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宗文集：天台佛学初期——玄光从师慧思学习“法华安乐行”

 　　在天台佛学初期，百济僧人玄光入华求法。关于玄光从师天台宗慧思学习“法华安乐行”的事，《佛祖统记》卷九的《禅师玄光传》、卷二十三的《历代传教表》、卷三十七的《法运通塞志》、《宋高僧传》卷十八的《陈新罗国玄光传》，《续高僧传》的《灵辨传》，《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均有记载。只是《宋高僧传》的《陈新罗国玄光传》作“海东熊州人”，《佛祖统纪》的《禅师玄光传》作“海东新罗人”。熊州(今忠清南道公州)三国时属玄百济。玄光少年时即已体悟人生，产生了弃尘厌俗、求师修行的思想。百济威德王年间(５５４－５９８)，玄光越沧溟到中土求法。到中国后，曾观光陈国，然后选岳衡山，从师天台宗东土二祖慧思学习“法华安乐行”。

　　慧思是天台宗中承上启下的人物，他在佛教史上有两大功绩：一是创立大乘实相禅，结束了小乘禅法与大乘般若理论不相称的局面；二是体悟出圆顿止观，传授给智凯，智凯后来创立了与此有关的天台宗。

　　印度佛教在东流中国的过程中，形成了两大流派，一是安世高小乘系统的禅学，二是支谶般若系统的理论。东晋名僧道安和鸠罗什都试图揉合这两股流派，但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当时北方禅坛，盛行以僧稠为代表的五门禅。僧稠虽标榜依《涅槃经·圣行品》的四念处，但仍未脱出声闻乘的禅数。僧稠一系禅学形成了“未曾思择，扈背了经”的局面。菩提达摩来华后，以“二入四行”教人，标榜了经”的局面。菩提达摩来华后，以“二入四行”教人，标榜“籍教悟宗”，以与僧禅法相对抗。道宣指出达摩禅与僧稠禅的区别在于：“观彼两宗，即乘之二轨(即菩提与声闻乘)也。”僧稠的五门禅虽属教门禅，但由于其在实践未脱出声闻乘路数，与大乘般若思想格格不入；达摩的禅法虽源于大乘实相思想，却倡导不依教理。前者不及，后者过之。只有慧文才使二者真正结为一体。与慧文、慧思差不多同一时期，有六位禅师与他们有“互相咨禀”的学术交往。这六位禅师即不见经传，又不是前后相承的关系。《佛祖统记》载，其中明师，多用七方便，大概是小乘七方便；最师，多用融心，诸法无碍；嵩师，多用本心，三世无来去，真心不动；就师，多用寂心；监师，多用了心，能观一如；慧师，多用踏心，内外中间心不可得，泯然清净，五处正心。

　　湛然的《止观辅行》略叙九师之说中，说文师“多用贡心，重视三昧，灭尽三昧，无间三味，于一切心法无分别。”《佛祖统纪》说文师读《大智度论》，证得三智(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一心中得；又读《中论》“三谛偈”(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而证得一心三观。慧思又深谙《法华经》，从法华的“三乘归一乘”，而证得法华三昧：“《法华》圆顿旨也。吾昔夏中苦节思此，后夜一念顿发诸法门。“一心一学，众果普备；一时具足，非次第入”，“一心具万行。”

　　慧思极其强调禅定的重要性，他在《诸法无诤三昧法门》卷上中说：

　　问曰：佛何经中论般若智慧皆从禅定生？答曰：如《禅定论》中说，三乘一切智慧皆从禅生。《般若论》中，亦有此语。般若从禅生，汝无所知，不解佛语，而生疑惑……如来一切智慧，及大光明，大神通力，皆在禅定中得。……复次如《胜定经》中所说，若复有人，不须禅定，身不证法，散心诵读十二部经，卷卷侧满，十方世界皆暗诵诵行，复大精进，恒河沙劫，讲说是经，不如一念思维入定。何以故？但使发心欲坐禅者，虽未得禅定，已胜十方一切论师，何况得禅定。

　　慧思在《无净门》中虽然强调禅定的重要，但演的仍是次第禅门。而在《法华经安乐行义》中，则讲述法三昧。法华三昧，不再是次第禅门，而为圆顿一乘法门。而在《法华经安乐行》中，则讲述法华三昧。法华三昧，不再是次第禅门，而为圆顿一乘法门。

　　具体说来，所谓“法华安乐行”，即按《法华经》的四要品之一的《安乐行品》的要求修行“法华三昧”的方法。慧思按《法华经》中的《安乐行品》的大旨，根据自己修安乐行的实践心得体会写成《法华安乐行义》一卷。其大意是首先说明何谓“安乐诗”：“一切法中，心不动故，曰安；于一切法中，无受阴故，曰乐；自利利他故，曰行。”其次说明安乐行分为四种：一为“正慧离着安乐行(身安乐行)”；二为“无轻赞毁安乐行(口安乐行)”；三为“无恼平等安行(意安乐行)”；四为“慈悲接引安乐行(誓愿安乐行)”。再次说明具体的行法，须做到“三忍慧，即从生忍(生忍)、法性忍(法忍)、法界海神通忍(大忍)。”慧思的结论是：

