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宗文集:天台佛学圆熟时期——波若、缘光从师智凯学习止观


2014/9/4    热度:355   

 天台宗文集:天台佛学圆熟时期——波若、缘光从师智凯学习止观

   在天台佛学圆熟时期,有高句丽僧人波若和新罗僧人缘光来天台从智凯学习天台止观。

  智凯是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他的圆熟思想是在天台山时期形成的。智凯在接受其师慧思的“一心一观”的圆顿止观后,到“一念三千”、“性具实相”为代表的圆熟时期,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可从两个方面去考察:一是从智凯著作思想形成去考察“,二是从智凯的行迹去考察。

  如果从智凯的著作思想形成去考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三部,即《次第禅门》、《小止观》和《摩诃止观》。

  《次第禅门》(即《释禅波罗密次第禅门》)十卷,是智凯年轻时代的著述,说于建业瓦官寺。《摩诃止观》十卷是智凯晚年的圆熟之作,说于荆州玉泉寺。如果我们把此两著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它们几乎是完全同旨趣的十章组成,我们可以说,《次第禅门》是智凯年轻时代的《摩诃止观》。

  再从智凯的生平行迹考察,智凯三十岁时受其师慧思之遣,去金陵(南京)。金陵为南朝历代帝都,那里自梁武帝热心信奉佛法以来,佛学极其兴隆。另外,由光宅寺法云(476-529)所发扬的法华教学,在那里风靡一时。智凯住金陵瓦官寺八年,讲经名声很高,压过旧学。但智凯认识到:徒众虽然逐渐增多,但弟了中得法者反而减少,亦得为弟子着想。于是决心于天台山修道,时后三十八岁。智凯到天台山后,独自登上上特别孤寂的华顶坐禅。弟子灌顶叙述他在华顶的一个晚上的光景:在后半夜,大风忽然吹来,大有把树根拔起之势。雷声轰隆,震动全山,一群鬼以千变万化的异样之形逼近;释尊降魔时的情形亦不过如此。他定一定心,可怕的现象渐渐消失了。但不久,貌似父母、师父的人走过来,有的想抱他,有的想枕在他的膝上,悲咽流涕,想动摇他的心情。智凯毫不动心,观想实相,终于能够体达者法本元。于是,原来出现的若忧之相终于完全消失。他就这样不为强软二缘所动,坚持到底。在启明星出时,一位禅僧出现,称赞他的毅力和勇气,为他说法。所说的内容,虽只能意会,不能载诸文字,但智凯听罢,心中大悟,心境豁然。因此,他问:这叫什么法?要用什么方法学它?应如何统扬它?神僧曰:这叫一实谛,以般若学它,应以大悲弘扬它。今后我将常在你左右。这便是有名的智凯华顶降魔故事。

  弟子灌顶这样描述智凯大悟的情景,大概是根据想象而写的。尽管如此,但它说明智凯毕生大悟而在天台山达到顶点。智凯在大苏山时,“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等思想已基本形成。在天台山时,从知识性的理解进而完全达到绝灭思维的大彻大悟。从这种意义上看,天台山彻悟非常重要的。它标志着天台佛学已达到圆熟的时期。

  波若、缘光至天台山投在智凯门下学习,学的正是天台圆熟时期的佛学思想。

  关于波若从师天台山智凯的事,《佛祖统纪》卷九和《续高僧传》卷十七的《智越传》内均有记载,但又有出入。《佛祖统纪》卷九的“华顶般若禅师”中把波若写成“般若”,并说:般若高丽人”天隋“天皇十六年(596)乘佛陇求禅法。”而《续高僧传》卷十七的《智越传》后边中的有关记载比《佛祖统纪》详细,今把《续高僧传》中的记载抄录于下:

  台山又有沙门波若者,俗姓商,高句丽人也(严格讲,这句话不通。但古人把国名与姓址在一起的人也少见。如安世高,是安息国人)。陈世归国,在金陵听讲,深解义味。开皇并陈(581),游字学业,开皇十六年(596)入天台北,面智者求授禅法。其人利根上智,即有所证。谓曰:汝于此有缘,宜须闲居静处,成备妙行。今天台山最高峰名为华顶,去持将六七十里,是吾昔头陀之所。彼山只是大乘根性,汝可往彼学道,进行必有深益,不须悉虑衣食。其即遵旨。以开皇十八年(598)往彼山所,晓夜行道,不敢轻睡,卧影不出山十有六载,大业九年(613)二月,忽然自下,初到佛陇上寺净人,见三白衣担衣钵从,须臾不见。到于国清下寺,仍于国清下寺,仍密向善友同意云,波若自知寿命将尽非久,今故出,与大众别耳。不盈数日,无疾端坐正念而卒于国清,春秋五十有二,送龛出所,出寺大门。回举示别,眼即便开,至山仍闭。是时也莫问官私道俗,咸皆叹仰,俱发道心。

