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伦理与和谐社会

2014/9/3    热度：392   

佛教伦理与和谐社会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王月清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及全球文化交融的进程，随着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中建设和谐社会愿景的提出，有识之士愈加关注传统文化中可为现代公民社会建设利用的思想资源。就中国文化传统而言，中国佛教中的伦理思想资源不可忽视。本文试图结合佛门的基本义理和伦理主张，勾勒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现代文明建设相契合的内容，以期从一个侧面探讨佛教与当代公民社会及和谐社会建设的互动。
　　佛陀本怀与和谐愿景
　　佛教与任何人为宗教一样，是历史人物(即使是传说的)创立的，这有别于其他形式的自然宗教。荷兰学者提埃利提出过宗教进化的分类体系，认为宗教的进化基本上是从自然宗教发展为伦理宗教的过程。对人的关注是人为宗教(伦理宗教)的起点，对人的关注也是人为宗教的归宿。这一点在近世宗教中表现尤为明显，世界近现代宗教曾设计过诸如“人的宗教”、“道德宗教”、“人道教”、“人间宗教”等未来宗教的理想形态，以别于“原始宗教”、“神学宗教”，以期宗教更好地为人间、为人生服务。
　　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关注众生的觉悟解脱。人是众生的殊胜，佛出现在人间，从史料记载的释迦牟尼出家的初衷看，人生问题是佛陀关心的主要问题。《杂阿含经》中有关“十四无记”的记载，《中阿含经》中有关“箭喻”的记载，表明释迦牟尼就像孔子那样不语“怪力乱神”，对人生问题外的其他问题“存而不论”。
　　从佛法初传的内容来看，释尊成道后，在鹿野苑首先向先前离开他的五比丘说法，讲述了“四谛”、“八正道”为中心的学说，以“苦集灭道”四谛为知见，展示了人的生命及烦恼起源和过程的互为因缘的十二个环节，即“十二因缘”说；又展示了涅椠解脱观及为宗教伦理思想服务的哲学思想“五蕴说”、“缘起论”等等。总之，佛法初传的内容，基本上以人生问题为中心，阐述有关人生问题的“知见”、“真谛”(四谛)，通过人生过程的分析(十二因缘)和人生修行解脱之道(八正道)的规定，以及佛法理论基石“缘起论”的设立，奠定了初期佛教思想的基调和主旨。
　　从佛陀传道的实践来看，佛教自创立起即高举否定祭祀万能、吠陀天启、婆罗门第一的旗帜，反对婆罗门教大量杀害牲畜的献祭活动，倡导“平等”、“戒杀”、“非暴力”，主张怜爱一切生灵。佛陀自三十五岁悟道后的四十五年间，从不间断地为济度众生而奔走，不仅倡导出家解脱之教，而且十分重视世间道德和秩序的建设，甚至有时调停国与国之争，调解夫妇之争，劝说储蓄节俭之必要，努力策励人们追求道德向上和生命的安详幸福。
　　佛陀伟大的行谊与其说教结合在一起，可以看出佛教创立的本怀就是对人生的关注、对人间的关注。
　　这些关注在当代视角下，可以以其优秀的精神资源共同促成人间的和解、世界的和平、人际的和睦、团体的和合、身心的和谐等和谐社会愿景的实现。
　　平等慈悲与和合人间
　　佛教伦理是佛教思想、佛教教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佛教中最容易被普通民众信受奉行、有着广泛社会影响和教化作用的部分。
　　佛教伦理作为宗教伦理，它发挥着世俗伦理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也承载着宗教对社会人生的现实作用。佛教伦理的信仰力量及其对世俗伦理生活的约束力是独特而有效的，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一种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伦理观念只要维持了宗教规定的态度，就能产生一定的心理约束力。只要宗教信仰存在，这种约束力就极其有效。”就现实作用而言，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在现实社会中所表现的影响力“主要在于它的道德规范，另外，道德规范也是宗教的坚定基础’咽。
　　宗教之所以为宗教，是因为它与巫术不同。宗教必须有能够普遍适用的各种规定和关于个人行为、社会秩序的各种规则。换句话说，宗教必须具备伦理的纲领。在佛教伦理中，善恶、染净、道与非道、正邪等范畴、佛门戒律与缘起性空、业报轮回、涅架解脱等基础理论相结合，构成种种伦理规则，配合并指导着人们的修行实践，善待佛、法、僧、众生，完善自身的人格，以达到去恶从善、弃凡及圣的成佛目标，并对现实社会起着辅助教化、淳化民风、和睦人际、安定社会、净化人心的调节作用。
