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伦理思想与当代社会道德文明之建设
2014/9/3 热度：186
中国佛教伦理思想与当代社会道德文明之建设
许抗生
在我国伦理思想史上，占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的，无疑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伦理学说。但佛教和道教也有各自的道德观念和学说，并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尤其是我国佛教，它一方面承继了外来古印度的不同于儒家的伦理思想体系，同时又广泛地吸取了我国的儒家的伦理学说，形成了中国佛教的伦理思想，从而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至今日，我国佛教的优良的道德伦理思想传统，仍然在社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至于为什么我国古代传下来的佛教伦理，能在当今社会中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呢?这是需要我们从理论上来加以认真研究和解答的。
佛教伦理道德思想，按照印顺法师的说法，佛教道德具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具有“最一般的道德”，不是佛教所独有的，而是各民-族、各宗教、各时代所共有的道德；二是只有佛教才有的道德，或可称之为“佛化道德”。印顺法师认为，建立于般若——无我智之上的，破除私我，扫荡执见的特殊智慧(智德)，这就是不同于一般道德的佛化道德。道德本是调谐社会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和规范。伦理即是讲人伦之理。道德伦理就是讲如何待人接物做人的道理。所谓“最一般的道德’，、“共有的道德”，就是做一般人的道理，即为人之道。所谓“佛化的道德”，即做一种特殊的人，即佛教徒所应独有的道德。“最一般的道德”，是做人的最根本最基础的道德要求，所以做佛教徒首先要从人做起。为此，太虚法师撰写了《学佛先从做人起》的文章，一个人做人都做不好，也很难当一个合格的佛教徒。至于中国佛教伦理，上面已述，既包括有佛教的伦理思想，又有着中国儒家的伦理思想，是佛儒结合的产物。这就是说，中国佛教道德伦理，既有着做一般人的道理，又有着做佛教徒的道理，还有着要做一个中国人的道理。也就是说，做一位中国佛教徒，首先要做人，同时要首先做中国人，才能做一位真正的中国佛教徒。有鉴于此，要做一位当代的中国佛教徒，也就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一个中国人，做一个当代的中国人，也才能做好一位当代的中国佛教徒。由此可见，当今的中国佛教徒，应当站在当今的时代立场，来继承和发扬光大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的优良传统，以服务于社会。而作为一般的当代中国人来说，虽自己并不是一位佛教徒，亦可从传统的中国佛教伦理思想中学到如何做人，如何做中国人，如何做一个高尚的中国人的道理，并使之发扬光大，以便自己适应当今时代的要求。可见，发扬我国佛教伦理思想的优良传统，对于促进当代社会道德文明的建设，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一
人类的生活是一种社会的生活，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社会就是人们以共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为基础而形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协作的共同体。因此，人类社会要得以存在和发展就必须调谐好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往关系。而伦理道德规范就是用来调谐人类社会各种人际交往关系的。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人们之间就必须要遵循一些共同的行为规范，即就是要有一些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不然的话，人类社会就不能维持和存在。这就是说，人活在社会上，必须要遵循一些最基本的共同的道德原则，即最一般的做人的道理。中国的儒家讨论了这一道理，与儒家一样，中国佛教也同样讨论了这一道理，并都有着很丰富的思想内容。
佛教原是古印度的宗教。在古代印度早期佛教中，尤其在它的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学说中，伦理道德学说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释迦牟尼就是一位宗教道德的理论家和教育家。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人生问题和人类道德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佛学也即是一种人学。释迦牟尼站在佛教的宗教立场上，为人们解答了生死问题、苦乐问题、解脱苦难的途径问题以及达到佛教的最高理想，进入“涅檠”境界等问题。在佛教所讲的四谛与十二因缘学说中，佛教提出了人生皆苦、涅架常乐的基本教义，并提出了消灭痛苦得人涅槃的途径和方法，即所谓“八正道”的思想。“八正道”，包括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即是要规范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和言行的。正确的思想和言行，也即是符合佛教伦理道德原则的思想和言行。为此，佛教又提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思想。具体地说，佛教又把众善概括为十善，把诸恶归结为十恶的说法。所谓十善，即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YIN、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嗔恚、不邪见。反之，即为十恶(杀生、偷盗、邪YIN、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欲、嗔恚、邪见)。中国佛教对此十善，也作了具体的解释：
