伦理冲动的合理体系。
　　然而，按照韦伯对亚洲宗教的考察，他认为亚洲宗教“所缺乏的正是对西方的经济而言关键性的要素，亦即：对营利追求的这种冲动性格加以破除，并加以理性地切事化，且将之规制于一个理性的，现世内的行动伦理的体系里——一如西方之基督新教的‘现世内的禁欲’所完成的。为此所需要的各种前提，并不存在于亚洲宗教的发展里。”其实，韦伯对佛教的考察仅限于印度佛教，对中国宗教的考察主要是儒家和道教，缺少对中国佛教的了解，佛教由印度传人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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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太虚的“职业”伦理
　　韦伯的宗教比较虽然有很多准确和高明之处，但也是问题多多，如将不同质文明背景下的宗教进行比较并列出优劣显然是以西方文明为中心，新教产生于工商业社会背景之下，而亚洲宗教属农业文明下的宗教，况且将新教与亚洲中世纪的古代宗教作比较显然忽视了宗教的不同发展阶段；其在历史哲学向度上的西方文化优越论还是隐约可见的。因此，尽管韦伯的分析卓有成效，但遭人批评也不可避免。在韦伯去世不久后的中国，近代佛教高僧太虚法师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观。
　　太虚的“职业”观是伴随着“人生佛教”思想的提出而产生的。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动荡，佛教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内有传统陋习流弊等历史的染污和惰性，外有西方科学、哲学、宗教以及工商业发展的种种挑战，佛教面临生死存亡。太虚总结僧界“末流之陋习”为四种：“清高流”，是传统山林高僧，不问世事，-隐遁清修；“坐香流”，乃传统的丛林清众，终日在禅堂打坐修禅，一切不管；“讲经流”，讲经说法；“忏焰流”，专做佛事经忏。。认为如此下去，佛教必亡无疑，他批评了传统佛教说是大乘，实则行在小乘，僧人或只顾自己追求解脱现世，逃避社会责任，所谓普度众生成了放生些鱼虾等类的活动，或是为了一己之利养装神弄鬼、超亡度荐。因此，针对近代佛教的颓废和陈弊，太虚推出自己的佛教改革理论，提出“人生佛教”之理念和“积极建设人间净土”之口号。所谓“人生佛教”是对治传统“鬼死”佛教的，传统佛教的流弊偏重于死后之事而忽视现世人生，信徒多追求后世增胜或个体解脱，此多为人天乘、生闻乘佛教，绝不是普度众生、自利利他的大乘佛教。因此太虚认为，佛教不是消极避世、放弃现世人间责任的宗教，修行解脱不能离开现世，信徒应该做好现世的种种事功，并在道德上不断完善自己，贡献社会与他人，才能体现大乘的根本精神，才是解脱的重要环节。故而，太虚提出“积极建设人间净土”的主张，将净土从彼岸世界拉回此岸世界。后来人生佛教发展为人间佛教。
　　职业伦理旨在为工作者提供一种伦理精神，使人的职业行为区别于动物的本能生存活动，即职业不仅是人的谋生手段，还应是达成某种神圣目的必须。伦理精神的注人为人们的职业活动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韦伯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发现了精神对于人类文明合理性的重大意义。太虚法师在近代佛教史上将佛教伦理与世俗职业生活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汉传佛教特有的职业伦理。
　　(一)职业融于佛法修行之中。这一点在中国佛教史上可以追溯到六祖慧能的佛教改革，他提倡“即世间求解脱”，可以说中国佛教由出世化走向人世化、人间化始于六祖革命，这也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后世禅僧百丈怀海创立清规，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和“普请”制度，开创了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传统。“人间佛教”提出要把法的修行消融到一切事行当中去体会，因此在世间对正当职业的尽职尽责都被视为在实践佛法，太虚批评了当时佛教界的陈弊即将修行与从事世间职事相分离对立的错误态度和行为，他说道:“高者隐山静修，卑者赖佛求活，惟以安受坐享为应分，此我国僧尼数百年来之弊习，而致佛化不扬为世垢病之大原因也!予有慨乎是，宣化萌俗；近岁人心丕变，舨向．渐多。然细按察之，新起之在家佛教徒众，仍不脱僧尼之弊习，且有倾向日甚之势!”。