　　佛教伦理由原始佛教至大乘佛教有一个形成发展过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特色。原始佛教以人生问题为中心，认为人生皆苦，人生处于轮回苦境是缘于无明和恶业，要解除烦恼、摆脱轮回，必须勤修佛法、止恶行善。于是，佛教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通戒，以规范佛徒的言行，有关分别善恶的理论及指导修行生活的戒律也因此产生。原始佛教以后的部派佛教时期，作为佛教伦理的重要内容的佛教戒律日趋广备。大乘佛教产生后，佛教伦理思想更为丰富，自利利他、自觉觉人成为大乘伦理精神的旗帜，以个体修习为中心的“戒定慧”三学被扩充为具有广泛社会伦理内容的“菩萨行”，亦即大乘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四摄(布施、爱语、利行、同事)。“众生度尽方成正觉，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当为十方人作桥，令悉踏我上度去”的菩萨人格成为大乘佛教的道德楷模和理想人格，以“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即世间求解脱成为佛门崇尚的修行解脱路径。
　　佛法东传后，受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影响，形成了以善恶观、戒律观、人生观、孝亲观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佛教伦理思想，并以此标志着印度佛教伦理的中国化。
　　中国化的佛教伦理为中国世俗伦理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包括伦理价值和道德实践、道德选择的理论依据、平等原则、慈悲救济观念、戒杀护生理念、明心见性的关怀等在内的佛教伦理观念，丰富了中国传统伦理的内容，强化了中土道德教化的信仰力量，增强了对世俗伦理的约束力。中国特色的伦理思想的形成，既受着世俗伦理的巨大影响，又影响世俗伦理生活；既强化信仰，又扶世助化；既突破了佛教伦理的原初内涵，又扩大了整个世俗伦理的调节范围(如佛教伦理突破五伦关系，对人之外的有生命的他类的平等关怀，佛教戒律对道德生活的层次性要求等)，丰富了整个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作为宗教伦理，中国佛教伦理以其普遍性、超越性特征在中土传统社会中成为一种有效的劝善化俗之道，在现代社会中亦具有缓解现代危机、增进责任义务等普世意义。
　　我们认为，中国佛教伦理的内容按道德理论、道德规范、道德践履的路径，关涉善恶观、戒律观、修行观、人生观、孝亲观等方面的问题；按佛教道德的调节对象，可分为个体德行观、僧团伦理观、家庭伦理观、社会伦理观(包括环境伦理观)等。在佛教伦理思想内容中，佛教基本义理亦贯穿其中，使佛教伦理不失宗教伦理的特色，又使佛教基本义理本身具有伦理意义，显现出佛教本身是一种伦理宗教。
　　作为佛教基本教义和佛教伦理思想理论基础的“缘起论”，认为一切现象的存在，都是由种种条件和合形成的，不是孤立的存在。在现代视角下，缘起论含有世间众生相依相存的道理。世界既然是“因缘和合”而成的，那么每一个体、每一部分都不是一个“孤岛”，都要依赖于其他部分或他人、他类才能存在并发挥作用(u。这就要求人类需要以一种全面的眼光把人视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生态关系网络中的一点，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并对他人、他类给予普遍的关爱，促成世界和人类的和谐、民族与国家的和解。进而言之，佛教伦理作为全球伦理的一个部分，应对全球伦理建设有所裨益，为全球的和平共处提供思想资源。
　　从缘起论出发，佛教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没有不变的本质，没有永恒的存在，只是相对的存在。佛教称之为“空”，即万事万物无自性，缘起性空。大乘佛教进而判断为人空、法空，即人无我、法无我，并说明无我论对于道德生活的意义，启发人们消除对“自我”的执著，对外物的追逐，对贪欲的痴迷。佛教无我论在现代人类道德困境下，能消解“自我中心主义”，建立人与人之间良好的和谐关系；能消解“我族中心主义”，消除世界民族间的歧视和仇杀，建立各民族的相互尊重和价值认同；能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建立人与自然和生态的亲和关系，进而认识到“人类就其本质来说优于其他物种这一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这不过是人类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种荒谬的偏见”。