十善者，身不犯杀、盗、YIN，意不嫉、恚、痴，，不妄言、绮语、两舌、恶口。何谓不杀?常当矜愍一切蠕虫之类，虽在困急，终不害彼利己。凡众生危难，皆当尽心营救，随其水陆，各令得所。疑有为己杀者，皆不当受。何谓为盗?凡取非已有，不问小大，及莅官不清，皆谓之盗。何谓为YIN?一切诸著，皆谓之YIN。施之色欲，非正匹偶，皆不得犯。又私窃不公，亦兼盗罪。何谓嫉者?谓妒忌也。见人之善，见人有德，皆当代之惊喜，不得有争竞憎嫉之心。何谓恚者?心怀忿十艮藏结于内。何谓痴者?不信大法，疑昧经道。何谓妄言?以无为有，屡造无端。何谓绮语?文饰巧言，华而不实。何谓两舌?背向异辞，对此说彼。何谓恶口?谓骂詈也，或云口说不善之事，令人承以为辜，亦为恶口。凡此十事，皆不得暂起心念，是为十善，亦谓十戒。
这里的十善包括身、口、意三业：身不杀、不盗、不YIN；口不妄言、不绮语(不花言巧语，华而不实)、不两舌(不对此说彼)、不恶口(不骂詈)；意不嫉、不恚、不痴。这十善中包含了许多最一般的做人道理和社会公德：不杀生，怜憨一切蠕动之类，凡众生危难，皆当尽心营救，各令其所。这是爱护众生的表现，要求做到人与众生和谐相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是古代人的一种生态伦理意识，应是做人的最一般的道德要求。不盗，反对取非已有，不劳而获，同时也反对贪官，提倡廉洁，贪官亦谓之盗(盗民之财)，这也是社会公德的要求。不YIN，非匹偶，皆不得犯，亦是做人的起码原则。至于不妄言、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倡导诚恳待人，说实话，做实事，以诚信为本，不中伤别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调谐人际关系，达到社会和谐协调所应共同遵守的道德原则。而意不嫉、不恚、不痴亦是如此。佛教还把这些道德要求写进了自己所信奉的戒律之中，使得每一个佛教信徒都必须严格地遵循。不论在八关斋戒(在家信徒遵循的八条戒律)，还是在沙弥戒(为沙弥、沙弥尼制定的十条戒律)和具足戒(大戒)中，都写上了这些做人的道德的要求和原则。
大乘佛教兴起之后，更提出了慈悲的思想，主张修菩萨行，证得佛果。修菩萨行要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不仅是自己求得解脱，更重要的是“普度众生”，提倡利他主义的大慈大悲思想。何谓慈悲，慈与悲在佛教中亦有所区别，慈者与他人之乐，悲者拔除他人之苦。《大智度论》卷二十七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大悲是佛菩萨心。慈悲是大乘佛教所宣扬的“普度众生”利他主义思想的集中表现。关于慈悲的观念，在我国早期佛教著作《奉法要》中亦有解释：
何谓为慈?愍念众生，等一物我，推己恕彼，愿
令普安，爱及昆虫，情无同异。何谓为悲?博爱兼
拯，雨泪恻心，要令实功潜著，不直有心而已。
慈悲，就是爱、博爱、慈爱、恻隐之心，就是人类的同情心。这是伟大的人类美德，也是人的最一般的最普遍的道德原则。这是人类社会的凝聚力源泉，是人类社会和谐、稳定和发展的保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基本的要素。所以，在我国历史上，不仅佛教提倡这种爱，而且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也倡导人类之爱，提倡仁爱思想，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讲兼爱乃至老子的道家也讲慈爱的思想。可见，慈悲、仁爱、兼爱的思想，乃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原则。正如印顺法师所说：
这种最一般的道德，在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中，
就是仁。德行虽是很多的，如孝悌、忠信、廉耻等，但
仁是最根本的，向来都以仁为德行的核心。此外，如
老子所说的三宝中有慈，墨子说兼爱，以及基督教的
爱，都无非慈悲的别名。大家都把一切德行归纳到
仁、爱、慈，这可见印度文化中说慈悲为最一般的道
德，实在非常确切。因此，道德的基石是仁慈，是“与
乐”，是“拔苦”。可见，最一般的道德仁、慈爱，不是
佛教所独有的，是各宗教、各民族、各时代所可能共
有的道德。……或可说是道德的根本，为一切道德
行为所不可离的。如离了这，虽也多少有其价值，但
是微不足道，或可说不成其为道德——这就是最一
般的道德。
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存在，仁慈总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虽说具体的行为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总的原则是不会变动的。这是因为它是做人的基本的原则。
二
一个民族的道德伦理思想中，除了有做人的最一般的道德原则之外，还有着一个民族的道德要求，具有民族性的道德原则和思想。我们是中华民族，我们是中国人，就有我们做中国人的道德要求。当然，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主流，儒家的伦理学说集中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要求、学做中国人自然要学习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但中国佛教的伦理道德学说，已是佛儒思想融合的产物，它既包含有古印度的佛教伦理，又吸收进了中国的儒家伦理思想。因此，学习中国佛教的伦理思想，也就能学到做中国人的儒家伦理。这一道理在我国历史上是讨论得很清楚的。
古印度的佛教伦理与我国儒家伦理本有许多一致或相通的地方，如佛教讲慈悲忍让等等，皆与儒家讲仁爱宽恕谦让等道德规范可以说基本相通。但佛教讲出世，讲超脱尘世进入涅檠境界，而儒家讲人世，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尤其提倡孝父忠君，孝与忠成为儒家礼教的基本内容。然而佛教主张出家修行，落发为僧，这就与儒家的道德规范似乎有了矛盾。有鉴于此，佛教要在我国得到发展，中国僧人就要对这一矛盾作出解释以消解这一矛盾，并需要实现佛教的中国化，把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融合起来。如东晋名僧慧远认为，佛儒之间表面上看似有矛盾，其实是并不矛盾的。他说佛教的教化有在家与出家之别：“佛经所明，凡有二科：一者处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答桓太尉书》)“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礼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沙门不敬王者论》)这即是说，在家的佛教信徒应是奉法的顺化之民，理应讲忠孝之道，所以信奉释迦之教的，“辄先奉亲而敬君”。但是出家的人则与在家的信徒有所不同，“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是故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所以出家不应致礼王者。然而出家人是否就是违背了礼教，不忠不孝昵?这决不是。慧远认为，佛教正由于其出家变俗，才能起到“拯溺俗于沉流，拔幽根于重劫，远同三乘之津，广开天人之路”的作用。而沙门如能“一人全德(得涅槃正果)，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所以出家修道不仅可以光宗耀祖(道洽六亲)实现孝道，而且能“协契皇极，在宥生民”，实现了忠道。佛教出家似乎表面上看起来是违背了孝道忠道，然而实际上它是最终实现了忠孝之道，在这里佛儒之间并不矛盾。