继而向佛教徒指出：“其已入门者，亦勿须摹仿僧事，惟以敲磬打鱼、宣佛诵经、废家弃业、离群逃禅为学佛。但由信而渐求其解，由解而愈坚其信，信隆而三皈、而五戒，而不离常俗婚娶、仕宦、农商工作之事业，以行布施、爱语、利行、同事等菩萨行可耳!但官为好官，农为好农，商为好商，工为好工，便是行菩萨道。”此外，融职业于佛法修行中的一个客观结果还在于改变社会对佛教的看法，“转移一般只谈佛教消极不办事的观念；即在个人行历中，亦处、处现出信仰佛教。向来社会上作事的佛徒，大都不肯承认自己信仰佛教，所以社会人士，就说学了佛不再做人、做事。在家菩萨能够在每事业上，都表现出佛教徒精神，社会人士自然对佛教生信仰，僧众的地位也因此提高，恭敬尚且来不及，那里还会来摧残佛教?真正的大乘佛教实行到民间去，使佛教成为国家民族、世界人类需要的精神养料。”可见，这无疑也有助于增强佛教伦理对社会的渗透和影响。
　　(二)感恩与尽责。太虚还从报恩的角度对居士强调做好现世职业的重要意义，他说：“今所应确知以实行者，凡学佛之人，无论在家出家，皆不得以安受坐享为应分，务必随位随力，日作其资生利人事业，不得荒废偷惰，以报诸佛众人之恩德”，关于这点太虚在《学佛先从做人起》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如对于报社会恩，他说：“人世间林农工商的共同的能力，维持了你的生命，资养了你的生命；换句话说：你的生命完全依靠社会大众的能力来维持、资养。所以你要去服务社会，替社会谋利益，凡是社会各种辛苦事业，你要耐劳的去做。”太虚还区分了“职业”与“志业”。职业是“迫于机械的必然形势，应付现前环境”的劳动，职业又分为两种，一是“直接为维持身命所需要者”，如涉及衣食住行等农工商业，这是较低级的；二是“间接为维持身命所需要者”，如政治、法律、军事、礼教、学校、寺庙等，这是较高级的。而“志业”是“发于精神的自由意志，为创造当来运命之活动”，其高下依次分为五类：宗教、学理、艺术、游戏、俗染。职业与志业之间的关系，最好能够一致，否则志业必定衰败。太虚认为，居士应把学佛建立在职业之上，不要因学佛而放弃自己的正当职业，他认为职业不仅是个人谋生之用，更是对社会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佛法并非隐遁清闲的享受，而教人不做事的，应对于国家社会，知恩报恩，故每人需要做正当职业。”因此，在家佛教徒，不但不应放弃自己的职业，还要将学佛建立在自己的职业之上，以出世的精神去做人世的事情，做好的职业，在职业中体现大乘佛教的自利利他的慈悲精神，从而使职业与志业统一起来。
　　太虚的职业观标志着20世纪佛教现代转换的开始，尽管太虚的“人间佛教”的理念在中国还远未实现，但其开创的这条道路意义深远，从另一侧面而言，它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三、太虚职业观与新教“天职”观之比较
　　如果以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回应新教资本主义存在着结构不对称和错位的话，那么将太虚开创的“人间佛教”的经济伦理与新教经济伦理作比较则是适宜的，下面从道德哲学层面对这两种宗教的职业伦理做下对照。
　　1．宗教冲动力的差异
　　这里的宗教冲动力的概念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出来的，贝尔在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建立了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想类型”，即“经济冲动力+宗教(道德)冲动力”，并据此分析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他认为孤立的经济冲动力不仅难以真正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反而会导致深刻的文化矛盾。人间佛教与新教都致力于将迷信、巫术等从宗教清除出去，即韦伯所言的“祛魅”，然而不同的是太虚的人间佛教反对“鬼死”，并淡化对彼岸世界的追求，没有将职业与解脱直接相连，这无疑削弱了宗教的冲动力。而新教经济伦理则实现了宗教(道德)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的有效结合互动，职业直接具有救赎意义，这里宗教不仅是最好的动力，也成了最强的动力。