　　佛法的建立，亦是在反对婆罗门教种姓不平等的背景下形成的，平等慈悲是佛法的特色。诸法缘起性空，生佛平等，众生平等，以平等心看待世间万物、人间诸相，消解差别、纷争与偏执，一直是佛门的主张。在佛教内部，佛法平等，僧众平等，在世间，佛法强调圆融方便，殊途同归，尊重他说，种姓平等，所有这些对于当今世界建立和谐共生、互相尊重的发展格局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佛法亦主张以慈悲心拔苦与乐，解除世间烦恼，增进人间福祉。与一切众生乐，拔一切众生苦正是佛门的情怀。现代社会由于生存的竞争和压力，造成了种种人生的烦恼和缠缚，造成了种种物质境况的差别，造成了种种阶层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造成了种种弱势群体、弱势行业的存在，所有这些，需要以慈悲心去关爱人，努力以悲心度人，慈心助人，与人方便，与人欢喜，努力增进人间的和谐福乐，增进人类的喜乐因缘。
　　戒生护生与敬畏生命
　　佛教作为一种世界性宗教，它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反映了人们精神世界的心理需求、情感需求，而且反映了人们的一种道德需求、善的需求。各种宗教信仰，都包含着种种道德约束力，宗教的种种道德约束的结品就是戒律，具有扬善抑恶功能的戒律正体现着宗教对人的道德要求，也包含丰富的宗教伦理内容。
　　佛教戒律是围绕“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O这一“通戒”的原则建立的。戒的原意为“惯陨行”、“清凉”，转意为“行为”、“习惯”、“道德”、“虔诚”等，佛教通常用来指为出家和非出家的信徒制定的应该反复修持的行为规范，用以防非止恶。戒，意为“调伏”、“善治”、“离行”、“化度”、“灭”等，是佛教对比丘、比丘尼制定的禁戒，其调伏治灭的对象是恶。在戒律创建之初，戒和律是有细微分别的，戒是以自发之心守规范，律则含有他律规范的意思。律在一开始是专为出家人制定，在家徒不得闻。后来，戒律用以泛指佛教为出家、在家徒制定的一切戒规。
　　佛教的戒规很多，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表现了对不同修行层次的僧众的不同道德要求。大乘佛教称此为“声闻戒”，大乘佛教对之虽也遵循，但另制大乘戒(菩萨戒)予以补充，在中土影响最大的有《梵网经菩萨戒本》、《菩萨地持经戒本》、《瑜伽戒本》。佛教诸多戒条中，有相当一部分可以看作是佛教的伦理规范，是世俗道德规范与宗教规仪的结合，包含着丰富的宗教伦理内容，也包含着丰富的世俗伦理内容，成为佛教实施其扶世助化功能的纽带。
　　在佛门戒律中，五戒为一切戒的基础，不杀生、不偷盗、不邪YIN、不妄语、不饮酒是在家徒的规范，又为出家戒所摄，五戒中的不杀、不偷、不YIN、不妄等戒具有“自然法”(naturallaw)的性质，它是人类基于普遍理性产生的一些最高最基本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规范。基督教《摩西十诫》中后五戒“勿杀”、“勿盗”、“勿YIN”、“勿妄语”、“勿贪他人之所有”，印度《摩奴法典》之五戒：不杀生、不妄语、不偷盗、不非梵行(YIN)、不贪嗔，耆那教的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YIN、离欲等都同佛教五戒的主要内容相通。佛教传人中国后，护法、弘法者常以五戒会通儒家伦理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即不杀配仁，不盗配义，不YIN配礼，不饮酒配智，不妄语配信，使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达成亲和。
　　佛教的慈悲戒杀精神及大乘精神中的自利利他、自觉觉人理想与儒家的博施济众、仁民爱物、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主张结合，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理念和实践。
　　佛教传人中国后，其慈悲戒杀的精神得到广泛的弘传和倡行。戒杀、放生、素食等行为成为实行佛教慈悲精神的具体体现。梁武帝奉行大乘菩萨戒，并根据《涅椠经．四相品》等大乘经文，一改中土以往依小乘戒而允许吃肉的主张，提出了禁止酒肉的戒律，作了《断酒肉文》，说明断禁肉食的必要性，一方面把禁酒肉与佛教善恶果报思想结合起来(基本轮回的信仰，六道众生都是一家人)，一方面把佛教的行慈戒杀与儒家的仁恕之道等同视之。从此，禁止酒肉戒成为中土佛教通行的戒规，显示了佛教戒律的进一步中国化。中土佛徒广为信守奉持的《梵网经菩萨戒本》中强调孝顺、放生、戒杀、断肉食的经文成为佛徒践行的理据。自梁元帝时代设放生亭用来放生开始，隋唐以至明清，设放生池、放生会的习俗在中土广为流行。如唐肃宗在公元759年设八十一个放生池于大江南北，书法家颜真卿书写碑文纪念此举；天台宗智者大师(538—597年)讲《金光明经》于临海镇，并设置放生池六十三处；宋代四明知礼(960—1028年)、慈云遵式(964—1032年)于佛诞日举行放生法会，以西湖为放生池；晚明云栖株宏(1535—1615年)撰《戒杀放生文》，建议素食戒杀放生；清代彭际清(1740—1796年)依《梵网经》，断肉食，筑流水禅居(放生池)行放生会等。戒杀放生茹素的习俗一直影响至今，促进了人们积极的尊重生命的意识、保护环境的意识的形成，会通于当今全球伦理所倡导的“一种非暴力和敬重生命”的理念(u，为有效地对治全球环境污染、动物灭种等危机提供方略。当然，五戒中的戒盗、戒妄、戒YIN等规范都与全球伦理中倡行的“一种团结的文化和公正的经济秩序”、“一种宽容的文化和诚实的生活”、“一种男女之间权利平等与伙伴关系的文化”等“不可取消的指令”o有会通关系，此不赘述。