　　《法华经》者，大乘顿觉，无师自悟，疾成佛道，一切世间，难信法门。凡是一切新学菩萨，欲求大乘，超过一切菩萨，疾成佛道，须持戒，忍辱精进，勤修禅定，专心勤学法华三昧。

　　玄光在慧思门下受学，由于他秉性“利惹神锥，无坚不犯，新犹劫贝，有染皆鲜，禀此法门，勤行无怠，不久证得，法华三昧”。即证得法华三味，玄光请慧思为之证认。慧思证之曰“汝之所证，其实不虚”，勉励他今后要“善护念之，令法增长。汝还本土，施设善权，好负螟蛉，皆成蜾赢。”玄光礼而垂泣，辞别慧思，自衡山返锡江南，准备乘本国般回国，当般离岸时，只见“彩云耀眼，雅乐沸空，绛节霓旌，传呼而至。”空中呼曰：“天帝召海东玄光禅师。”玄光拱手以礼，只见青衣女子前面引路，少顷领入一宫城，见状不是人间官府。侍卫者都是鳞介之类，而非人也，参杂着鬼禅。召者告诉玄光：“今日天帝降幸龙宫，特请法师来证法门，我们水族城府，蒙受法师利益。”玄光登宝殿后，又上高台，有问必答，大约逗留了七天，然后龙王亲自送别。玄光返回自己的般，问般主等了多久，般主说：“只有半天时间。”

　　玄光归国后的情况，据《佛祖统纪》卷九说：“师既归国，于熊州翁山结茅为居，集众说法。久之遂成宝坊，受道之众咸蒙开悟，升堂受莂者一人，入火光三昧者一人，入水光三昧者二人。南岳影堂如图二十八人，师居一焉。”

　　上文中的所谓“受莂”即“受记”，证明此人来世当为佛。《法华经》的“譬喻品”中有“见诸菩萨受记作佛，而我等不预斯事”的说法。《佛祖统记》卷九中，志磐注释说：“文句受记亦云受莂，受是得义，莂是别了。”

　　“火光三昧”，又称火定，第四禅。《行集经》四十曰：“如来尔时，亦入如是火光三昧，身出大火。”由此可知，“火光三昧”是出火的禅定。《西域记》记述阿难入灭说：“即升虚空，入火光定，身出烟焰而寂灭。”

　　“水光三昧”，又名水定、水观。一心观想水，观法成就，于身之外现出水，所以叫水定。《楞严经》曰：

　　月光童子白佛言，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为水天。教诸菩萨修习水观……我于是时初成此观。但见其水未见无身，当为此丘室中安禅。我有弟子，窥窗观室，唯见清水，偏在室中，了无所见。童稚无知，取一瓦砾投于水内，激水作声，顾眄而去。我出定后顿觉心痛。我自思惟。今我得阿罗汉道，久离病缘，云何今日忽生心痛，将无退出。尔时童子捷来对我所说如上事。我则答言：“汝更见水，即可开门，入此中水除去瓦砾。”童子奉教，后入定时，还复见水，瓦砾宛然，开门除去。我后出定，身质如初。

　　《唐高僧传·法进传》亦有类似记载：

　　法进常于寺后竹林水观。家人取柴，见绳床上有好清水，抬两臼石安着水中，(法)进暮还寺，觉背痛，问其家人。云：“安石子”。语：“令明往可除此石”。及旦进禅，家还见如初清水，即除石子，所苦即愈。

　　从《佛祖统记》的记载看，玄光回国后传播的并非慧思的“法华安乐行”，因为“法华安乐行”属大乘实相禅，而火光定、水光定是第四禅。由此可推知，玄光在华时除了跟慧思学习法华三昧外，还跟其他禅师学习过火三昧和水光三昧。再从韩国方面史料看，玄光回韩后并没有把“法华安乐行”传播开来，所以，韩国当时佛教的“五教九山”中没有天台的一席之地。究其原因，大概是玄光承师慧思，所传授的只是尚未成熟的天台宗。这种不完备的思想当然无法和同时代在韩国流行的三论宗、华严宗、法相宗竞争。另外一个原因是三国时期韩国佛教尚处初传阶段，宗派间的界限亦不明显。因此，法华的特有思想没有被特别正视和发挥。直到后来大觉国师试图结束教、禅双方长期争论不休的局面时，法华思想才在韩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佛祖统纪》卷九还介绍了玄光在中国的法嗣慧旻十五岁投在玄光门下受学，十五年后返回盐老主持光兴寺的事。慧旻文后又转通玄寺行道十七年。唐初年，迁居健康(南京)南涧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