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宗文集:天台宗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2014/9/4    热度:240   

天台宗文集:天台宗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智凯采取了“六经注我”、“随义立名”等方法,从当时中国祖会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印度佛教进行了取舍、发挥和再创造;又把中国哲学中有关人的心理活动、精神修养、人性等理论吸收到天台佛学中,提出种种命题,并用一系列的范畴进行思辨论证,建构了天台宗完整的佛学思想体系。天台佛学思想不仅直接影响其后的佛教各宗,而且对宋明理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理学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哲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宋明理学为什么要援佛入儒呢?宗密《原人论》中提到这个问题,他的看法是:“推万法,究理尽性,至于本源,则佛教方为决了。”这是说,在“究理尽性”、探究宇宙本原等哲学理论方面,佛学是最高明的。儒家在这方面是不入门径,大为逊色的。所以李士谦在论三教时也说:“佛日也”,“儒五星也。”(一)[注:(一)《佛祖历代通载》三十九。]对于这种贬责,不少儒家人物是默认的。一些想重振儒学的学者更是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一方面,他们力求从儒家固有的经典中搜求有关思想,如涉及心性修养的《孟子》、《大学》,讲天道天命的《中庸》等均被重视起来。另一方面,就是援佛入儒。把佛教思辨的本体理论、精致的心性理论和直觉的修持方式等加以改造、吸收,以充儒学之不足。正如全祖望所说的:“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以其先导周敦颐为例,《宋元学案》中说:“又谓周子与胡子恭同师僧寿涯;是周学又出于释氏矣。”(一)[注:(一)《题真西山集》。]又如程颢,《宋元学案》中说:“明道不废佛老书,与学者言,有时偶举示佛语。”程颢自称“泛滥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二)[注:(二)《二程集》。]又如辟佛最有力的张载,《宋史》中说:“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三)[注:(三)《宋史·道学传》。至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则自述: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禅。”(四)[注:(四)《朱子语类》。]王阳明也自述,心学三变,其中一变是“诀佛老归儒学”。实际上,朱熹、王阳明都是继周程之后,汲佛学以会通儒学最得其妙者。对此,学者早有所识,张方平说:“儒家淡薄,收拾不住,皆归于释氏矣。”袁枚说得更为明白,他说:宋儒“目击佛老涛张幽渺,而圣人之精旨微言,反有所闷而未宣;于是入虎穴,探虎子,闯二氏之室,仪神仪貌而心性之学出焉。”(五)[注:(五)《小仓山房文集》卷二一。]确实如此,理学以儒为宗,采佛学之长补已之不足,从而突破了儒学规范化以后导致的停滞、僵化局面,使儒学得到改造和发展,并把我国古代哲学推向一个新的境界。

  叶适曾说过:“程张攻斥老佛之深,然尽用其学而不自知者。”(一)[注:(一)《习学记言序目》卷五十。]叶适这句话道道出了当时儒学者对佛家学说既吸收又排斥的心态。据台湾学者唐君毅在《略谈宋明儒学与佛学之关系》一文中统计,宋代理学家中只有杨慈湖、直德秀是不辟佛的,明初的儒者只有陈白沙、宋濂是不辟佛的。如张载、朱熹、王阳明都是极力排佛的。理学家排佛尽管言论尽多,但大致不外乎几点:一是儒释门之见,儒以正统自居而贬斥佛学。二是儒为入世之学,佛为出世之学,儒斥佛空谈而不能经世致用。三是斥佛为“导端之学”、“西方之教”,儒以道统自居。四是不知而作,有些人没有涉及佛学之深处,就去批佛,批评极其皮毛。

  理学对佛的“排”与“援”是辨证的统一,理学在对佛学的批判和吸收中前进、发展,是合乎思想发展规律的。在二者的比较中,理学的“援佛”远远超过了“排佛”。佛学长期发展成熟的心性之学渗入到理学内部,使儒学的世界观显得更加深刻。因而从认识发展的角度来看,理学的援佛入儒,无疑是个进步。

  关于佛学入儒,学术界一般认为:朱熹近道、陆九渊近禅、王阳明近狂禅。笔者认为,这些都是从形迹上看的,其实,对宋明理学影响最大的是天台宗的佛学思想,天台的义理、心性、思辨之法对宋明理学之影响,可以说是沉入深处,进到骨子里,远远超过“不立文字”的禅宗。

  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是朱熹和王阳明,要探索天台宗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只要剖析一下朱熹和王阳明思想也就可见十之八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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