　　值得再提的是，20世纪中叶以来，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施韦泽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的“敬畏生命”的理念得到全球范围内的共鸣。“敬畏生命”提倡不仅对人的生命，而且对一切生物和动物的生命，都必须保持敬畏的态度。施韦泽说：“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敬畏生命”理念的提出，对于人类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和促进人与环境的和谐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其生命伦理学的观念与以莱奥波尔德、罗尔斯顿为代表的大地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倡导者提出的“把土壤、高山、河流、大气圈等地球的各个组成部分，看成地球的各个器官”等观点相呼应，共同体现出对地球上一切生命、一切事物内在价值的尊重和保护，这种视角与佛法“戒杀护生”、“无情有性”、“正依二报”的知见相沟通，为当今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提供了思想资源。
　　自利利他与和睦人际
　　佛教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兴起大乘运动(大乘佛教的正式形成一般认为是在公元1世纪左右)，作为对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称之为小乘)的反动。大乘佛教以普度众生为悲愿，反对小乘的自我修证、灰身灭智的声闻小机、自利精神，倡导自觉觉人、自度度人、自利利他的菩萨行。
　　依佛教伦理的眼光看，大乘精神的特质在于不舍世间的解脱方向和利益众生的人生态度。印度大乘佛教的般若空观较为系统地反映出这种“自利利他”的伦理精神。出现于大乘初期的般若经群提出了“诸法毕竟空”、“缘起性空”的法空观，继而有“人法二空”的主张。般若空观认为一切法相“但有假名，都无自性”，即一切法相是真空假有，在空观思想基础上，又主张“不坏假名而说实义”，意即作为真理的空观，应在世间中建立，不应消灭世间法而追求真谛。体现般若思想精华的《心经》也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色中言空，即在现象世界求真谛，也即不舍世间，不舍众生。大乘佛法不舍世间、不舍众生(利他)的精神也在《法华经》中得以揭示：
　　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信受，勤修精进，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无师智、如来知见、力、无所畏，愍念安乐无量众生，利益天人，度脱一切，是名大乘。
　　《法华经》中指明大乘精神的精髓即是“愍念安乐无量众生，利益天人，度脱一切”。大乘的不舍和利他精神也同样在无著的《大乘庄严经论》中得以揭示。《大乘庄严经论》说大乘有七大义：“缘、行、智、勤、巧、果、事皆具足，仍此七大义，建立于大乘。”无著对“行”、“巧”的解释是“自利利他行皆具足”、“不舍生死而不染”。可见“不舍”、“利他”是大乘的精神实质，也是其宗教伦理价值之所在。于是，使自己得到利益，也使他人得到利益，自己求觉悟，也使他人求得觉悟的自利利他成为大乘佛法的根本精神和大乘菩萨行的实践旗帜。
　　佛法愍念众生，以慈悲为首，以度人为念，甘为十方人作桥，度脱一切苦厄，这种宗教伦理情怀与儒家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忠恕之道、仁爱之心、博施济众的情怀有共通之处。当下的和谐社会建设，需要我们吸取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努力建设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的生存和生活环境，努力建立德风和畅、互助互利、宽容友爱的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互助互利、宽容友善还体现在家庭关系的和谐和睦上。