  从这段记载,我们知道,波若于陈代来中国,来华后抵金陵听讲,“深解义味”。开皇九年(589)随灭了陈,波若亦因此离天花板金陵而游方学业。直到开皇十六年(596),波若辗转入天台山从师智凯学习止观,不久即有所证。波若遵智凯之意,上华顶修头陀行,其十六年,直到隋大业九年(613)二月下山。无疾端坐而寂,年五十二岁,葬于华顶。

  波若于开皇十六年到天台,而智凯于开皇十七年,而开皇十八年波若上华顶,这说明波若在智凯门下学习只有一年时间,波若上华顶,这说明波若在智凯门下学习只有一年时间,波若上华顶是在智凯寂以后。波若一年间向智凯学的,自然是天台佛学圆熟时期的思想,亦即“一念三千”、“性具实相”之说。然而波若客死于天台山,没有把所学的天台圆熟时期的思想带回韩国,这不能不说是中韩天台宗关系史上的一件憾事。

  缘光,新罗人。《法华传记》和《弘赞法华传》都载有他入华求法的事迹,今综合叙述于下:缘光出身于豪门世家,早年就皈依佛门。他秉性聪慧,过目不忘,识量过人,游心必悟。由于未得名师指点而得不到正道,于是他决心入华求法。隋仁寿年间(601-604),自海路到达昔吴之都会(指南京),正值智凯在此敷弘妙典,于是投身其门下,在止观上深得功夫。数年后,顿觉大悟。智凯因此令他讲《妙华莲华经》,缘光对《法华经》的精湛见解,即便是僧中才高之士亦不得不表示佩服。此后,缘光又入天台别院增修妙观。业成后,复从海路与数十人同乘大船回国。

  根据以上记述,我们可以推知以下几点:

  第一,《弘赞法华传》以缘光入华时间作“隋仁寿年间(601-604)”有误。智凯圆寂于隋开皇十七年(597),缘光如仁寿年间入华,则不可能在金陵听智凯敷弘妙典。

  第二,如果缘光果真在金陵听智凯敷统妙典,那么他听的是天台佛学圆熟时期的思想。智凯曾两次到金陵:第一次于陈光大元年(567)至陈太建七年(575)间,共八年,先后开讲《次第禅门》、《法华经》、《太智度论》等。该时智凯在金陵瓦宫寺讲《次第禅门》基本上承袭了其师慧思的《诸法无诤三昧法门》的套路,将禅定放在修行的中心位置上,主张“若欲具足一切诸佛法藏,唯禅为最”。所以其时智凯对天台宗只是“初定一宗大略。”第二次是陈至德三年(585)春,智凯从天台山再度入金陵,直到陈亡而入居匡庐,这次历时五年,先后在灵曜寺、太极殿、光宅寺开讲《大智度论》、《仁王般若经》和《法华经》。这时的智凯,思想已处圆熟时期。从缘光“后于天台别院增修妙观”一句看,缘光在金陵听讲时,智凯已在天台山创立了伽蓝。据此推测,缘光入华时间应在智凯第二次去金陵的五年间,即585-595年之间。

  第三,如以上推测成立,那么,缘光入华时期虽比波若晚,但投师智凯却比波若早。缘光“入天台山别院增修妙观”时,波若或者尚未入天台山,或者正在华顶修头陀行(因波若曾在华顶十六年未下山),因而他们虽同在智凯门下而不曾谋面。

  缘光回国后,传播天台止观法门,致使“法门大启”,在他的感召下,他的两个妹妹亦归此宗门。缘光一生一直坚持诵《法华经》,日诵一遍,直到老死。由于诵《法华经》,活到八十高龄,死后火葬,舌头独存。此事传开后,“一国见闻,咸叹稀有”,所以人们都纷纷仿效诵《法华经》。

  缘光回国后,新罗国《法华经》的流行大概是可信的。《统赞法华传》还记载着另一件事:新罗真平王末年,有金果毅之子,从小出家,喜欢诵《法华经》,读至第二卷时,不慎误烧一字,因此十八岁时就夭折了。死后投胎到另一地方亦叫金果毅的人家,出生长大后亦出家诵《法华家》,当诵到第二卷,随诵随忘。有一次,梦中有人告诉他前世在另一金果毅家误烧《法华经》一字的事情。于是他依梦中所记寻找,果然找到前世金果毅家,前世父母见到他亦曾相识,家里还藏有烧掉一个字的第二卷《法华经》。母子因此悲喜交集。地方官把这件事奏朝廷,因此举国上下皆传这件奇事。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法华经》的流传并不等于天台思想流传。在天台佛学没有创立以前,可以把接受《法华经》思想看做是以后接受天台宗思想的准备和基础。因为天台宗以《法华经》立宗,但天台宗思想体系创立以后,不能再简单地把《法华经》与天台思想加以等同。因为华严宗、三论宗、唯识宗也都宣传《法华经》。只有站在天台立场用天台宗的“一念三千”、“性具实相”等见解去传播《法华经》,才算是传播天台宗思想。本文第一部分所说的天台宗两大特色中的法华信仰,就是指这个意思。现在有的学者简单地把《法华经》传播就当做天台宗的传播,如把《弘赞法华传》中有关金果毅之子的传扬,看做缘光回国后韩国天台宗传播的例证,这不能不说是对天台宗思想的一种误解。