慧远的这一番议论把佛教的出世思想与儒家的人世思想较好地协调了起来，从而为以后佛儒两者思想进一步融合打下了良好基础。之后，天台宗从二谛圆融的思想出发，肯定了儒家所维护的一切礼法制度。天台宗创始人智颉因此说：
礼，法也。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君臣撙节，若无
礼者，则非法也。
又说：
人王至上，即是世间第一义悉檀。
这是用佛教的理论阐说了儒家世俗伦理的合理性。禅宗更从求佛不必去西方，应在现实的世间中，即在人的心中求的思想，认为：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
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
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善提只向心觅，何劳
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
只要平常心平行直，讲孝亲父母，讲仁义忍让，即可成佛，
西方，“只在目前”。这是一种世俗化的佛教，带有了人间佛教思想的倾向，把儒佛两者完全地融合为一了。
宋代佛儒融合思想的典型代表可推契嵩。他曾著有《辅教编》一文，特别论说了儒佛思想的一致性。尤其推崇儒家的孝道。他说：
五戒：始一曰不杀，次二曰不盗，次三日不邪YIN，
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饮酒。夫不杀，仁也；不盗，
义也；不邪YIN，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
很明显，这是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来诠释佛家的五戒。他还专门著有《孝论》一篇，认为“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孝道，儒佛道三教皆尊之，而佛教最尊之。因此，他著《孝论》一十二章，“其发明吾圣人大孝之奥理密意”。并在其中的《明孝章》中说：“夫孝也者，戒之所先也。戒也者，众善之所以生。……故经云：使我疾成于无上正真之道者，同孝德也。”孝是“大戒之所先”，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第一戒律，疾成无上正真之道(指成佛)由孝而成，把孝德推崇到了极高的地位。的确，“孝”是我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做我中国人的一项最根本的道德要求。不讲孝敬父母的人就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国人。
儒家讲仁爱，印度佛教讲慈悲，西方基督教讲博爱，这是讲的做人的最一般的道德要求，然而中国儒家讲仁爱又有其不同的特点。中国儒家尤重孝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是为仁之根本，讲仁爱要从孝敬父母讲起，由孝敬父母推至忠君爱国。这是我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品性的一大表现。这就是我们做中国人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为此，中国佛教也就很自然地提出了“孝为大戒之所先”的思想。当然，现代的中国已经不同于古代的中国社会，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的中国人讲“孝”讲“忠”，必须承认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带有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等级性。现代的中国应是现代民主法治的社会，是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因此，我们现在要发扬“孝”道的传统美德，就必须剔除其封建专制和封建等级性，倡导建立在乎等民主基础之上的孝德仁爱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只有这样，也才能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
佛教道德还有着不同于一般道德的特殊品性，为佛教独自所有。正如印顺法师所说：
佛化的道德，建立于般若——无我智的基石，是
破除私我，扫荡执见的特殊智慧，从这种智慧所摄
持，所引导的，便与凡夫的德行截然不同，不再专为
自我，我的家庭，我的庙子，我的故乡……而著想，能
从整个人类，一切众生的立场去看一切。
这即是说，大乘佛教的道德伦理思想是建立在般若智慧(无我智)基础之上的，只有得到了般若之知才能无私无畏，大智大勇，实现大慈大悲的人类之爱，而达到永恒快乐，永恒幸福的最高的涅檠理想的境界。在这里，佛教认为，达到理想境界的关键所在就在于获得最高般若智慧，充分肯定了智慧的决定作用。这是佛教所特有的思想，因此它不同于一般的道德学说。我国的儒家讲仁义礼智信，把“智”作为五常之一，强调了“智”的重要，但并没有如大乘佛教那样把般若智慧当作超凡人圣(成佛)的决定因素。的确，一个人要达到道德的最高理想境界，没有对宇宙人生真谛的高度自觉觉悟是不可设想的。在这里可以说智慧起到决定的作用。有鉴于此，我们当前在道德文明的建设中，也应高度重视道德智慧的作用。佛教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也是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的。
(原载《杭州佛教》2005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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