这方面，佛教以“报恩”为主要内容的孝亲伦理对当下家庭伦理建设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中国佛教伦理在日常践履中还特别强调奉行“孝道”。佛教进入中土后，面对中土深厚的孝亲文化传统主要通过三种路径来寻求与中土孝道伦理的契合：一是寻找佛经中的“孝”论，以证明佛家本来就讲孝；二是撰造《佛说父母恩重经》等“疑伪经”对“孝”进行重墨渲染；三是从理论上直接辩护和宣传。唐宋以后，随着中国化佛教的形成，中国佛教孝亲观也日趋完备，不少佛门义僧大力宣扬佛教孝道论。宋代禅僧契嵩(1008—1072年)作《孝论》，系统阐述佛门孝亲观，使佛法与纲常名教在孝亲观上达成亲和，形成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的统一。宋代以后，在修持实践中强调“持戒与孝行”统一及“孝顺与念佛”统一的主张，使中土佛教孝亲观的特征更为明显，增强了中土佛教“弘道济世”的大乘理想，又赋予了中土传统伦理以信仰力量，强化了中土伦理的教化功能。中土佛教中“世出世法，皆以孝顺为宗””等主张，凸现了佛教对家庭伦理的重视，对家庭成员责任和义务的关注，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竞争逐利使亲情、温情丧失，出现了无家、无亲与无根的飘零感之情境下，有助于优化家庭关系，让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成为一个温暖的港湾和家园，重建色养与养志一体的家庭关系，以顺着己立立人、推己及人、由近及远、自利利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路，调动佛教中关心人本身、关注人间的伦理资源，达成人与他人、人与社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使佛教慈悲济世、利乐有情、实现人间净土的理想得以展现其普世价值。
　　明心见性与和谐身心
　　和谐社会，从心开始，佛法大意，心性为本。
　　佛教自初创到传人中土，就其对个体的修行实践而言，“治心”的功能尤为明显。佛陀之所以为“大医王”、“天人天师”，是因为佛法能对治心性之疾，使人们转迷开悟、身心和乐。
　　佛教传人中国后，“修心”、“戒心”、“悟心”、“守心’’成为中土佛教修行解脱实践的要领。以修心为要，加强内心信仰和道德涵养；以戒心为要，认为“菩萨人持心持”，高于声闻戒；以悟心为妙道，认定道由心悟，无需外求；以守心为要门，认定守心“乃是涅槃之根本，人道之要门，十二门经之宗，三世诸佛之祖”。在阐说佛教伦理的理论基础善恶果报论时，也视心是善恶报应的本源，要求“行道之人，每慎独于心，防微始虑”，常怀戒慎之心，防非止恶，防微杜渐。
　　到了中国化佛教的代表惠能禅宗那里，更是高扬‘‘明心见性”，“若识本心，即是解脱”的旗帜，强调“是心是佛，是佛是心……欲得早成，戒心自律”。可以说，“修行”、‘‘戒心”、“悟心”、“观心”是中国佛教修行解脱理论与实践的主要内容。唐宋以后，随着佛教完成中国化进程，有识之士纷纷认识到佛教对于“治心”的独特作用。宋僧智圆主张“修身以儒”、“治心以释”，宋儒张商英认定佛教能治“骨髓之疾”。
　　所谓“骨髓之疾”，在现在视角下，即是现代社会人生面临的种种精神、心理困惑。现代社会工业文明的强盛，对经济指标的单向追逐，被物质进步、功名利禄所牵引，逐渐造成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人与自性的异化，许多人感到在人心不古、人心不舒的情境中无法调适自我，无法寻回迷失的自性。充满紧张、焦虑、烦闷的人们希望从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中找到使精神家园宁静安详的清凉剂。
　　以佛门义理为根据的佛教伦理，在现在社会一方面能倡导“正命”，即正确的生活方式，一方面能倡导“净心”，即正确的修养路径，使人们在和谐身心、净化心灵的前提下为社会和谐作贡献。
　　以禅宗的行普请法、农禅并作的劳作伦理观念为代表，佛教倡导一种以心灵平静、人格纯净为目标，以简朴和非暴力的劳动、简单的消费获得精神的高度满足来实现人的本质复归的生产、生活、消费方式。在这种方式指导下，一味狂妄地追求单向指标，狂妄地掠夺资源、破坏环境，狂妄地满足耳腹之欲、铺张浪费的行为都显得拙劣和愚痴。
　　在佛门“净心”智慧的开启下，人们会认识到建设人间净土，关键在于改造心灵。建设和谐社会，关键在于从心开始。以正确的知见，用自己的心智打开尘世中为物欲、为争斗、为声名、为爱憎好恶而纠织的心结，给焦灼、紧张、烦躁的心灵注入生活的智慧，努力改变和平正离我们而去、和乐正离我们而去的忧虑。
　　总之，包括佛教伦理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有责任也有潜质为当今和谐社会、和平世界的构建作出贡献，以期实现身心和乐、自然亲和、人际和睦、人间和平、社会和谐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