  另外,又据《佛祖统记》卷七《左溪玄朗本纪》载:天台宗八祖左溪玄朗于天宝十三年(754)九月十九日示灭,司封李华为之作塔铭,文中有“禀法十二人,的(嫡)嗣曰荆溪。新罗传道者法融、理应、纯英”之句。同书卷九的“左溪出世家”下面亦开列“新罗法融禅师”、“新罗理应禅师”、“新罗纯英禅师。”又同书卷二十三的《历代传教表第九》亦说到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八祖左溪禅师于东阳左溪为荆溪湛然禅师说止观,是年新罗法融等传教归国。”可见法融与湛然是同为玄朗门下相处的师兄弟。玄郎虽为天台八祖国统一,但他在理论上并无创见,亦无著述传世。留给后人的,仅有圆寂前的三句咐嘱:“吾六即道圆,万行无得,戒心为本。汝等师之。”“六即”是天台宗所创立的圆教菩萨之行位,依次为理即、名字即、观行即、相似即、分证(真)即、究竟即。玄朗三句话的意思是说:自己以本宗的戒律为心本,按六即行位去观修,最后达到了道圆。这也可以说是玄朗圆寂前对自己一生的自我评价。但他没有把这些经验理论化、系统化而形成文字行世,直到他的三传弟子行满时,才将他的观行验概括为《六即义》一卷(收于《续藏经》五卷)。

  玄朗时期,是天台宗思想的守成时期,他在理论上不仅没有创新,而且连守成都都有困难,因此只主张禅修。大概由于玄朗没有理论,只讲禅修的原因吧,在其门下的法融、理由、纯英只学到一些禅修的东西。这自然不会给韩国的佛教界带来多少影响的。从韩国方面的佛教史实看,确实也是如此,统一后的新罗仍未建立起天台宗。

  天台宗从智凯到玄朗这百年之间的守成时期,理论上了无起色。直到左溪门下的湛然,经他的一番努力,在理论上把《大乘起信论》思想引入天台宗,提出“无情有性”说,力挫华严、唯识、才使天台宗出现中兴局面。湛然以后,又经道邃、广修、物外、元琇、清竦五传,这五传都是平平之辈,直到会昌法难、五代离乱,这一时期,可谓天台佛学从中兴走向衰微时期。

  在天台宗走向衰微时期,中韩关系史上值得一提的是新罗僧人道育。有关道育的行径事迹,见于《宋高僧传》卷二十三的《晋天台山平田寺道育传》。

  道育,新罗人,他的新罗姓氏已不详。道育在唐景福元年(892,即新罗直圣王六年)来华,游天台山。后来从其他地方再返回天台山,驻锡天台山平田寺。他待人接物以慈爱为怀,并一直坚持使自己国家的语言。长期一钵受食,吃完斋后,步行片刻便开始坐禅,从不躺着睡觉。中午,洒扫殿廊,料理寺务。见有残斋,即使霉变发臭,也要把它放起来,等进斋时自己吃。在烧汤、煎茶时,如看到柴上有虫,都要把它放得远远的,行为非常认真。身上穿着宽大的百衲衣,补了又补,衣重难茶。每年从初夏开始直到秋末,他裸露胸背手脚,说是供蚊、虻、山蚂蝗等叮咬,有时被咬得血流遍地。如此坚持四十多年,年年如此。凡是与宾客相见,只说“咿咿”两字,一点也不懂汉语。虽不懂汉语,由于他善解人意,所以从无差错。他头顶上长着白发,配着一副赤龙般的眉毛。身上常带着绀赤色舍利,有人向他要,总会得到。直到后晋天福三年(938)十年十月,终于僧堂,估计大约八十多年。平田寺的僧人把其尸体在山后火化,骨灰中得舍利许多。

  后唐清泰二年(935),《宋高僧传》的作者赞宁曾游石梁,回来时在平田寺与道育同住堂内。当时已开始春暖,道育仍然烤柴取暖,口中唠唠,通夜不停。听说凡供奉罗汉的大斋日,道育这一天就不吃东西。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到殿内用斋?”道育口称“伊伊”而去。当时,还有人目击,道育曾遇上一只考虎,老虎对道育嗅一嗅,离道育盘桓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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