　　太虚从建设人间净土出发，提倡实业，要求人们尽责，将佛法的修行消融于世间的职业之中，在做好职业中体现佛法精神，实践菩萨行，这种菩萨行实际上就是大乘佛教的普度众生、自利利他的慈悲精神，说到底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强调报四重恩、报社会恩更是着眼于现世的社会责任。而新教的“天职”观则强调做好世间的职业是证明是否上帝选民和增加上帝荣耀的需要，这直接关乎自己的救赎问题。尽管这两种职业观都有“报恩”、“感恩”的内容，都与各自宗教的终极关怀相联系，但对于世俗的感恩与对与神圣的上帝的感恩，其激励作用是不同的，前者远了些，而后者直接面对上帝。太虚所说的“志业”的最高层次宗教才直接与神圣物相连。
　　2．职业与志业的划分
　　太虚区分了现世的职业和志业，强调志业高于职业，因此佛教信众又分为住持佛法的出家僧侣和在家居士，太虚对出家僧侣和在家居士从事的职业作了区分，认为出家人可以参加文化、教育和慈善等工作，在家居士则可以从事任何正当的职业，如此佛教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对世俗还保持着一段距离。新教“天职”观没有这种划分，直接认为职业就是神圣的，只有通过做好世间的职业才能确证自己对上帝的信仰，并为上帝增加荣耀，因此没有对信徒的所从事的职业进行某种限定。这种职业与志业的划分在今天看来有其合理性意义，即宗教在世俗化过程中是否还要与世俗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完全世俗化，那么将意味着宗教失去其社会精神导向的价值，如此宗教本身也会失去其在文明体系中存在的合理性，新教伦理虽然对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它释放并激发了人们的牟利欲望，即经济冲动力，但我们不得不看到它也使伦理沦为经济的附庸和奴婢。太虚职业与志业的划分、僧侣与居士职业的区分有利于佛教在积极人世的同时，又与世俗保持一定的距离，还是一句老话：精神一定要高于物质！
　　3．与职业相关的禁欲主义方面的不同
　　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反对传统天主教出世的禁欲主义，它们把在俗世中通过禁欲创功立业视为荣耀上帝的典型和榜样，认为劳动就是一种最好的禁欲手段，它们与传统基督教将财富视为万恶之源不同，而是将合理合法的牟利和增加财富视为为上帝增添荣耀的手段，强调不随便多花一厘钱，财产越多越有责任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不使财产减少。如是，新教天职观便将限制个人消费或享乐同合理谋利的行为结合起来，其结果必然有利于资本的积累。与之相比，太虚的职业观缺少了这一点，尽管节俭、禁欲是佛教的传统，不过传统中节俭是出于“惜福”，禁欲是为了解脱，而太虚未能提出如何将通过依靠节欲所积累的财富转化为扩大再生产的投资，从而推动工商业社会的发展，我想这首先与中国近代半资半封的社会有关，民族资本在夹缝中生存，实业的创办和发展的社会环境恶劣，风险很大，因此，愿意投资扩大再生产的实业家很少，不少人宁愿去乡下置田产；其次应是传统伦理中重义轻利思想的影响，这在太虚对职业与志业的关系论述中清晰看见。
　　四、小 结
　　近代高僧太虚法师针对中国传统佛教的历史积弊和时代对佛教之挑战，提出“人生佛教”的佛教发展方向，并力主推行佛教的改革以挽救佛教于生死危亡之中。伴随“积极建设人间净土”的提出，太虚提出了佛教特色“职业”观，一反传统佛教浓重的消极出世的末世流弊，强调以佛教来净化人心，净化人间，最终在人间实现净土，因此强调佛教信徒做好世间的职业来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以此来感恩、报恩社会和众生，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如此将世间的职业生活与佛教的解脱联系起来。太虚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发挥佛法的救世作用。可见，在太虚的职业观里，出世、人世和救世三者是统一的。
　　太虚职业观的提出是20世纪佛教中让人振奋的事情，尽管它与新教的天职观相比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我们不能因之而否定它的历史意义，这正如路德的天职观一般，尽管有着缺陷，但毕竟为后来者开辟了一条道路或指出了一个方向。不过我们必须承认新教伦理对培育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作用，它造就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良好的精神气质和民众的普遍的生活方式，然而宗教在中国的影响毕竟不似西方那般，其作用范围和作用力都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